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更具宽敞的眼帘和包容肉體

崔溶澈赵战争画

　　2009年，由韩国学者实现的韩文全译本《红楼梦》（六卷本）与韩国读者见面，引起宽泛关心。这是韩国自朝鲜末期呈现的谚解本《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直接从《红楼梦》原作翻译的译本，极具学术价值。而实现这一艰巨任務的主要译者就是韩国汉学家、高丽大学中文系的崔溶澈教授。访韩期间，咱们采访了崔溶澈，听他引见了《红楼梦》以及中国学钻研在韩国的情况。

　　记者：作为韩国的红学家，您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端钻研《红楼梦》，新世纪初又着手翻译《红楼梦》，并历时9年实现。韩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一名著，您又是如何钻研、翻译的？

　　崔溶澈：《红楼梦》是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钥匙，但它在韩国的地位和影响不如《三国演义》等书籍。实践上，韩国读者不时很少有机遇接触到《红楼梦》，不太清楚此书的属性，更不了解它的价值所在。当我深化到这个工作中的时分，却快慰地发现，朝鲜末年高宗年间昌德宫乐善斋翻译的大量小说中，竟有《红楼梦》《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等一系列作品，翻译抄本262册，而这种情况不甚为中文学界所知。我就开端细心考查钻研，并延续将自己的钻研成绩在国内外发表，希望国际红学界了解《红楼梦》在韩国的传播和翻译情况。我曾在台湾国际会议上发表《〈红楼梦〉在韩国的影响及钻研》一文，也曾撰文《韩国乐善斋本〈红楼梦〉》，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引起了中国红学界的猛烈关心。后来红学界广泛认可这部朝鲜谚解本《红楼梦》是世界上最早呈现的全译本。它的发现，对国际红学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红楼梦》的翻译在韩国虽早就呈现，但译本不时秘藏于宫中，一般读者无缘目睹。日本殖民时期，曾有梁建植和张志瑛等红学家着手翻译《红楼梦》，并将译文连载于报刊上，惋惜都没能实现全译。日本殖民时期以后，慢慢呈现幾种翻译本，但大部分是来自日本译本的重译本，很少有译自中文原本的译文呈现。

　　为了让普通韩国人更好地瞭解、理解中国，我决计开端翻译工作，把《红楼梦》引见给韩国大众。我挑选了以《庚辰本》为蓝本作出的《新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作为译本蓝本。我翻译前八十回，后四十回则请我的大学同门、红学家高F喜教授承担。咱们希望今后可以以此译本为基础，开发各种改写本，如青少年版、简缩版、电影剧本等，或据此作出人物故事辞典、中韩翻译词典等，让红楼文化在韩国大众中遍布，为韩国人更深化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提供一些帮忙。这也是将汉学钻研与大众文化流传相联结，促进两国人民理解的一种努力。

　　记者：韩国有长久的汉学傳統，中韩两国在地理上毗邻，在历史上交换密切，互相往来绵绵始终。请您引见一下汉学在韩国的情况，汉学钻研的价值和意義。

　　崔溶澈：首先要说明韩国傳統汉学和当代中国学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韩国的傳統汉学，至今还存在于韩国的学问形态中。一些大学开设了汉学系，学习属性为韩国古代汉文典籍和中国经史子集。而韩国大学的中国言语文学系则在学习掌握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础上，研读中国古典及现当代的文学和文化。

　　汉学钻研在东亚人文学中拥有中心腸位。傳統汉学从朝鲜时期到20世纪初的五百多年来，不时是韩国人的启蒙知识，韩国学子既从中学习做人的道理、交际的礼节，也以之作为考试升官的捷径，并将其当作讨论人間与宇宙深入内涵的主要依据。但当代韩国吸收了西方教育和学科分类的制度，曾经脱离了傳統的以汉学为主的教育模式。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在生活中逐渐缩小汉字的运用，施行韩文专用政策，因此对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当代汉学属外国学的一种，应该由专家停止钻研。

　　但是韩国人的这些想法在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慢慢扭转了。现在，全国各高等学府几乎都成立了中文系（或中国学系），学习汉语的人激增，社会各阶级人士都开端关心中国，游客的人数更是惊人地增加。随着两国人民的往来越来越多，韩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广泛进步，学界对汉学更加注重，各种汉学学会也在始终展开壮大。学者们深深地意识到，在世界汉学范畴内发展宽泛的钻研，可以加深对韩国固有文化的钻研，对疏导韩国人文学钻研走上世界化的路线也甚有裨益。对增进东亚各国的相互理解，使咱们各国走上独特展开的路线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记者：目前汉学曾经成为一门全球性的大知识，很多人在关心世界汉学的動向。您以为在韩国，汉学钻研的未来之路是什么？对新一代汉学钻研者有怎么的等待？

　　崔溶澈：韩国当代汉学的未来，应该拥有非常大的展开空间。中韩建交二十多年来，学习汉语、能理解汉语资料的人越来越多，汉学的范畴也逐渐扩充，在傳統的文史哲以及傳統艺术之外，目前还包括社会科学中关涉到中韩关系的各种知识。假定将观光文化以及当代艺术，如电影、演艺等各方面的属性都融入进去，当代汉学的规模会更加宽泛。

　　我以为汉学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及韩日等民族独特创造的文化结晶，它比任何文明的知识更拥有宽敞的眼帘和包容的肉體。因此，汉学可以展开成为东亚学的核心，同时可以占领指导的地位。它既有辉煌的荣耀，也有严重的义务。我等待新一代的汉学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应该以这样的义务感为东亚学和世界人文学的展开作出一份贡献。（本报记者 李陈续 薄洁萍 顾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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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溶澈：高丽大学中文系毕业，台湾大学中文钻研所博士，现任高丽大学文学院教授、民族文化钻研院院长。已经负责韩国中国小说学会、中国语文钻研会、东方文学比较钻研会、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等学会会长。曾任复旦大学拜访教授、早稻田大学替换教授、台湾汉学钻研中心约请钻研员。著有《中国小说的理解》（共著）《〈金鳌新话>的版本》《剪灯三种》《〈红楼梦〉的流传与翻译》《钟离葫芦》《红楼梦》（共译）《校勘本韩国汉文小说》（共编）等。

　　（原题目：汉学更具宽敞的眼帘和包容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