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更具寬敞的眼帘和包容肉體

崔溶澈趙戰爭畫

　　2009年，由韓國學者實現的韓文全譯本【紅樓夢】（六卷本）與韓國讀者見面，引起寬泛關心。這是韓國自朝鮮末期呈現的諺解本【紅樓夢】之後，又一部直接從【紅樓夢】原作翻譯的譯本，極具學術價值。而實現這一艱巨任務的主要譯者就是韓國漢學家、高麗大學中文系的崔溶澈教授。訪韓期間，咱們採訪了崔溶澈，聽他引見了【紅樓夢】以及中國學鑽研在韓國的情況。

　　記者：作爲韓國的紅學家，您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端鑽研【紅樓夢】，新世紀初又著手翻譯【紅樓夢】，並歷時9年實現。韓國人如何看待中國的這一名著，您又是如何鑽研、翻譯的？

　　崔溶澈：【紅樓夢】是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鑰匙，但它在韓國的地位和影響不如【三國演義】等書籍。實踐上，韓國讀者不時很少有機遇接觸到【紅樓夢】，不太清楚此書的屬性，更不了解它的價值所在。當我深化到這個工作中的時分，卻快慰地發現，朝鮮末年高宗年間昌德宮樂善齋翻譯的大量小說中，竟有【紅樓夢】【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等一系列作品，翻譯抄本262冊，而這種情況不甚爲中文學界所知。我就開端細心考查鑽研，並延續將自己的鑽研成績在國內外發表，希望國際紅學界了解【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和翻譯情況。我曾在台灣國際會議上發表【〖紅樓夢〗在韓國的影響及鑽研】一文，也曾撰文【韓國樂善齋本〖紅樓夢〗】，發表於【紅樓夢學刊】，引起了中國紅學界的猛烈關心。後來紅學界廣泛認可這部朝鮮諺解本【紅樓夢】是世界上最早呈現的全譯本。它的發現，對國際紅學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紅樓夢】的翻譯在韓國雖早就呈現，但譯本不時秘藏於宮中，一般讀者無緣目睹。日本殖民時期，曾有梁建植和張志瑛等紅學家著手翻譯【紅樓夢】，並將譯文連載於報刊上，惋惜都沒能實現全譯。日本殖民時期以後，慢慢呈現幾種翻譯本，但大部分是來自日本譯本的重譯本，很少有譯自中文原本的譯文呈現。

　　爲了讓普通韓國人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國，我決計開端翻譯工作，把【紅樓夢】引見給韓國大眾。我挑選了以【庚辰本】爲藍本作出的【新校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來作爲譯本藍本。我翻譯前八十回，後四十回則請我的大學同門、紅學家高F喜教授承擔。咱們希望今後可以以此譯本爲基礎，開發各種改寫本，如青少年版、簡縮版、電影劇本等，或據此作出人物故事辭典、中韓翻譯詞典等，讓紅樓文化在韓國大眾中遍布，爲韓國人更深化地理解中國文化、理解中國人的行爲模式提供一些幫忙。這也是將漢學鑽研與大眾文化流傳相聯結，促進兩國人民理解的一種努力。

　　記者：韓國有長久的漢學傳統，中韓兩國在地理上毗鄰，在歷史上交換密切，互相往來綿綿始終。請您引見一下漢學在韓國的情況，漢學鑽研的價值和意義。

　　崔溶澈：首先要說明韓國傳統漢學和當代中國學這兩個概念的不同內涵。韓國的傳統漢學，至今還存在於韓國的學問形態中。一些大學開設了漢學系，學習屬性爲韓國古代漢文典籍和中國經史子集。而韓國大學的中國言語文學系則在學習掌握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基礎上，研讀中國古典及現當代的文學和文化。

　　漢學鑽研在東亞人文學中擁有中心腸位。傳統漢學從朝鮮時期到20世紀初的五百多年來，不時是韓國人的啟蒙知識，韓國學子既從中學習做人的道理、交際的禮節，也以之作爲考試升官的捷徑，並將其當作討論人間與宇宙深入內涵的主要依據。但當代韓國吸收了西方教育和學科分類的制度，曾經脫離了傳統的以漢學爲主的教育模式。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韓國在生活中逐漸縮小漢字的運用，施行韓文專用政策，因此對新一代年輕人來說，當代漢學屬外國學的一種，應該由專家停止鑽研。

　　但是韓國人的這些想法在1992年中韓建交之後慢慢扭轉了。現在，全國各高等學府幾乎都成立了中文系（或中國學系），學習漢語的人激增，社會各階級人士都開端關心中國，遊客的人數更是驚人地增加。隨著兩國人民的往來越來越多，韓國人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廣泛進步，學界對漢學更加注重，各種漢學學會也在始終展開壯大。學者們深深地意識到，在世界漢學範疇內發展寬泛的鑽研，可以加深對韓國固有文化的鑽研，對疏導韓國人文學鑽研走上世界化的路線也甚有裨益。對增進東亞各國的相互理解，使咱們各國走上獨特展開的路線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記者：目前漢學曾經成爲一門全球性的大知識，很多人在關心世界漢學的動向。您以爲在韓國，漢學鑽研的未來之路是什麼？對新一代漢學鑽研者有怎麼的等待？

　　崔溶澈：韓國當代漢學的未來，應該擁有非常大的展開空間。中韓建交二十多年來，學習漢語、能理解漢語資料的人越來越多，漢學的範疇也逐漸擴充，在傳統的文史哲以及傳統藝術之外，目前還包括社會科學中關涉到中韓關係的各種知識。假定將觀光文化以及當代藝術，如電影、演藝等各方面的屬性都融入進去，當代漢學的規模會更加寬泛。

　　我以爲漢學就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華民族及韓日等民族獨特創造的文化結晶，它比任何文明的知識更擁有寬敞的眼帘和包容的肉體。因此，漢學可以展開成爲東亞學的核心，同時可以占領指導的地位。它既有輝煌的榮耀，也有嚴重的義務。我等待新一代的漢學家，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應該以這樣的義務感爲東亞學和世界人文學的展開作出一份貢獻。（本報記者 李陳續 薄潔萍 顧學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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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溶澈：高麗大學中文系畢業，台灣大學中文鑽研所博士，現任高麗大學文學院教授、民族文化鑽研院院長。已經負責韓國中國小說學會、中國語文鑽研會、東方文學比較鑽研會、東亞比較文化國際會議等學會會長。曾任復旦大學拜訪教授、早稻田大學替換教授、台灣漢學鑽研中心約請鑽研員。著有【中國小說的理解】（共著）【〖金鰲新話>的版本】【剪燈三種】【〖紅樓夢〗的流傳與翻譯】【鍾離葫蘆】【紅樓夢】（共譯）【校勘本韓國漢文小說】（共編）等。

　　（原題目：漢學更具寬敞的眼帘和包容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