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太史公 地方志背後的故事(5)

留個紀念還是留住歷史？

進入21世紀，三晉大地上，『煤老闆』似乎一夜之間冒出來，迅速搶占各大媒體的頭版。

依託煤炭資源，一些村莊也富了起來，當地開始流行修村志之風。在那家報紙負責人的介紹下，霍新會開始給澤州縣的一個村寫村志。『經濟發展了，留個紀念。』有村幹部對他講。

這個村有兩個煤礦，村民的收入水平因此直線上升。一年多後，霍新會寫了30餘萬字，交給對方。此後，他幾乎沒有空閒，這個村寫完，就有那個村來約。這幾年，他一連寫了4部村志，胡底村的那部也快完工了。

現在的霍新會，更像是一個熟練技工，往固定的模子裡填東西。甚至連調子都一樣。

『多寫寫農村的變化，寫寫現在老百姓過的好日子。』幾乎每個村幹部都會這麼跟他說。

打工者霍新會於是就寫農村的變化，寫老百姓過的好日子。『我就是一打工的，寫不好人家不給錢。』霍新會說。

每部村志，他通常需要一年多的時間，能拿到一萬多元。不過，這點錢也不好掙。有一個村，至今還欠他不少工錢。

當然，在他眼中，農村的確在發生變化。光從一些順口溜就可看出：

上世紀50年代，農村姑娘找對象，流傳著這樣的話：『一工二干三學生，退伍軍人等一等，老農民發癔症。』

到了60年代，『不嫁工，不嫁干，要嫁就嫁放羊漢，穿毛衣、吃飽飯。』

80年代，農民的地位開始提高，找對象相對容易點兒了。當地開始流傳『窮工人、富幹部，老農民有前途，沒錢花了賣紅薯』的順口溜。

進入本世紀，『小康工人富幹部，人民教師坐花轎，辛苦農民吃得飽，小康路上邁大步』的說法又流傳開來。

然而，還有另外一些變化，他沒法寫在村志里。一些禁區是他觸碰不得的。比如農村的計劃生育、『三農』問題、環境問題、村幹部的貪腐、村委會選舉中的賄選現象等，都不能載入史冊。

要寫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框框』依然在，正如他在寫縣誌時一樣。他也不想去碰，當年那根緊繃的弦兒還會時不時拽他一下，更別說他時刻忘不了的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了。

但留住歷史的念頭時不時會冒出來。

有一次，他寫了一些反映上世紀60年代幹部專權的順口溜，比如『隊長有權，會計有錢，撐死保管，餓死社員』、『惹了小隊長，一年不順當，秋後不分菜和糧』等。結果，在審定書稿時，這些順口溜全部被刪掉。事後有人對他說：『領導看了，很不高興。』

『認了吧，現實就是這麼一回事。』霍新會當時想。

好在也有讓他『盡興』的時候。在當代人物傳記中，他可以儘可能多地寫這個人做的事，而不是寫成簡歷。那些在縣誌中略掉的『地富反壞右』，也能比較客觀地出現在村志中。

寫來寫去，霍新會算是想明白了，『村志實際上也是一部有選擇的歷史』！

他感觸最深的一件事是，在一個村寫村志時，當地一家的祖上，曾有人在國民黨部隊任職，後來此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最終平反。因爲此人對村里做過不少貢獻，村志編撰班子打算將他寫進史書。但去徵求家屬意見時，遭到對方拒絕。

『人已經不在了，就不要再翻舊案了。萬一來一場什麼運動，我們家就沒法活了。』對方告訴霍新會和陪他同來的村幹部。

霍新會還能清楚地記得那個家屬的強烈反應。『就和我一樣，過去的事，一提就害怕。』

事實上，霍新會及家人從未被真正批鬥過。但他見過別人挨批鬥，也見過父親去『陪批』。村里原有一個富農，在挨批鬥時，『連親生兒子都罵他』。

那個場景，霍新會一直記著。『想想真可悲。』他嘆息道。

如今再去他寫過村志的村子時，一些村民看到他會打招呼：『我們村里都出書了，很多人都誇你呢。』霍新會『嗯嗯』地應著。可一轉身，他就哀嘆一聲。

年近古稀的霍新會，很想爲自己的村子重新寫一部村志。在這部村志里，他要詳細地記錄每一個歷史時期，每一個人，不管失誤與成績，一股腦兒寫下來。這是他心中的『客觀記錄』。

『這部村志屬於我，屬於這個村莊。它不屬於哪一個領導，我也不要看誰的眼色。』

許多年過去，這個村子變化太大。水泥路從村子邊上經過；那條小溪依舊在流淌，可是水已經很小了；幾乎家家都蓋起新房，可人心散了，村子也不再熱鬧，只留下一些老頭兒老太太。

村裡有一座廟，廟前有個戲台子。霍新會小的時候，這是村里最熱鬧的地方，每年還會唱兩台戲。

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成爲羊圈，地上滿是羊糞。廟裡牆壁上的壁畫，已經殘缺不全。霍新會記得，曾經，這些壁畫『美輪美奐』。

過年這段日子，他每隔幾天就會到廟裡看看。壁畫快沒了，人也快沒了。在這個地方挨過批鬥和批鬥過別人的人，一個個老去了。想要找一個能完整講述過去的人，變得異常困難。

『再不搶救，村子就沒有過去的影子了。』霍新會說，『我也老了，快要寫不動了。也許，一輩子我也完不成我想寫的村志。』（郭建光 文/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