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宋帝國三百年:趙匡胤時間】以正史為基礎,以野史和民間傳說為作料,對趙匡胤五十餘年的歷史故實進行了全景再現。以下是本報記者與作者關於本書的對話――
□ 本報記者 逄春階 金綱,原名李作干,網名:老金在線,思想史研究者、民間學者,著有【論語鼓吹】等。1952年8月23日,出生於天津市。 曾任北京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歷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員,從事思想史研究和學術規劃工作。 2011年2月辭職至今。主要著作有: 儒學研究專著【論語鼓吹】。【魯迅讀過的書】。 【論語裏的『公道』與『仁德』】。 【孔子儒學『選舉』與『禪讓』思想芻議】。 歷史研究新作【大宋帝國三百年:趙匡胤時間】。 無【太祖誓碑】, 則無大宋『文明時勢』 本報記者(以下簡稱記):王夫之評價趙匡胤說:『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您怎麼看『太祖勒石』? 金綱(以下簡稱金):趙匡胤不是沒有錯誤甚至罪惡的人物,但他有千錯萬錯,卻有一項亙古未見之德政,令大宋在本質上脫離了五代乃至歷史上的種種野蠻軍政,進入了文明世界,為中國歷史提供了了不起的政治和思想的『增量貢獻』,給大宋帶來了恆久的光榮。這就是【太祖誓碑】。 大宋立國,非貴族上位(這方面與大漢很像),但它依然造就了前所未見的政治文明。我傾向於認為:時勢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時勢。大宋的『文明時勢』,即由趙匡胤『英雄人物』所造就,其中至大之功,是『誓碑』。沒有『誓碑』,就沒有大宋320年的『文明時勢』；就像沒有傑斐遜,沒有【獨立宣言】,就沒有美國的大格局一樣。制度之建構,源於種種合力,在很多歷史時刻,是聖人、大賢、智者、英雄個人的作為,推動了制度的建構。 記:為何『保全柴氏子孫』? 金:因為柴氏『無罪』,老趙得到的大宋乃是由『遜周』而來。但歷史上那麼多殺戮前朝元首,以便斬草除根的故事,老趙為何不去做?此即去往代戾氣,養天下和氣。老趙有『天下目標』。他聽聞、看到、親歷的梁唐晉漢周,戾氣太深重了。培育國脈,養成一點祥和之氣,『勝殘去殺』,須有『英雄手段』。這是真的『強者』的『寬容』。 記:為何『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 金:老趙應該記得周世宗柴榮曾經下過【求言詔】。正是因為這一篇【求言詔】,引來了名臣王朴的【平邊策】。昔日即使堯舜禹湯這樣的『上聖之君』,文武成康這樣的『至明之主』,都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藥,何況不及他們的人呢?士大夫,是國之精英,是讀書的做官人,或做官的讀書人。『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大宋『天下為公』的基本職官結構。大宋不是為了獨夫利益治國,不是為了部落利益治國,不是為了政權利益治國,而是為了全面共同體而治國。這樣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國精英的深度介入。這樣,就為帝制時代提供了最好的言論自由空間,為『君相博弈』的軍政活動預先假設了兩道並行的邏輯: 1.君王必須自省,在羞恥心的作用下,盡力做到『防非窒慾』。 2.臣下則應該培育忠信之正,做到『忠信醇厚』。 這就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前提――『君臣交儆』。有此『君臣交儆』,而後可以『君臣共治』。『共治』之際,士大夫在『忠信醇厚』品質之後,最需要提供的就是軍政智慧；帝王在『防非窒慾』品質之後,最需要提供的就是決斷方向。但如果不能做到『君臣交儆』,士大夫則無能做到『忠信』,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於邦國的軍政智慧；帝王如果無能做到虛懷納言,也就不大可能為國家運轉提供正確的決斷方向。士大夫的軍政智慧,則主要由『上言』而體現。士大夫的『上言』是帝王戰略決斷的重要依據。阻斷了士大夫『上言』,帝王的決斷也就成了獨斷。 【太祖誓碑】在大宋具有大法、憲章性質,雖然不是成文法,是『秘法』,但此事夠得上偉大。『言事人』於千年之前就實現了『免於恐懼的權利』。老趙立國伊始即訴諸於『天下為公』理念,奠定當時世界範圍內罕見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國也是中國傳統的極大光榮。後來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祖宗(太祖太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記:為何『不加農田之賦』? 金:此事關係民生。老趙寧肯宮禁生活節儉,也不苛求民間財富。傳統帝王『以天下奉一人』,這個活兒,老趙不干。他的節儉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節儉以邀名,他非常喜歡宮中宴飲,經常與臣下、親族、異邦使者觥籌交錯,但他不會奢侈無度,就是因為他知道民生多艱。 大宋王朝三百年,無論遇到怎樣的家國困難,也不向農民『加賦』。後晉皇帝石重貴可以打着『抗擊契丹』的旗號,在士庶之間『括率』,也即搜刮財貨,馬楚、南漢也會這麼做,甚至南唐也曾有過此類舉動,但老趙不這麼做。他不會在崇高的國家目標旗幟下搜斂民財。 傳統儒者在推演政治、倫理價值觀時,必是『民生主義』者。反暴斂、惜民力,主張輕徭薄賦,是傳統儒者恆定主題。此義近於捍衛私有財產權利。中國傳統聖賢人物,也無一例外,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孫文曾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民生是社會一切活動的原動力。』(見【孫中山選集】)由此也可以概見:那些以國家『大義』為訴求,藉機搜刮士庶,背離士庶『民生』的權力,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態的無道行徑。有道邦國、無道邦國,是否尊重『民生』,是否在『大義』旗幟下背棄『民生』,分野在此。 不僅『不加賦』,趙匡胤做得漂亮的,更多是不與民爭利。除了幾個較大企業收歸國有算作央企之外,一般都讓與民間自營,連『賦稅』都不收。有一位知舒州(今屬安徽安慶)、左諫議大夫叫馮瓚的上言說:『本州界內有菰蒲魚鱉之利,居民經常捕撈了自給。但前防禦使為增收,搞了個市征(納稅),這樣苛細的稅法,弄得當地人很困苦。期望能免掉這個賦稅。』老趙聽後,當即答應蠲免其賦,史稱『從其請』,聽從他的請求。 宋代賦稅沿唐中期以來兩稅制,即夏、秋二稅。趙匡胤時代,令州縣各置義倉,官方所收二稅,每一石糧,另外留出一斗貯存在這個義倉裏,史稱『以備凶儉』。等於國家收稅,另外返還百分之十留在地方,以備凶年荒年賑濟百姓。這類德政,甚至超越了『不加賦』。 老趙晚年,特別在意地方治理,有一次,他任命官員錢文敏知瀘州,召見他,對他說:『瀘州那個地方接近蠻獠,但越是這樣,越要加以撫愛。我聽說原來的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進,擅自搜斂做不法時,愛卿你此去為我調查審問一下這個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在此之前多年,趙匡胤也說過類似的話。乾德四年八月,趙匡胤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在紫雲樓下宴飲,順便說到『民事』。趙匡胤對趙普等人說:『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O侯不為撫養,務行苛刻,朕斷不容之。』 居於弱勢的庶民,即使愚蠢到不分菽麥,但如果藩鎮的侯爺們不好好撫養,只知道苛刻盤剝,朕斷不容這樣事! 【太祖誓碑】是老趙『立德立功立言』之舉。 深得『保守主義』奧妙 的政治家 記: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趙匡胤下了一道詔書,規定:『縣令、縣簿、縣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這是傳統『皇權不下縣』的『舊貫』。民間如何『發展』,由民間自行演繹。這種源於保守主義精神、源於儒學『仍舊貫』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榮。是不是宋太祖受黃老哲學『無為而治』的影響? 金:趙匡胤是『無為而治』的一代聖君。『無為而治』一般被認為屬於道家哲學,事實上,這是儒學最重要的思想。在【老子】中,找不到『無為而治』的完整表述,但這四個字則完整記錄在【論語・衛靈公】中: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說:『邦國治理達到無為而治境界的,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麼呢?只不過是恭恭正正地坐在座位上而已。』 這裏涉及到孔子在前還是老子在前的問題。錢穆主張孔子在老子之前,我同意這個看法。錢穆為『無為而治』的發明權解釋道:『孔子屢稱堯、舜之治,又屢稱其無為,其后庄、老承儒家義而推之益遠。其言無為,與儒義自不同,不得謂【論語】言無為乃承之老子。』這話略過不提。 『無為而治』,是邦國治理的理想境界,是大政治家的邦國治理結果。現代文明社會也在追求這個境界和結果,所謂『小政府』,其實就是要政府的功能退至最小,而完成市場自行調節、社會自我完善的格局,也就是在向『無為而治』趨近。對百姓的干預越少,政府計劃行為越少,也就越是接近於『無為而治』。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的執政,看似『無能』,但卻是共同體的幸運。那些好大喜功,不斷需要『政績』來自我鼓舞的執政,反而可能給共同體帶來不幸。人民,是可以自治的。 達致『無為而治』這個境界或結果,要有許多條件,在儒學看來,有兩個條件不可或缺,一個是執政的道德境界,一個是庶民百姓的道德境界；在儒學的邏輯中,前一個條件,又是第二個條件的條件。這個意思是說:共同體間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實現『無為而治』的先決條件；但這個文明程度,必有賴於執政者的文明程度的率先提高。【論語】中已經反覆陳說了這個理念。【大學】中,將這兩個條件概括為『e矩之道』,『e』的意思是繩索,用繩來度量；『矩』是尺子,用尺子來度量,『e矩之道』,就是度量之道,是說言行要有規矩,要有垂範作用。但是自己首先要正確,否則,度量的對象就是不正確的。【大學】中的這個意見,更是不斷出現在各種儒學著作中,從【孟子】、【荀子】一直到現代儒學。因此,這是一個特別值得重視的思想。 當孔子說出『無為而治』的時候,他是相信人的道德能力的。他認為人可以實現強權治理以外的模式。 大宋的『天下目標』不是『發展』而是『太平』。一般來說,由官方主導的『發展』程序會出現種種政策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為聖賢都難免出錯,官方的聖賢與民間的聖賢一樣,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種,在『發展』的政策傾斜中,如果雜入『尋租』活動(一般來說,是一定會雜入的),『發展』就成為官方的牟利藉口。按自發秩序原理,發展與否,是民間根據『看不見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無須倡導。因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該發展哪些不該發展,老趙也不例外。他即使身為『聖君』也不能保證國家的發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圖願景漸次展開。傳統儒學基本上不討論『發展』問題,道理在此。 老趙不致力於『發展』,將天下目標簡潔地鎖定為『太平』,一切皆由民間自發地去推演。所以,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老趙下了那道詔書,成就了大宋的繁榮。 大宋經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皇帝百年,基本上奉行一個『簡』字,君王們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諸己,故天下安定。船山稱:『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為天下王。』軍政得失的樞機、國家治亂的樞紐,萬民生死的鑰匙,風俗好壞的本源,其道,都是至為簡潔的。知道這種簡潔,可以使天下達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簡』,總試圖有所興作,並打着儒者的旗幟,其實是泛濫於法家做法,距離儒學遠甚。 老趙是傳統中國深得『保守主義』奧妙的政治家。 現代社會,受激進思潮影響,人們對這類『保守主義』多不理解,以為『改天換日』之類才是『英雄手段』。這是造就世相浮躁最重要的動因之一。經驗傳統,是人類積年沉澱的習慣與智慧。尊重經驗,就是尊重先人,事實上也即等義於尊重自我――因為自我也會成為未來的經驗傳統。那種動輒『歷史從我開始』的狂妄,給共同體演繹的苦難已經太多了。 宋太祖反求諸己,以靜制動,在漸進過程中,不斷化解五代以來的社會戾氣,慢慢做成一個有道世界,但他又不去頂着『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責於人』。考察他的言論,他不像唐太宗那樣,喋喋不休地討論『仁義』。他不說沽名釣譽的話,言出於內心之誠。考察他的事跡,他也不像漢文帝漢景帝那樣,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他不用忍,也不須容,那些該『忍』的事,他能泰然處置；那些該『容』的事,他能豁達面對；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過程。所以趙匡胤的『寬容』並非有意『寬容』,而是本色存在。天下的紛亂之氣,因為『我』之鎮定而就緒為一種安靜的秩序；天下的瓦解之勢,因為『我』的真誠而變化為一種漸次的安定。這一切是怎麼成就的?船山說:『無他,心之所居者本無紛歧,而行之自簡也。』 記:由亂世,到昇平之世,再到太平盛世,是傳統聖賢期望中的風景。 金:孔子說:『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這話與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說,都預表了由『敬畏生命』為邏輯起點的政治倫理正價值。儒學對這類價值有連續性的推崇和不衰的敬意。 船山說,『勝殘去殺』,這話有人認為文景之治可以當之,其實不是的。文、景所為,是老莊道家的支流,還不是孔子所論的境界,如果要說有誰能當得這個境界,那就是宋太祖趙匡胤――『太祖其庶幾矣』! 着眼當代,『以史證經』 記:有人評價說,你寫的【<論語>鼓吹】至少有三個遞進的層級:第一層級:聖賢的本意和潛台詞是什麼,這個層級要回答的是所指和能指問題。理解所指,需要推演,理解能指,需要考據。第二層級:抽象。目的是要從中獲得人類共同意識。聖賢思想中有許多古典式表述,不抽象,不足以發見其價值。第三層級:創造性轉化。這一問題與當下要求有關。在寫趙匡胤時,你也有這樣的考量嗎?從原典本來意義出發,一步步深入歷史人物的可能意義和現代意義? 金:科林伍德在討論歷史哲學時,給出的名言是『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還有一位歷史哲學家叫克羅齊,他給出的名言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兩句話含金量極高,展開來說需要相當篇幅。這裏可以略說一說。 科林伍德一向執著於『思想的行動原則』。為此,他有一個意見說:當我們閱讀柏拉圖作品的時候,要這樣來問問自己:如果用柏拉圖的詞句來表達自己時,自己想的是什麼?研究者是要設身處地去想問題的。凱撒渡過了盧比孔河,這只是一個『事件的外部方面』,但他為什麼要渡過?是凱撒對共和國法律的藐視?或與謀殺者信奉的憲法政策有了衝突?這才是『事件的內部方面』,兩相結合,就是『思想的行動原則』了(參見【歷史的觀念】)。現在可以看到,這個意見,也正是『同情的理解』,且更進一層。他所提出的『事件的內部方面』作為一個『問題』,其問題的設計與提出,往往是與當代有着某種有意味的聯繫的。這樣,就與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有了精神上的相通之處。 科林伍德的另一個意見是:歷史研究應該始於問題。歷史學的任務在於實現對人類『人性』的自我認識。歷史學家應該有問題要解決,進入歷史縱深,不過是找到一條路徑而已(也許還可以有其它路徑)。如果沒有問題要解決,凱撒或柏拉圖是沒有意義的。人類的心靈從歷史到現代,是有脈絡可尋的。那麼什麼是問題呢?――這就是『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問題了。結合克羅齊的意見,現代人應該不難在進入歷史縱深時作出自己的選擇吧?事實上,這個意見與波普爾的意見也相當接近。他認為在認識論問題上,提出問題以及用於解決該問題的知識更有趣。他認為科學主義從問題開始,而不是像歸納主義那樣始於觀察。不可能有一種像利奧波德・馮・蘭克主張的那種『真正如實表現過去』的歷史,只能有對歷史的解釋；而且沒有一種解釋是最終的,或可以『終結的』,每一代人都有權作出屬於自己時代的新的解釋――證諸於歷史,也正是如此。 我寫作【大宋帝國三百年】,也有『當代意識』的考量。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催動力量是:我的史學觀念讓我知道教科書講述的『歷史規律』,也許並不靠譜。我需要獨立思考。此外,在我對儒學歷史的研究中,我發現歷史『故實』也許是解釋歷史儒學的一個有意味的方向；而現代儒學也是言人人殊,我願意在『當代意識』燭照下,『以史證經』,用歷史在驗證儒學經典,從中寄託屬於我的『經學思想』。這就是我在全書扉頁中留下那一段題記的原因:孔子有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空談大義,不如春秋褒貶。如果願意考見聖賢氣象和道義擔當,歷史敘事比思想討論也許更切實詳盡、也更彰明昭著。 傳統中至為珍貴的『聖賢氣象』和『道義擔當』,對當代人而言有多麼重要?這是需要讀者給出答案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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