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種價值觀念要爲人們所接受,並發揮長期的影響,僅靠理論闡釋和道德說教是不夠的,它還需要在人們心裡奠定情感的基礎。因此,在當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建構中,像流行音樂這樣的流行文藝是大有可爲的。
流行歌曲【蝸牛】竟能入選最新修訂的小學語文教材,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環境中,的確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事件。如果我們不急於就此作出是非評論,而是把這一事件放到當代中國流行歌曲的發展歷程中來考察,則不難發現,它其實是流行音樂在當代中國的社會地位逐步提升的結果,也體現了我們在主流價值觀建構策略方面的一些變化。 從【鄉戀】到【蝸牛】――流行音樂社會地位逐步提升 雖然中國流行歌曲的發生,可以追溯到舊上海的時代曲,但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它因被當作是資產階級的文化『毒草』而迅速銷聲匿跡。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真理標準大討論』打破思想禁錮,改革開放敞開國門,流行歌曲也憑此良機重獲新生。一些港台的流行歌曲悄然進入內地,在青年人中傳唱。但那時人們只能偷偷欣賞流行音樂,要關緊門窗,甚至躲進被窩,把收音機的音量調到最低,才敢接觸那種與『高、快、響、硬』的『革命』歌曲迥然有別的歌曲形式。終於,1979年12月31日晚,李谷一一首【鄉戀】傳遍大江南北,在神州解凍之春唱響了內地流行音樂的破冰之曲。但當代流行歌曲的發展道路並非就此一帆風順,僅過了半年,這首廣受歡迎的歌曲就被有關部門認定爲『靡靡之音』、『黃色歌曲』,禁止演唱。主流意識形態對流行音樂的不認可態度,由此可見,流行音樂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亦可想而知。 轉機出現在1983年的首屆春晚上。首屆春晚的一個創舉是開通了觀眾熱線點播。李谷一出場後,【鄉戀】的點播單就絡繹不絕。面對堆了滿滿幾大盤的點歌單,坐鎮現場的廣電部領導經過思想鬥爭,決心『不能欺騙群眾』,一跺腳,同意了播出。有趣的是,領導躊躇間,李谷一竟連唱了7首,幾乎將那一年的春晚辦成了小型的個人演唱會,這個記錄恐怕後無來者可破了。【鄉戀】由禁而解,是中國流行音樂篳路藍縷的再出發過程的一個縮影,它體現了社會轉型中主流意識形態包容性的日漸擴大,更體現了人心所需:經歷了十年動亂之後,人們渴望那些表達世俗情懷的文藝形式。就此而言,像流行音樂這樣的流行文藝的出現和發展已是勢所必然。如是又是三年。到了1986年5月,100多名流行歌手齊聚首都體育館獻唱【讓世界充滿愛】,又在中國流行音樂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80年代初,文化部門曾有『三個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的硬性規定,然而,【讓世界充滿愛】卻組織百名群星合唱,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突破,而且它馬上被中央電視台錄播,則足以說明流行音樂已經獲得了自上而下的認可。至此,流行音樂終於由半地下而至全公開,確立了它在社會中的合法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很多『歌星』,是坐公交或騎自行車去參加演出的,全無今日寶馬香車的排場。轉眼三十年,回顧往昔,怎不讓人爲當年的來之不易而唏噓不已! 進入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流行音樂逐漸變成了唾手可得、取之不盡的尋常之『物』。廣播電視上,街頭巷尾中,到處充斥著流行音樂的旋律。後來,MTV和卡拉OK的出現,讓流行音樂不再成爲青少年的專寵,更是將一些大伯大嬸也吸引進了流行音樂的欣賞群體。那時候,家裡添置一套卡拉OK設備是時尚。緊接著,更有商業頭腦的人就將它搬到了街角處、馬路邊,擺起了小攤,收個1元、2元,就讓你點唱一首,這或許是中國最早的KTV吧。今天想來,如果你不覺得擾民,那種一人獨唱、眾人圍觀的場面,也算是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線了。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流行音樂不僅越來越爲人們所『喜聞樂見』,而且開始滿足主流的需要了。這首先表現在,1990年北京亞運會的主題歌就選用了一首流行歌曲――【亞洲雄風】。北京亞運會雖然只是亞洲範圍的體育賽會,但卻是中國第一次承辦綜合性的國際體育大會,對於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來說,其政治意義不言而喻。【亞洲雄風】入選成爲主題歌,意味流行音樂不僅不再被視爲『異類』,而且開始被用來履行某種符合主流需要的表意功能了。不僅如此,90年代,文化部藝術局還多次召集內地最有代表性的流行歌手,組成『中國風』藝術團出訪港台,負責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傳送來自祖國大陸的『鄉情和友情』。通過流行音樂交流來聯絡感情,發揮統戰作用,難怪這個團隊要被戲稱爲流行樂壇的『國家隊』了。 經過了90年代的發展,流行音樂的社會地位已經基本穩定。人們在聽流行音樂時,一般不再有什麼心理負擔,而是更多地把它作爲一種自娛自樂的手段。不過,由於大眾媒體的推動,人們在流行音樂的欣賞選擇更趨多元化的同時,青少年中也形成了眾多『追星族』或『粉絲』群體。他們痴心於自己的偶像或者鍾情於特定的音樂類型,以之來作爲心理安慰或精神寄託,個別沉迷者甚至舉動出格,這也引來了世人側目和輿論非議。但總體而言,流行音樂的傳播環境還是更爲寬鬆,它的受眾面也更廣了。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流行音樂已經不知不覺中走進了校園,走進了課堂。課間允許學生唱流行歌曲,音樂課上開始教授流行歌曲,語文課上老師開始用流行歌曲舉例。到了今天,連幼兒園都有小朋友奶聲奶氣地唱:『你的愛就像火苗……』因此,流行音樂對青少年的影響成爲社會關注的話題。2002年,中國青年研究雜誌社曾特別策劃了『流行音樂(歌曲)與青少年成長』的專題訪談,通過調查研究,對流行歌曲在青少年成長中的作用總體上作出了肯定性的評價。就在世紀之交,學術界也出現了肯定流行音樂的聲音。羅大佑、崔健、許巍的作品進入大學課本,崔健的【一無所有】更是入選【二十世紀文學經典】,對流行音樂的評價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回顧中國當代流行音樂的風雨歷程,不難發現,沒有流行音樂社會地位的逐步提升,【蝸牛】這些歌曲能夠入選語文教材是不可想像的。或者說流行歌曲社會認可度的不斷提高,加上它在青少年中不容否認的影響力,使它具備了入選語文教材的條件。 娛樂之外,流行音樂對青少年至少還有兩種作用:療傷與勵志 其實,對於流行歌曲入選語文教材的質疑和非議是可以理解的。因爲歷來我們的語文教育,除了知識傳授之外,還肩負著思想教育、情感教育的功能。換言之,語文教育在人們常說的『三觀』教育上肩負著重要職責。即使我們不像從前那樣將流行歌曲視爲『毒草』或『靡靡之音』,流行歌曲的商業性、娛樂性總是不容否認的。很多人可能會有疑問,流行歌曲入選語文教材,能夠實現語文的教育目的嗎?因此,我們有必要探討一下當代流行音樂的價值取向和功能。 就像流行音樂社會地位的變遷一樣,它的價值取向和功能也是變化著的。如前所述,像【鄉戀】這樣的歌曲,它填補了某些情感表達的空缺。那個年代,人們如饑似渴地傾聽鄧麗君,其心理需求同樣如此。它們實質上都傳達了對私人化的、日常性的情感觀念的認可,這在價值觀上與當時的主流認知是不一致的。這是【鄉戀】被禁的根本原因。因而,解禁也就意味著流行歌曲促進了主流價值觀的調整。而我們如果玩味一下【讓世界充滿愛】的『愛』,就不難察覺其中包蘊的普遍主義人性觀,它與主流觀念其實也是並不合拍的,更不要說崔健【一無所有】從內容到形式的叛逆和質疑了。甚至,『西北風』都包含著某種探索精神和人文關懷。因而,人們公認,80年代的流行音樂是有激情與夢想的,在社會價值觀念的建構中它發揮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功能。 90年代以後,流行音樂的商業化運作更爲成熟,它承擔的解放功能也就回歸到流行文藝應有的娛樂功能。一旦主流觀念解除禁忌,不再壓抑文藝表達愛情等私人化情感的權力,流行音樂在這方面也就失去了反抗對象,轉而習慣於用各種煽情表達來換取商業利潤了。應該承認,商業化、娛樂化才是流行音樂的常態,像【亞洲雄風】和『中國風』藝術團那樣的作用,只能算作某種『例外』。而這種例外的發生,則表明主流價值觀的建構策略也在不斷調整,其內涵上也愈加兼容並蓄了。與90年代後流行音樂的價值取向和功能變化相應的,是人們欣賞流行音樂態度上的變化。如果說80年代的流行音樂欣賞隱隱包含著某種叛逆姿態的話,那麼進入90年代,聽流行音樂則越來越變成了一件好玩的事情。去年,筆者在某高校組織了一次問卷調查,並對部分大學生進行了訪談。調查和訪談的結果表明,當下大學生接觸流行音樂的比例是100%,但大部分人的態度是『隨便聽聽』,把聽歌當作一種消遣和娛樂。由此我們可以推測,當下青年群體的流行音樂欣賞是快感的需求大於意義的需求。但是,調查與訪談也發現,當下的流行音樂並非除了娛樂之外再無其它功能。我們至少發現兩種作用:療傷與勵志。情感受挫的年輕人會去聽【分手快樂】、【單身美好】,追逐夢想過程中的年輕人會去聽Beyond、五月天。有些學生特別分享了他們的高三經歷:在最苦悶、最有壓力的時候,他們會聽一些勵志的流行歌曲調整自己,而老師們最少是默認這種做法的。因此,如果我們走進流行音樂,走進人們具體的欣賞行爲,就不難發現,認定流行音樂只是趣味低下、娛樂至死的文化快餐是多麼大的一種偏見。 主流價值觀借用流行文藝進行建構策略調整,這一過程或許已經開始 客觀而言,流行音樂的確承載著一定的價值觀,但一般並不刻意宣揚某種價值觀。在今天這樣一個多元化的時代,流行歌曲內含的價值觀念之蕪雜多樣,頗像一道東北名菜――一鍋亂燉。人們對它的態度也往往是各取所需,愛啥『吃』啥,就圖一樂。那這是不是說,流行音樂在價值觀建構中其實沒什麼作用了呢?顯然並非如此。眾所周知,一種價值觀念要爲人們所接受,並發揮長期的影響,僅靠理論闡釋和道德說教是不夠的,它還需要在人們心裡奠定情感的基礎。像流行音樂這樣的流行文藝的長處正在這裡,它並不著力宣揚某種價值觀,或者說它並不負責某種最高的、或者最低的價值標準,但卻可以提供價值觀得以被民眾接受的感覺的、或情感的結構。推而廣之,其它流行文藝也大體如此。因此,我們認爲,在當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建構中,像流行音樂這樣的流行文藝是大有可爲的。同時不應忘記,當我們說流行音樂等是商業性的時候,就等於承認它也是民間性的,因此,主流價值觀借用流行文藝進行建構策略調整,這一過程也應內在地包含一個價值觀的吸收、整編和重構過程。或許,【蝸牛】等流行歌曲入選語文教材表明,這一過程已經開始。 對於流行歌曲入選語文教材的問題,我們還想說,一件作品能不能入選語文教材,是要看它能不能適應教學目的的需要,而不要因爲它被貼上了某些標籤就採納或拒絕它。今天我們編寫教材,應該給流行歌曲一個公平的機會。 □ 周興傑(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博士後) 來源：大眾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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