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建：让汉学成为激活中华文化的“鲶鱼”

　　12月3日，“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换”座谈会在中国国度博物馆举办。文化部部长蔡武在会上说：“在今天的汉学学术钻研中，固然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钻研方法、学术传承、实际视角及价值立场上的差异，但拥护‘西方中心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力争公正主观地看待中外文化与文明的内在特徵，理当是汉学钻研的基本立场。”

　　自从400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翻译四书开端，海外汉学展开至今，曾经洋洋大观。

　　初夏的一天，我沿着北京的北海骑车。在老城区的许多地方，房屋建在高出马路的台阶上，孩子们坐在外边写作业，老人缝衣服等等。在房子的外面有人修了特別美观的小花圃，和双人床差不多大小。玫瑰飘香，蔓生植物爬向屋顶。在架子上有仙人掌和兰花，还种着幾盆青蒜。墙上有鸟笼，小鸟争相鸣叫，仿佛要超過丁丁当当的自行车铃声。

　　每次通过这里，我总是慢慢骑，以享受着伊甸园式的情调。这一天，一家人正坐在小板凳上吃晚饭，我跳下车，和他们谈论起花。

　　“是谁修了这个花圃？”我问。

　　男人自豪地笑了，指着自己的鼻子：是我。

　　上述文字出自瑞典汉学家林西莉的著作《汉字王国》，她经过这个生活片段引申出对汉字“自”的理解。就这样，獨特的表述、别样的角度，还有不同的钻研模式，让海外汉学充溢魅力。

　　此外，无论是跟汉字书写载体死磕的钱存训，还是探挖古代中国思维世界的史华兹，亦或是爬梳理学与朴学关系的艾尔曼等等，他们都“为世界构筑了一个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问和设想空间，成为中外文化交换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蔡武语)。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从新开眼看世界。不少中国学者发现，汉学钻研在全世界结出了丰盛的成绩，以致于国人不僅需睁开眼睛意识世界，还要经过放眼海外来从新意识中国的过去、如今和未来。

　　这一发现无疑加深了国人百年来不时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比如，当时盛传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即便是今天，海外汉学的高水准依然在提示咱们：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在接续，咱们面对的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会被中华文明所异化的“马背上的打败者”，而是必将对咱们的根本价值取向产生庞大冲击的高度兴隆的文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古老的警句没有超储，咱们可以也必須借助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固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不透过猛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中国的崛起，必須有相应的文化输出能力坐实。越来越多深化主观的汉学钻研成绩，一方面让世界更加理解中国文化，一方面有助于廓清海外对中国文化的成见和误会。而汉学与外乡学术的交换，则發揮了“鲇鱼效应”，助推后者更上一层楼。

　　但是，汉学终究是局外之学，在借力之余，咱们也应小心不要被海外汉学钻研牵着鼻子走，还是要堅持外乡价值。特别在全球化背景下，咱们更要在各文化交换碰撞中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文化设计，在构筑协调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向世界輸送咱们的聪慧和思维。

　　(熊建，人民日报记者，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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