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土文物器皿和出土文獻資料所蘊藏的文化―美學含量，對於中國美學史的研究有重要價值。近幾十年來出土文物（文獻）的新成就，實證性地為中國美學史的『新學問』，提供了『新發現』，使得研究者重新面對和考量已有的對象和結論。王國維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陳寅恪所闡釋的『三類比較論』，對於近、現代宏觀學術理念和方法論具有嶄新的意義。地下和地上，出土和傳統，文獻和實物，或互證，或反證，或補證，其近緣關係，為深刻意義上的現代學術轉換亦即歷史維度――審美維度的價值重構奠定了基礎。出土文物（文獻）從多方面對中國美學史的基本經驗產生早期積澱，形成諸多審美原則，從而在審美的普適性上澤被深遠。
20世紀以來，中國文物、考古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有些成果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大量出土的文物器皿以及附着其上或單獨呈現的文獻資料，文化――美學含量十分豐富，對整個文化界的繁榮、發展是有力的推助。殷墟甲骨的發掘，成就了一門古文字學――甲骨文的形成以及殷商史的研究。敦煌藏經洞的意外發現，加速了敦煌學的形成。漢畫像石為漢代美學研究打開了通道。南京西善橋出土的竹林七賢磚雕，為【世說新語】的傳世紙本提供了鮮活的標本。幾十年來，馬王堆、法門寺、曾侯乙、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等，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文化熱，並成為新學科、新學問。 摘自吳功正【出土文物（文獻）與中國美學史】，原載於【齊魯學刊】2013年第1期 來源：中國文化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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