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年秋天，我考進了清華大學研究院的物理系做博士生。當時博士生的補助金是不夠的，所以我們都在找教學職位來增加我們的收入。我父親的朋友徐繼祖先生是昆華中學的校長，他安排黃昆、我和張守廉(另一位物理系研究生)，到昆華中學教書。三個人分了一個教師的位置，而學校安排了一座建築角落裡的一間房間給我們三人住。
這所中學距離聯大差不多3公里。我們三人白天經常在大學校園裡上課、吃飯、上圖書館，晚上才回到我們的房間睡覺。因為大學校園內沒有喝茶的地方，所以我們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晚飯後，回到中學以前，花一個或兩個小時在茶館裡喝茶。那些茶館集中於大學附近的三條街上。通過那些喝茶的時間，我們真正認識了彼此。我們討論和爭辯天下一切的一切：從古代的歷史到當代的政治，從大型宏觀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電影裡的細節。 從那些辯論當中，我認為黃昆是一位公平的辯論者，他沒有坑陷他的對手的習慣。我還記得他有一個趨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見解推向極端。很多年後，回想起那時的情景，我發現他的這種趨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茶館的客人們包括種種人物，有不少是學生，可是大多數的茶客是鎮民、馬車夫和由遠處而來的商人。大家都高談闊論，而我們通常是聲音最大的。有時候，正當我們激烈地辯論時，會突然意識到我們的聲音太大，大家都在看着我們(這種意識並不一定使我們停止辯論)。可是一般來說，學生們和其他茶客之間並沒有不和的氣氛。 在茶館中，我們曾經目睹一些永遠不能忘記的情景和事件：好幾次坐在鳳翥街的茶館裡，我們看見一隊一隊的士兵押着一些犯人向北方走去，走向昆明西北郊的小丘陵地帶，那裡滿布着散亂的野墳。每一個犯人都背着一塊白色的板子，上面寫着他們的名字和罪行。大多數的罪犯都靜靜地跟着士兵走，有少數卻喊着一些口號，像：『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每一次當這種隊伍走過時，茶館的喧鬧聲就會突然止息。然後，遠處預期的槍聲響了，我們都靜靜地坐着，等待着士兵們走回來，向南方回到城裡去。 趁着這種背景，我們無休止地辯論着物理裡面的種種題目。記得有一次，我們爭論的題目是關於量子力學中『測量』的準確意義。這是哥本哈根學派的一個重大而微妙的貢獻。那天，從開始喝茶辯論到晚上回到昆華中學，關了電燈，上了床以後，辯論仍然沒有停止。 我現在已經不記得那天晚上爭論的確切細節了。也不記得誰持什麼觀點。但我清楚地記得我們三人最後都從床上爬起來，點亮了蠟燭，翻看海森堡的【量子理論的物理原理】來調解我們的辯論。 我們的生活是十分簡單的，喝茶時加一盤花生米已經是一種奢侈的享受。可是我們並不覺得苦楚：我們沒有更多物質上的追求和欲望。我們也不覺得頹喪，我們有着獲得知識的滿足和快慰。這種十分簡單的生活卻影響了我們對物理的認識，形成了我們對物理工作的愛，從而給我們以後的研究歷程奠定了基礎，這是我們當時所沒有認識到的。 黃昆、張守廉和我被稱作是『三劍客』，黃昆後來在物理學方面做出重要貢獻，引導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從事半導體研究，半導體工廠、半導體研究所中有很多人都是黃昆的學生。張守廉後來改行了，改念電機與控制論。 前幾年這兩位同學相繼去世。回想當年和他們的討論與辯論，我認為，與同學的辯論是很好的學習方法，和老師討論是請教問題，和同學的討論則可以是很深入、持續的。 (本文為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教授在第八屆全球華人物理大會上的演講，文章有刪減) 來源：解放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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