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梁曉聲
出生於1949年，當代著名作家、編劇、北京語言大學教授。197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著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師恩難忘】【年輪】【知青】【浮城】【返城年代】等一系列『北大荒小說』，根據【今夜有暴風雪】【雪城】等小說改編的影視劇曾紅極一時。近年來也出版了【鬱悶的中國人】【中國生存啟示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不少針砭當下的雜文集，日前推出新書【真歷史在民間】。 上世紀80年代初，梁曉聲以知青文學叱咤中國文壇，【今夜有暴風雪】被視為知青文學的裏程碑。至今已創作1600餘萬字的他，去年以【返城年代】徹底封筆自己的知青文學創作，但65歲的他堅持紙筆寫作，新作【真歷史在民間】仍是典型的梁氏敘事文風，以散文筆法記錄大時代裏各色人等的命運，融敘述和議論為一體，用一個個小人物的真實經歷拼湊出時代大環境。他的小說曾充滿憤懣和沉重，如今的文章相對越來越溫和，接受採訪時梁曉聲坦言：『對整個社會我是有理想寄託的，希望它變得更好。當代知識分子要是一點憤懣都沒有，我覺得也挺奇怪的。但是我逐漸發現有些屬於社會問題，不是寫一兩篇文章就能解決的，所以再寫文章可能就是談另外稍輕鬆的事了。』 有過7年北大荒經歷的梁曉聲並不想放大知青的個體痛苦，他希望年輕人看了他寫的知青經歷能多一點人生動力，『今天年輕人所經受的和我這代人年輕時經受的，有相似之處，都有壓力，只是壓力不同。年輕一代在生存和對幸福的理解上，比我們所受的誘惑、刺激更大。但是如同你愛一朵玫瑰就必須連同它的刺，愛一個人要連缺點也接受。我們促進了一個時代，也必須接受這個時代的負面壓力，哪怕這種壓力是一種時代病。』 新報：新作叫【真歷史在民間】，你所說的民間歷史是一個什麼概念？ 梁曉聲：我所謂的『民間』，是除了達官、名流、富商巨富們所剩的那一部分，就是在古代曰『蒼生』的。一個社會好不好，或有沒有希望、有多大希望，不僅看官員、各類精英是怎樣的，還要看民間是怎樣的。現在的我，很看好民間。民間原本是比別的社會層面更多溫暖的，是最能自然地體現人性的。理性的民間，才是有真力量的民間；伸張正義的民間，才是受尊重的民間。也只有這樣的民間，才配是『國之根本』。我看到，一個這樣的民間，正在中國成熟着。 新報：題材從小說轉到雜文，創作理念有什麼變化嗎？ 梁曉聲：我一直奉行『文學要使社會進步，使人的心性提升』。如果心性不得到提升，人類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好、最兇惡的動物。其他動物，哪怕是肉食類猛獸，也只不過為了飽腹和生存，不會在折磨中獲得快感。但是人如果沒有經過文化孵化就會非常兇惡、殘暴。我是人性理想主義者，我希望每個人對自己的人性都要有要求，不管貧富，首先應該做一個善良的人、做一個好人。中國人碰到一起，總不免首先『吐槽』：先說自己懷才不遇，接着批評別人有眼無珠；說了自己的卓越能力，接着感嘆別人妒賢嫉能，『吐槽』自己生活的那座城、那個省……卻很少有人承認，是由於自己身上的某些毛病恰巧與社會的某些毛病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慣性撞擊，才使自己陷於狼狽之境。文學的終極意義，就在於使我們心性變得更豁達、更開朗，更善於自我化解憂愁、化解煩悶。 新報：你說過『不能讓文化領域變成浮躁的全民娛樂場，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不能做娛樂場的看客』，這方面你好像特別憂心忡忡？ 梁曉聲：娛樂這種習性是連動物都有的，娛樂本身也分高低俗雅，『花邊兒』炒成大新聞的事例比比皆是，我們已進入空前的泡沫話題泛濫成災的時代。娛樂很容易使人成為看客，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文化就是既給予娛樂又克服娛樂，作家要關注的是社會需要什麼而不是市場需要什麼，社會需要人性需要懺悔需要善良……作家就通過作品來給予這些，而不僅僅是給予商業價值鏈，因此，文藝作品的價值意義一定要大於娛樂的喜感。沒有幽默感的民族是缺乏親和力的民族，但是喪失了莊重氣質的民族也不可愛，民族是需要文化培養的。 梁曉聲的微博更新了不到一個月、只發了14條就在2011年『收攤』了，『本就是奉友人之名而開的――我更屬於筆紙。』開了7年的博客也在2012年關閉，『事實上我與電腦的關係一點兒也不親密，我的手至今未在電腦上敲出過一個字。博客是當初應要求而來，而且起初由網站打理。但凡是署我名字的所謂「博文」，每一個字都先由我寫在稿紙上，然後將文移送打字社，非常麻煩。』雖然不用微信、微博，甚至不太用手機，也不上網，但這並不影響梁曉聲觀察這個時代，『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當代文化不經意間就變成嬌滴滴、嗲兮兮、甜絲絲、輕飄飄、黏糊糊的一團。我的「牙齒」習慣於咬碎一切堅硬帶殼的東西，而生活提供給我的新「食物」既不堅硬也不帶殼，它是軟的、黏的，還粘牙，容易消化卻難以吸收，所以更多的時候我寧願是啞巴。』 新報：你不喜歡自媒體這種『短、平、快』式的意見表達？ 梁曉聲：我不上網，我對網絡亦敬亦厭，因為網上奇樹異花、『正義審判』之類的東西太多，穿插着騙子行徑，假貨叫賣聲不絕於耳。然而網絡終究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所以我的敬還是第一位的。在人人都有『自話筒』的情況下，每天什麼事都發表個態度，除了說你在玩話筒、痴迷於話筒，變成了話筒依賴症，還能說明別的嗎？我覺得正因為拿着話筒更不能輕易說，沒有必要不參與，若要參與一定是真誠、有價值、有意義的表達。一些人為了增加粉絲和引起關注，經常弄些沒常識、聳人聽聞的東西，每天都在想，下一個140字以內的話該說什麼，說什麼大家喜歡聽的，傳播什麼能讓大家轉來轉去。一個人處於這種狀態是非常可笑的。許多問題需要嚴肅地看待，表達應該是嚴肅、鄭重的，考慮明白、表述清楚、直指要害地發問，但是現在很多人更習慣於用有趣喜感方式去表達，說到底是在玩，玩微博的背後是玩意見表達。有些人覺得網絡實名制會限制表達，為什麼一旦實名制了你想說的意見就不能說了？經過深思熟慮，必須說出來的話，無論實名與否，都是要說的。 新報：你不選擇用網絡發聲，同樣也不會用自己的身份去換取商業價值，我聽說曾有人找你拍廣告，你拒絕了。 梁曉聲：文學不是經濟，作家不是商人，因為真正的文學是趨義不趨利的，是有自己的定向與定力的。在商業時代，嘴是可以暗地裏計價出租的，它使一小部分人那麼不可思議地暴發。面對繚亂的商業時代，我們不乏對社會歷史和當下現實有清醒的認知並富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作家，期望他們擔負起更重的責任、發揮更大的作用的，不只是我們，還有這個時代。 新報：2002年起你當了老師，在北京語言大學主講『文學寫作與欣賞』，對現在的年輕人有什麼期望？ 梁曉聲：幾年前我在日本碰到一件事，感觸很大。我們到一個小飯店吃飯，嚮導說，為我們端盤子的男主人是東京大學世界歷史學博士，女主人是早稻田大學的文學博士，都出過書。我們不會因為他們是開餐館的，就覺得他們比我們差，反而肅然起敬。無論做什麼工作，都可以談歷史、談別的。而很多大學生上完大學之後，談世界不能談，談歷史不能談，談中國的過去和將來的可能性不能談。當你什麼都不能談，那你們的發展在哪裏？你會使人對你肅然起敬嗎？在今天這個社會，有了能力，到處都有那麼多機會。所以年輕人還要注重自己內心的建設，包括文化方面的修養和提升，另外還要明白自己的能力――想做什麼、能做什麼、目前必須做什麼。新報記者 宇浩 來源：每日新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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