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蔡昉、李建民等“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家”出版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的报告，判断2010年中国的生育率还有1.5，如果全面放开二胎后，头几年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到4.4以上，总人口会在2014年突破14亿，在2044年达到15.35亿的峰值。因此建议分步放开二胎。德意志银行最近的报告认为，中国分步放开二胎后，生育率将从目前的1.45上升到1.66，会在2028年达到14.2亿人口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甚至认为，中国2010年的生育率还有1.63，其低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13.9亿，在2020年达到14亿。笔者不同意上述预测。

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有多高

　　人口普查中最可靠的数据之一就是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是预测人口的核心参数。总和生育率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15-49岁），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以2010年人口普查为例， 15岁妇女人均生了0.00011个孩子（年龄别生育率）...... 30岁妇女人均生了0.05979个孩子...... 49岁妇女人均生了0.00372个孩子，那么将15岁-49岁所生孩子累计，就是1.18个孩子。可见，生育率是15岁-49岁这35组育龄妇女及其孩子的配套榫卯关系，即便某几个年龄组存在误差，但不至于影响总结果。

　　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有多高？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这些数据大致互相印证：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并没有达到1.5。国家统计局人口司普查处处长崔红艳等人以人口普查低年龄组存在漏报为由，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为准，将2000年、2010年的生育率修改为1.64、1.50。如果人口普查存在漏报，年龄越低漏报率越高，因为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要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孩子的户口，没有必要漏报了。但是，崔红艳的分析结果却显示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都是5岁-9岁比0岁-4岁漏报率更高，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2012年中国分别出生了1604万人、1635万人，那么，生育率应该分别为1.46、1.48。但是，《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1年生育率仅为1.04。

　　事实表明，1994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明显偏高，比如，国家统计局公布认为1996年、1997年分别出生2067万、2038万，用存活率推算，2010年的14岁、13岁人口应该为1995万、1968万，但是，2010年普查显示14岁、13岁人口（都已经上初中了，不存在漏报了）分别只有1589万、1523万。

停止生育控制后生育率会达多高

　　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以可比较的1990年国际元为标准，中国大陆2010年的人均GDP相当于中国台湾1987年、韩国1989年的水平，当年中国台湾、韩国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70、1.58 。中国试点二胎的山西省翼城县、甘肃省酒泉市、湖北省恩施地区的生育率在2005年之前就已经低于1.5了，说明二胎政策下的生育率也是很低的。

　　泰国、伊朗的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人均GDP）与中国一致，泰国城市化水平比中国还低，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11年泰国、伊朗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56、1.64。日本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40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1996年之后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1.4。2010年印度较发达的七个邦的生育率全部低于2.0；印度排名第八的卡纳塔克邦的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倒数第一的西藏，生育率只有2.0；印度排名第三的泰米尔施特拉邦的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倒数第二的贵州省，生育率只有1.7。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强度综合判断，人口普查1.2左右的生育率数据是大致可信的。

　　假如中国大陆如韩国、中国台湾那样鼓励生育，三五年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之后，生育率将会跌落到1.6，然后还会沿着中国台湾、韩国走过的老路下降：这两个地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0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22、0.895，2012年分别只有1.297、1.265。

补偿性出生高峰到底有多高

　　以泰国和印度各邦为参照，如果中国2001年就停止现行计生政策，生育率将从2001年的2.1下降到2010年的1.7，假设到2014年仍然稳定在1.7。那么，2014年0岁-13岁（2001年-2014年出生）的人口共2.623亿。

　　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0岁-9岁（2001年-2010年出生）人口共1.464亿；那么，2014年4岁-13岁人口应为1.462亿。假设2014年0岁-3岁人口与4岁-7岁人口一样为0.602亿，那么2014年0岁-13岁人口共为2.064亿（1.462+0.602=2.064）。

　　也就是说，2001年-2014年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共有0.559亿人（2.623-2.064=0.559），这是理论上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但是，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只有一部分会被补偿性出生，因为很多妇女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相当部分妇女也没有了生育意愿。饿了三天的人，不可能将三天的食物一顿吃下去。

　　其实，生育是很难补偿的。比如“一战“期间，德国、英国、法国都曾经因战争导致生育率跳跃性下降。法国“战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生育率只是恢复到正常水平，几乎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英国和德国由于没有像法国那样出台积极的鼓励生育政策，“战后”的年均出生人数还恢复不到“战前”水平，更谈不上补偿性出生高峰。

　　中国在 1959年-1961年，由于营养不良导致大量妇女闭经和月经失调，少生了2318万孩子，但此后只补生了592万。1966年是日本不吉利的火马年，部分人避开这年生孩子，但是少生的孩子并没有被“补生”出来。新加坡从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过程中，只在1988年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生育率从1987年的1.62上升到1988年的1.96，1989年再跌回1.75。而中国台湾、韩国、伊朗这些曾提倡二胎的地区，在由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过程中根本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湖北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并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十五”“十一五”时期，生育率都稳定在1.0左右。

　　根据育龄妇女结构、生育意愿、生育能力综合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最多补偿性出生3000万人。由于怀孕到出生有九个月的滞后期，如果2014年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出生高峰是从2015年开始。补偿性出生主要分布在2015年-2019年这五年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的生育率将大致分别在2.3、2.2、2.0、1.9、1.8，那么，每年出生人数将分别为2454万、2286万、2004万、1844万、1679万。可见，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生育率难以达到2.3；每年出生总人数也很难达到2500万，远低于中国1963年-1971年（年均出生2700万）、1987年-1990年（年均出生2600多万）和印度近年的水平（2600万）。

　　中国台湾、韩国的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分别早约23年、21年，中国大陆2020年的生育率大约相当于中国台湾1997年、韩国1999年的1.6的生育率水平。那么，2020年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跌至1.6，然后沿着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当年的老路下降，到2030年，估计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会降至1.13左右。根据以上生育率数据，并假设2011年-2014年生育率如2010年那样为1.18，以2010年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为起点来预测，中国总人口在2021年达到13.9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030年降为13.5亿。

　　有人可能会质疑：国家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人口从2010年的13.41亿增加到2012年的13.54亿，怎么到2021年才13.9亿？其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的13.54亿人口是有水分的，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岁人口只有1379万（出生1383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人口司普查处处长崔红艳却认为2010年出生了1592万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1.04的生育率计算，2011年只出生1137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公报却公布2011年出生了1604万人。

中国能做好“接生”准备

　　社会有应付出生高峰的弹性适应能力。“一战”后的1920年，法国、德国、英国的出生人口分别是“战时”低谷的2.2倍、1.8倍、1.4倍。“二战”后的1947年，法国、英国出生人口分别是1941年的1.7倍、1.5倍。中国1962年-1964年合计出生人数是1958年-1961年三年出生人数的1.93倍。日本1947年-1949年年均出生人口是1946年的1.7倍。

　　纵观人类历史，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中国1963年到1974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3亿多人口，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人口基础。“二战”后的婴儿潮奠定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经济繁荣。

　　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一方面是计划生育直接导致年轻消费者数量不足，一方面是很多人担心独生子女养不了老，需要自己存钱养老，不敢消费。其实，出生高峰所带动的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房地产和汽车，且可持续地推动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

　　从宣布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到婴儿高峰，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政府有时间引导医院和企业做好“接生”准备。

　　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现入学难，很多人担心几年后教育资源更加短缺。其实，目前城市的入学难是因为城市规划出了问题：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却只根据户籍人口规划学校，农村教师无法进城。总体来说，中国教育资源是严重闲置的。中国小学在校人数从1998年开始负增长，从1997年的1.40亿下降到2012年的0.97亿。初中、高中在校人数也分别在2004年、2008年开始负增长。大量教师失业。停止现行计生政策，一方面可以避免教师下岗，一方面可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在农村不会引起太大社会震荡，因为大多数农村头胎是女孩的可以生二胎，超生比例也高，并且农村已经空巢化了，育龄人口大多进城了。人口政策调整对社会造成的震荡主要在城市，但是城市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放开二胎与停止现行计生政策的出生高峰相差不太大。

　　有人担心，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后会导致粮食等资源的不足。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中国粮食亩产由1949年的68.6公斤增加到2009年的364公斤，如果今后亩产能够达到美国和德国的水平，粮食将增加30%；如果亩产能够达到荷兰和比利时的水平，粮食将增产70%。其实，就应对资源压力来说，中国更需要做的是将目前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为集约型。

　　有人认为目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不限制人口将会有更多的人口涌入。其实，中国大城市拥挤是因为城市规划失误。全国人口减少的话，大城市会更加拥挤。比如俄罗斯地广人稀，人口从1992年就开始负增长，中小城市丧失活力，人口往莫斯科集中；莫斯科房价全球最高，人均住房面积远远低于北京，交通拥堵程度全球第三。

　　有人认为，停止现行计生政策会降低地方财政收入，数十万计生人员的安置也是问题。其实全国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才200多亿元，并且还引起各界的质疑，而计生系统的年财政拨款2012年已经达到813亿元，比社会抚养费和各种计生罚款之和还要高。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既然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后既不会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堆积高峰，也不会因为生育率长期高于更替水平而出现人口膨胀压力，并且管理成本更低，还更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人口政策何必用二胎过渡？

　　作者为计划生育政策研究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大国空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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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的生育率又只有1.25》根据刚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3》的数据，以每岁妇女（如15岁、16岁、17岁....）计算，中国2012年的生育率又只有1.246；以5岁妇女为一组（如15-19岁，20-24岁）计算，生育率为1.257。卫计委、主流人口学家、联合国人口基金一口咬定中国生育率有1.5、1.6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