| 三、 傳統道德理性與社會正義的關係
在新的歷史時期，以主體修養、內心體驗和道德實踐為核心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特別是 儒家的道德理性思維，對於科學地呈現和真正地實現社會正義，具有歷久彌新的積極價值。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劇、政治多極化的格局已經形成、文化多元化的態勢不可避 免、信息技術網絡化的工具理性手段日益彰顯的當下時代，如何將現代性內化為一種主體生 命的意義？猶如伽達默爾所說：體驗作為生命的經歷，『它以兩個方面的意義為根據的：一 方面是直接性，這種直接性先於所有解釋、處理或傳達而存在，並且只是為解釋提供線索、 為創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面是由直接性中獲得的收穫，即直接性留存下來的結果』［11 ］。中 國傳統哲學的心性義理之學，為我們提供了這種主體體認思維的獨特智慧，其直覺智慧啟迪 我們，面對當下全球化的境遇，我們必須在和而不同的原則下，學會整合創新的全球思維； 反對傳統形而上學教條下的兩種極端思維傾向：其一是文化一元論的話語霸權主義思維；其 二是文化相對主義的消解理性的所謂後現代主義思維。前者根據西方現代性的理性至上原則 兜售西方的制度理性，主張這種制度理性能夠公平分配一切社會資源、財富和權利，從而實 現社會正義；後者則在價值多元的旗號下，主張怎麼樣都行，從而反對文化的溝通與融合、 主張社會正義並無客觀標準。 相形之下，中國古代的思想智慧則以主體內在生命體驗的方式，早熟性地覺悟到人生智 慧，為社會正義及其實現，找到了內在的文化本體論根據。因為文化緣起於人化，文化的功 能在於化人。中國古代思想智慧，特別是儒家思想的人生智慧，從內在心性的道德悟性層面 ，詮釋人的外在行為及社會義理的合理性根據的思想方法，對於現時代人們真正實現社會正 義，無疑仍然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中國文化在開端處的着眼點是在生命，由於重視生命、關係生命，所以重德。』［ 12］ 人對於自身德性的認識並不像認識外界自然那樣，需要不斷積累見聞，而是訴諸直覺悟 性的慧根，所以北宋張載云：『德性之知不萌於見聞』，主張宇宙大道就在日常倫用中，所 以『天道遠，人道邇』。因此，對於人生和社會智慧的覺悟並不必然依賴於知識的多寡。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先哲的 人生智慧的早熟，正是在天人關係緊張、人之對天無知而敬畏的狀況下，人類對於自身心性 和德行的內省的結果。這些先哲主張以德配天，替天行道，追求天人合一；而人只要有了體 道、知道的主體覺悟，行道、布道、守道的實踐行為就自然言行化成了。正可謂：『朝聞道 ，夕死可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全部中國思想史是一部主體體認人生之道、社會正義之道、宇宙大 道的悟道的覺悟史。如【尚書•洪範】中所說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可見，古人把正 確的政令、規範和法度視作人君對於天道的覺悟。 【左傳】中『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和『王 祿盡矣，盈而盪，天之道也』的立論，更有悟道、持道、守道的主體覺悟的意境。 老子認為，對於作為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規律的道的認識，必須訴諸直覺悟性。在老子以 前，人們對生成萬物的根源只推論到天，而沒有涉及天究竟還有沒有根源。到了老子，開始 推論天的來源，於是提出了道。道雖存在於萬物之中，但不同於可感覺的具體事物，它是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是構成天地萬物的共同本質的東西。所以，只有富有道 德大心慧根的人才能覺悟它，即『無思無慮則知道』。 戰國時期，齊國稷下道家『精氣』說，把虛而無形的道看作是流布於天地之間、遍存於 萬物內部的『精氣』。【管子•內業】認為，『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 物以成，命之曰道。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人何以體道，貴在采天地萬物之氣 而內化為道德之氣。 韓非汲取並發展了老子的樸素辯證法，提出關於道、德、理三者相互關係的學說，他說 ：『道者萬物之始，……萬物之源』，是『萬物之所然』、『萬物之所以成』，是萬物的普 遍規律，而萬物的特殊規律就是『理』，道是『萬物之所稽』，『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 之理』。而只有人的德性，才能達理而體道。 【荀子•天論篇】強調，『天道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人們必須替天行道，以 德感天，而不能怨天尤人。在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的觀念看來，在天之道與為人之道是一致的，人道是由天命決定 的。論道做人，就是知天命的功夫。在商周時代，天就被人們在心中肯定為至高無上的神， 它具有降臨人世『吉凶禍福』、『得失成敗』的權威。【中庸】更提出了『天命之謂性』的 命題，一方面用天命來說明人的本性，另一方面用人性來說明天之所命，這是把天內在化了 ，於是就自然引出了『天人合一』的理想。所謂『天人合一』就是發揮人的本性，以便與天 的潛能合而為一，道家創造性地把天的範疇發展到道的範疇，使儒家的先王之道、君子之道 發展成為一種本體之道、宇宙之道。儘管它認為道是一切現象的根源和最終歸宿，是自然化 生的過程和全體宇宙的本質，道包含並遵循『有無相生』、『負陰抱陽』、『無為而無不為 』，反、覆、一的辯證法則，但最終還是要落到道可為人用來處世治國上，故道不遠人，人 能弘道。這與儒家強調的學問和人生履踐的全部功夫都在於論道、行道、弘道是一致的。特 別是中國古典文化的人本主義精神，使其對於道之本體的理解側重人倫綱常，所以論道的關 鍵仍然回到了守常做人。 這種着眼於生命道德的人生智慧，以敬天愛民的道德實踐為出發點，覺悟到『性命天道 相貫通』的直覺悟性的體道途徑的重要性，把主體的德性覺悟，視作體天道、知事理、順人 心的先決條件。故此必先說『正德』，然後才可說『利用』與『厚生』。即是說，只有內在 心性的德性實踐的功夫到位了，外在的政治實踐的理想才有可能實現。對於社會正義而言， 先有了正義之心性覺悟的內在意識，之後才有社會正義的行為努力和制度安排。如儒家正視 道德人格的生命，強調使生命『行之乎仁義之途』，從而以精神生命的涵養來控制情慾生命 ，以悲憫之情追求最高的道德價值。『致中和』就是為了使『天地位』，使『萬物育』。這 里的『位』可以理解為有差異的正義秩序，它是確保發展（『育』）的重要前提。 自西周以降，中國傳統思想往往『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慧為惟一關心的問題，而無暇論 究好像不着實際，不合實用的希臘智者所醉心的宇宙根源問題，以及認識自然與一般知識技 能問題』［13］。這種輕自然、重倫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會思潮，在春秋時代發 展為一種 普遍的時代精神。如【左傳•昭公十八年】中子產所云：『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 以知之?』天道是彼岸世界的事，不可及亦不可知，即莊子所說的『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人際關係則現實得多，於是便成為人們注視的中心。人們以往在將其與西學近世以來 的科學理性思維的比較中，這種道德理性的思維大凡都受到批判和否定。但是，今天看來， 這種重視人的道德良知的古代思想智慧，對於社會正義及其積極實踐，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 積極價值。這一點已被大量的歷史事實所證明。 例如，在公元5―15世紀，中國傳統重視人的道德理性覺悟的思維方式的積極作用就得 到了充分地發揮。這一時期，中國封建社會走向鼎盛、東方文明呈現燦爛輝煌，中國社會的 物質文明和道德文明相得益彰，實用道德理性的思維方式對此功不可沒。 首先，就思維的廣度而言，當時中國人充分地涉及了自然、人文、社會、技術、藝術、 建築、音樂等領域，而不像中世紀西方人那樣『只知道一種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明 代出版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就充分體現了這種思維廣度，它涉及自然、社會、律 法、藝術、哲學、工藝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對此，著名的科學史學家李約瑟博士曾評價說： 『中國的這些發明和發現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15世紀以前更是如此（關於這一 點可以毫不費力地加以證明）。』 參見李約瑟著【中國科技史】序言(科學出版 社1975年版)。 其次，從思維方法來說，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通過強調實用，把道德理性的思維趨向發展 為重視技藝、生產和應用價值的實證性方法，因此決定了對經驗方法的迷戀。而西方中世紀 則獨尊神學理性的抽象方法，追求和思考那些虛無縹緲的、跨越時空關係難以直接體驗的神 學問題，並以主觀繁瑣的三段論進行證明。 再次，從思維結果看，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成功地完成了以火藥、羅盤針 、印刷術為代表的重大發明，從而使其在天文、地理、算術、曆法、醫學、農業、水利、冶 金諸方面都雄踞世界前列。而中世紀西方人的神學思維方式恰如培根所說，是『不生育的尼 姑』，沒有在科技方面結出思想果實。這一時期，中國思維以博大而精深的體系君臨世界文 明之林。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求諸身，統攝天下萬物萬事於思維之中，並對 其予以深刻的反思。在哲學理論思維上，形成了諸多體系和不同理論，既有宋明程朱、陸王 的理學心學體系，又有張載、陳亮、葉適等的唯物主義思想。無論在本體論、認識論還是辯 證法方面，都是歐洲中世紀哲學思維所不能比擬的。 今天，人心問題仍然比制度問題更為重要，而且仍然是制度問題的前提條件，社會正義 及其實現也不例外。人們只有廣泛地達到了對社會正義的道德意識自覺，社會正義的制度規 范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所以，在社會正義及其實現的問題上，既不可完全訴諸西方現代性 的制度理性安排，而對中國傳統道德理性文化資源採取『丟儘自家無覓處，手捧金缽效貧兒 』 盛唐詩人司空徒詩句。的本土文化虛無主義態度，也不能完全希冀中國 傳統 心性義理的德性文化能徹底解決現代社會的正義問題，而應以融會中西、整合古今的創新思 維，讓社會正義通過人的道德意識自覺與合理的制度規範相得益彰而蔚然成風。 來源：哲學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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