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元化晚年談話錄】吳琦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
最近，薛羽兄把他責編的【王元化晚年談話錄】樣書寄給我，著者系王先生弟子吳琦幸博士，書籍的時間跨度不長，2007年暑假、2008年寒假16天，這是吳先生回國與王元化先生的學術交談，但這卻是王先生學術反思精神的最後呈現，值得學術界和思想界重視。王先生的學術成果涉及文藝理論、古代文論、哲學、現代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等領域，限於學識和篇幅，我只談以下幾點，對當前學術研究的重要啟示意義。 一是有關社會現實的反思。王元化先生有濃厚的社會關注情結，晚年尤甚。1992年因閱讀一篇博士論文，開啟了先生人生的第三次反思。這次反思，王先生顯得很大膽，對『絕對理性』觀念提出批評，這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開啟了90年代中期的社會思潮大變革。先生提出了對『思想界鬥爭』的看法甚是新穎，『所謂思想界的鬥爭，並不是你死我活的，它可以並存的，有時候甚至可以互相吸取點什麼東西，雖然它們在競爭時斗得很厲害，但不是一個絕對的，你死我活的鬥爭。』王先生對社會問題簡單化的傾向提出批評，打破了過去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及其框架。王先生對現實的關注，深入到認識論的內核，這正是先生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內容。【談話錄】中，他進而思索有關專制與民主的社會問題，對美國民主、托克維爾的民主觀、芝加哥社會學派表達自己的看法。 二是當前學術風氣及治學的反思。學術環境的日益惡化，中國學術界存在浮躁的心態，潛不下心做學問，喜歡搞大理論建立宏大體系，是中國學術風氣的基本表現，針對學生吳琦幸的提問，王先生提出『治學精神我們還是要研究老一輩的方法，他們具有樸實的治學風格，堅守學術獨立』（第74頁）。王先生對陳寅恪、楊樹達、程樹德的學術追求做出高度讚揚，對當前簡單化解讀【論語】經典和百家講壇的現象進行了批評，認為他們這種簡單化的學術解讀『有點譁眾取寵，或者是把學術淺薄化了』（第79頁）。面對傳統文化的喪失或故事化，王先生認為這是學者們『功利』觀念導致的，『為了迎合聽眾、觀眾的心理，對一些歷史人物作了不必要的解釋或加進現代社會的庸俗看法』，『用現代的觀念來解釋，或者以現代的商業觀念來迎合』（第82-83頁）。王先生的治學反思現在讀來讓人警醒，病中的他對治學有着自己的理解，『還是要用一個多麼嚴肅的態度來做，要很虛心，很謙恭的從事這個學術才對』（第83頁）。王先生特別指出陳澧對近代學風的潛在影響，『陳澧在中國近代史上不太被人知道，但是她對乾嘉以後的學風影響很大』（第105頁），他指出治近代思想史的人有一個偏差，『着重在政治，着重在維新改革這個方面，因此對於整個學術的脈絡就沒有理清楚』（第106頁）。我很讚賞王先生對學風的態度，特別是他的『學術可以很緩慢地改變這個社會的風氣』（第110頁）。 三是有關現代文人的點滴評價。王先生是受五四精神影響而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站在歷史的高度上來看，他們這一代人對五四精神有着複雜的感情。【談話錄】中涉及周作人、魯迅、錢鍾書、胡風、王力等人的印象式點評，雖然是點評，但評語非常犀利，為歷史和思想史的重新梳理提供新的材料。如有關周作人，『就說周作人吧，在五四時是一個人物，後來當了漢奸，散文寫得不錯，晚年也靠魯迅吃飯。最後寄沉痛於悠閒，當然還有些文學風格』（第22頁）。如有關胡風，王先生和胡風有着複雜的關係，曾被定為『胡風分子』，但他與其他『胡風分子』有差別，他對胡風有深刻認識和反省，『胡風這個人的宗派思想非常厲害……他們只是要把胡風一派的書可以出，別人的書都不可以出』（第47頁），『我對於胡風這個人可以說是很不喜歡的。但是後來說胡風是反革命我是不同意的，我始終不認為』（第48頁），『在胡風圈子裏的人，好像你去批評胡風你就等於是叛徒』（第51頁）。先生對魯迅批評施蟄存的『文選風波』持論公允，『我看魯迅以前對施蟄存……其實都是很小的事情，勃然大怒，現在看來都是一點點皮毛事情，有的還是誤會』（第135頁），先生摯愛魯迅，但不是盲目的愛，他辯證地看待自己崇敬的對象，提出對魯迅研究的交叉學科可能性，『魯迅研究（這門學科），並不能只是研究魯迅，而要綜合地各個學科一齊來。這實際上是因為魯迅本人的學問和思想是牽涉到很多不同學科的』（第138頁）。對錢鍾書、王力等人的評價文字很傳神，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王先生在學術界的人際關係。 王元化先生時刻強調自己的閱讀量很小，這是先生謙虛的表現，但先生那種精讀文本的讀書技巧、對學術持懷疑的精神，在這本『談話錄』中處處洋溢出來，對我們這個浮躁的時代環境、浮躁的研究者們無疑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袁綿權） 來源：北京青年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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