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太史公 地方志背后的故事(4)

社会说变就变，就像那一段历史没有发生一样

在沁水县志办工作5年，临时工霍新会交出80万字的书稿后，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在编写县志过程中，与在大集体时代一样，他仍旧有充足的干劲。妻子在家侍弄那几亩薄田，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不过，与以前不一样的是，在大集体时代，身上的家庭出身烙印，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洗刷掉那个烙印。然而，当他快要成功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时代已经不需要他那样的“卖力讨好”。

到县志办工作，霍新会奔着转正的目标。可是不久，他就被县志办辞退。人没挪窝，又被县志办临时聘用。但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转正的机会。

“20多年的努力白费了。社会说变就变，就像那一段历史没有发生一样。”坐在昏暗的小屋中，霍新会感慨道。

他不得不“为稻粱谋”。两个儿子已经长大，做父亲的至少要给每个儿子盖一院房子。不过，这个目标，到现在他都没有实现。他只在上世纪90年代，给一个儿子盖了4间二层楼房。而他和老伴，仍住在80年代盖的3间土房中。

老了，霍新会记不得很多事，但也忘不掉很多事。

他还记得，有一个农民，是“农业学大寨”时期的一个典型人物。此人他很早就听说过，是那种干活卖命的“主儿”。在一次农田水利建设中，此人遇塌方身亡。“当时县委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学习了两年多。”可是，当霍新会在县志办提出要将此人写进县志人物传记时，被断然否决。

“大家学得轰轰烈烈的，结果连个名字也写不进史书。你说说看，这叫什么事儿？”他至今也想不明白。

还有，大跃进时期，大家热火朝天地干，结果一句“决策失误”就了事。有些“失误”的农业政策，甚至都没在县志中体现。

“成绩归成绩，失误归失误。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在县志中都不提，怎么个以史为鉴法？”

不过在他离开沁水县志办时，他还顾不上思考这些问题。口袋的鼓与瘪，关系着他全家的生计。找工作才是他的首要任务。

参与编撰沁水县志时，他结识了周边县城县志办的干部。1985年，当他离开沁水县志办后，永济县县志办邀请他参与编写永济县志，并开出更高的工资。于是，他搭长途车到了永济县城，一住就是4年，完成了该县的“财贸专志”。

4年之后，他又回到农村，用那双书写历史的手，侍弄土地。

凭着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声誉，他也能找个短工干干，帮乡镇企业写写宣传稿，也能拿到高于力气活的报酬。日子稍有了起色，能“赶上父亲的水平”。

有一次，霍新会为一家乡镇企业的老板写了篇人物通讯，在当地获了奖。他的名声更大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沁水县委成立通讯组，他被邀请到通讯组工作。干了一段时间，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这些文章，被他一张张剪下来，贴到一个本子上。“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资本。”话刚出口，他就赶紧捂住嘴。

一旁的老伴听到，回了一句：“你还好意思说，你看看自己住的什么地方，说出去丢人。”霍新会便不再言语。

从1998年到2003年，霍新会踏踏实实干了几年农活。除播种外，家里的农活没有他拿不下的。在此期间，他也去找过政府有关部门，希望能给自己解决转正的问题，但最终没落实。

偶尔，他也写点心得体会，投到当地的报纸上。一来二去，他认识了当地一家报纸的负责人。2003年春天，此人一个电话，又打断霍新会务农的生活。

60岁这年，霍新会那双满是老茧的手，重新操起纸笔，撰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