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太史公 地方志背后的故事(3)

写史要客观公正，但有一个“框框”

在水利工程处干的那几年，霍新会为自己攒足了名声，也为他以后写县志村志打下了基础。

1980年，国务院指示，要各地“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沁水县就此成立县志办。办公室的一名干部认识霍新会，知道他“写一手好文章”，便邀请他加入。霍新会欣然应邀。

也是同一年，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编写方志要遵从“三新”及“三性”观点。所谓“三新”，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三性”则指“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

胡乔木的讲话，为当时的地方志编撰定了基调。沁水县也照此着手编撰本县县志。

到县志办后，霍新会“大吃一惊”：参与编写县志的，大都是曾经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些人来写县志？”霍新会说。

后来，他很庆幸，其中几个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启发了他，让他那根紧绷的弦儿稍松了一下。

初期，大家在一些问题上颇有争议。比如，文革该如何写，文革前的各种运动该怎么写，现代人物如何评价等。

霍新会还记得，一个当年的国民党老兵、黄埔军校毕业生曾提出，要客观对待国民党抗日历史，要客观评价党在改革开放前30年提出的政策等等。每次开会，这人都要提到这些问题。但是，“始终没有人敢定调子”。

争论不下，这个老兵便拂袖而去，不再参与编写县志的工作。

1981年6月，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为当时地方志的编撰工作，划了一个“框框”。县志办内部也达成一致意见：凡是涉及到历史问题的，都不能超出《决议》的定性。

但在霍新会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个人原则：“书写历史，要尽量客观公正。”

饥饿是他永不磨灭的记忆。“不把这段历史客观描述，回避失误，只写成绩，会让人觉得历史不真实。”他说，“当时我内心很挣扎。”

内心的挣扎一直持续到现在，与他那根紧绷的弦儿不停地斗争。不过在写赵树理时，他的“弦儿”开始为他的内心退让。

赵树理是沁水县作家，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山药蛋派”，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反右倾”开始，赵树理便被定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批判对象。文革开始后，他遭迫害致死。

对于赵树理，霍新会相当熟悉。他的家离赵树理的家乡不超过10公里。少年时，他因喜爱文学，不止一次跑到赵树理的家乡，还有幸听过赵树理讲课。

动笔之前，他多次访问赵树理的亲朋好友，甚至还两赴太原，与赵树理的一名同学、离任的山西省副省长交流。

后来，他写了一篇最长的人物传记，8000多字。初稿中，他特意写了赵树理因何受到批判。但是在成稿中，字数被删掉不少不说，他特意写的那一段最终也未能面世。

“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违反了写文革‘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二是忘记了人物传记要写积极向上的一面。”他说。

写另一个人物贾景德时，霍新会内心也挣扎过。贾景德是沁水人，曾做过阎锡山的秘书长，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及秘书长。霍新会在采访中，得知他为家乡做过不少贡献，比如办工厂、修公路等。

霍新会本想将其对家乡的贡献写进县志。可是他的方案没被认可。最后他只寥寥地写其在国民政府担任过什么职务。

“搁现在，我一定会重新评价这两个人。”霍新会说，“但我有‘政治恐惧’，怕写多了挨批斗。”

被否定的次数多了，他便不再在编辑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一切“按领导的意思写”。

“说了有什么用？我就是一临时工，说得多了，连饭碗也砸了。”霍新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