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路艳霞 实习记者 徐颢哲
120年前的7月25日，饱含屈辱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当2014年7月25日即将到来时，一本名为《甲午――120年前西方媒体的观察》的书出版在即。当时的西洋老报纸是如何报道这场战争的？该书力图为人们审视那段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该书的作者是几位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们为把尘封的事实“挖”出来，在繁忙工作之余，曾奔赴世界各地找寻老报纸，并为此组成“万国报馆”兴趣小组。自称不是专家的他们，要带给读者怎样的发现和思考呢？ 目标出现在诺丁山古董街 2012年夏天的一个周末，伦敦诺丁山古董街像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一样热闹。媒体人田彤利用报道伦敦奥运会的间隙，顺着人流一家家小摊仔细地看过，直到他在一家小店与一堆老报纸不期而遇，才像钉子一样被死死地“钉”住了。 田彤一直对1911年前西方媒体如何报道中国非常着迷，当他不断翻动着落满灰尘的《伦敦新闻画报》的时候，一幅幅版画瞬间抓住了他：中国士兵脸上惊恐的表情、正在疾驰当中的战马、中日两国的战舰……空气中飘浮着翻动老报纸的声音，田彤意识到这些聚焦清末中国的老报纸所拥有的巨大价值，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庚子赔款、辛亥革命，大的事件这些报纸几乎全有报道。没有犹豫，他一下子买了三十多份英国老报纸。 把老报纸背回家，田彤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群有老报纸情结的朋友。他的发现令大家群情激奋，也让这群人找到了忙乎的方向。2012年夏天，“万国报馆”兴趣小组就这样诞生了，组员有高校教师、大学生、媒体人、外交官等，共有17个人。 寻找西方老报纸上“清末中国”报道的努力还在继续着。在美国纽约，田彤的朋友王昱几乎跑遍了大大小小的旧书店；而在法国巴黎，他从二道贩子手中，“截获”一批从图书馆、藏家手里淘汰下来的老报纸。“和英国报刊比，法国报刊印刷比较差，但彩色图片很多，有些还是手工上色的。”田彤说。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去年秋天，王昱还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因此拥有哈佛人的“特权”――可以自由翻看图书馆收藏的一百多年前的报纸。那个“世界”令人震撼，以致于王昱花了一个月，不断把老报纸从报架上取下再放回。“我查阅了一百多年前的所有老报纸，知道和中国有关的报道到底在哪一张报纸上，具体在哪一天、哪一版。”王昱说，他还利用图书馆的微缩照片和网络，扩大自己的寻找目标。 除了英、法、美老报纸，田彤又利用媒体人的便利，请各国的朋友帮忙收集资料，并亲赴俄罗斯、日本搜罗。 但资料收集并不是所有时候都那么顺利。1894年11月21日，日军在旅顺进行了大屠杀，《纽约世界报》记者克里曼（James Creelman）的报道发回纽约后，由普利策亲自编辑刊发，那期报纸也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王昱遍寻波士顿、纽约的各大旧书报刊店，均未找到那期报纸的原版。不过，他最后在哈佛图书馆找到原报纸，随后翻拍了下来。1896年9月2日，李鸿章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专访时，批评中国报纸的“编辑们不愿将真实情况告诉读者”，这期报纸也未找到原版，最后也是王昱在哈佛翻拍的。 收集来的老报纸最终聚齐了，田彤和朋友统计了一下，这些老报纸主要有英国的《图片报》、《伦敦新闻画报》，法国的《插图报》、《小日报》、《小巴黎人报》，美国的《哈珀斯周刊》，另外还有部分日本的浮世绘以及俄国的《田野》周刊。这其中，报道了甲午战争、庚子赔款的老报纸最多，与甲午战争有关的有300多份，与庚子赔款有关的有200多份。田彤说，因为“甲午”主题的报纸居多，所以兴趣小组把研究主题首先落在了“甲午”上。 半年翻译300篇各国报道 “万国报馆”的几位志同道合者从未奢望过出一本正式的书，“一开始只是想把搜集到的老报纸翻译出来，出一本这个圈子自己看看的小册子而已。”田彤如是说。 即便如此，小组成员几乎全部投入到老报纸的翻译中。田彤给团队定下一个原则：百度有的和其他书上有的，基本不做摘抄，尽量原文翻译搜集来的英、美、法、俄报刊中的内容。 事实上，翻译过程中，最难的是对人名、舰名、地名的确认，因为当时各国老报纸很多都使用老法语、老俄语、老英语，和现在的用法有较大差异。“比如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俄国强占旅顺大连’，这些事件在当时的报道中称呼旅顺港为阿瑟港（Port Arthur）。”张伟说，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就得非常小心。 英语翻译朱强是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教师，他回忆说，为了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字典、网上模糊搜索、跑图书馆，一样不能少。在翻译“Kosan”一词之时，朱强用遍各种手头资源模糊搜索，始终未能确定该地名是哪里。“最后，我根据国家图书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及《东方兵事纪略》等书，对鸭绿江战役前后清日之间大小恶战之顺序，同时结合该词语出现的具体环境（即位置在鸭绿江畔、九连城前），推测出此地应为‘虎山’。” 日语翻译邢成也是个媒体人，对他而言，一些武器名称的翻译很费事，“比如，日军的一款散射炮的名称来自于德语，在多方查证后，我才终于确定准确的译名为‘十门连珠格林散射炮’。” 俄语翻译张亚迟和田彤是同事，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两期俄国《田野》周刊的相关内容，总计10页。“对我来说，翻译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当时尚处于俄语文字改革之前，许多俄语字母与现在不同，读起来就像我们的文言文。”张亚迟说，许多生涩词语的用法他不仅需要查阅字典，还要向俄语系的老教授请教。3天能看完的内容，他花了20天的时间进行整理翻译。 这中间还出现过翻译不下去的情形。一位高校在读研究生看到1894年12月美国《哈珀斯周刊》中刊登的《可怜的老中国》一文，深深刺痛内心。他为此专门给田彤写了一封信，表示无法继续翻译工作。“我非常理解这位研究生的心情，因为当时各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基调几乎一致：只有让中国战败，才能让中国醒来，进而让中国打开国门面对世界，鲜有对中国抱有同情态度的。”田彤说。《可怜的老中国》最后由朱强接手，才得以翻译完成。 “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总共花了半年时间，将300篇各国媒体报道，最终“转化”为了中文。 西方媒体的“第三方”记录 在三联书店图书编辑唐明星的办公桌上，“万国报馆”兴趣小组的心血已经变成了到处标着红色修改符号的样稿。大约再过10天，这本名为《甲午――120年前西方媒体的观察》的书将面世。 正是唐明星说动了田彤他们出版这本书。唐明星说，目前国内有关甲午的书籍有很多，但并没有像《甲午――120年前西方媒体的观察》这样从第三方视角进行观察的。 唐明星的出版建议，让这群中年大男孩们焕发出“当年熬夜备战高考”的激情。从今年2月底开始，兴趣小组开始了全书的编纂工作，“他们充沛的精力让我惊讶，我记得有两周这帮人常常通宵不睡。”唐明星说。 即将推出的这部书以图为主，一共收入三百多幅当时登载在报纸上的版画，而这些版画均源自西方记者之手的摄影作品和画师的速写，同时配有当年西方记者的文字报道。 在大量的画面中，慈禧太后、李鸿章、丁汝昌等清末中国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普通中国民众、中日双方官兵都以非常逼真、生动的形式出现。浙江大学教授沈弘对西方老报纸研究了十多年，他说，19世纪末开始，《伦敦新闻画报》等西方媒体以最快速度再现了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其中就包括甲午战争。在他的印象中，西方老报纸对甲午战争场面以及江南制造局造大炮、造鱼雷艇等场面都有大量图片报道。“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派到中国来的都是画家，他们既能画也能写，像《伦敦新闻画报》常驻、特派画家有六七个。还有在中国居住的商人、外交家，也常常会当场速写，发回报道。” 西方媒体的报道细节丰富。1894年11月4日美国《哈珀斯周刊》载有《亚洲战争的故事》一文，作者为美国海军总出纳官，他从排水量、防护装甲、火炮、时速等方面，对中日两国战舰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和分析。1894年12月1日英国《图片报》，则用整整两版共18张图片，对中日军舰进行了详尽比较。报道对日本浪速舰等9艘战舰都有几百字的详尽介绍，还详细刊登了经远舰（King Yuen）、镇远舰（Chen Yuen）等9艘中国战舰的图片和说明，并有总结式的概述：“清朝战舰在黄海海战中遭遇劲敌，受到重创。实际参战的14艘战舰，除了6艘运兵船及6艘鱼雷艇外，有4条战舰被敌军击沉。” 不仅如此，诸多报道都在极力反思中国的战败。1895年2月13日英国《帕尔摩报》报道中称：“中国士兵仿佛没有思考过人生，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1898年1月15日美国《哈珀斯周刊》也在《中国的瓜分》一文中写道：“中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的聪明才智曾经让当时的东方迅速进入文明时代。但是，从此它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治理行径与上古盛世所推崇的善道初衷渐行渐远。较之于世界其他各大民族，中国人备受统治阶级的盘剥与摧残，终日为奴为隶，毫无尊严。” 老报纸就像一面镜子 “这些老报纸就像是一面镜子。”田彤说道，“一百多年前，正是中国与列强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也是报纸刚刚兴起的时候，这些登有版画的报纸好比今天的搜狐、网易，属于当时的新媒体。”“新媒体”对中国了解的深入性以及对中国战败后的分析所呈现出的专业性，令“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感到震惊。 朱强说，他印象最深的有三篇文章――《可怜的中国》《满清胜算几何 中国前途何在》和《清军有无反击之力》。“三位作者分析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清政府的堕落和蜕化、统治阶层内部之间的不信任、清军表现出来的外强中干等，其中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依然值得反思。” 朱强说，按照相关报道，清政府规定本省的督抚必须要到外省去任职，这样一来，他们和当地百姓很难产生共同语言。百姓有某种诉求的时候，督抚与他们因为各自方言的不同或许根本听不懂，“师爷这个角色因此应运而生。所谓师爷，多数情况下担当的是语言翻译者和出谋划策者的角色，很容易在百姓和‘父母官’之间引发不和谐。”督抚任期一到，很快调到外地，所以他们往往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民生、民风的了解并不深。 研究这些老报纸后，田彤对中外新闻制度也进行了一番比较。“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共派出从军记者114名，还有15名画师、摄影师。此外，战争爆发后仅一个月，17名西方记者即获得了随日军采访的许可。相比之下，清朝政府拒绝外国记者随军采访，拒绝外国武官随军观战，这使得国际社会只能听到日本一面之词，国际舆论因此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了。” 田彤说，第三方写出的报道，当然带有各自国家的利益，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客观和有深度的。“对于李鸿章这个人，多年来国内的基调基本是负面的，而当时的报纸在对他进行详尽报道的基础上，却给出了较为积极的评价。” 比如，1894年8月25日美国《哈珀斯周刊》报道称，“除直隶省之外，清朝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军队，只有在李鸿章管辖的省份，才有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经过现代化训练和武装的军队。李鸿章代表着新大清的思想和理念。大清能为突如其来的战争做出准备，应该归功于李鸿章不折不挠的毅力和强大的决心。”1896年7月26日法国《小日报》的封面人物正是李鸿章，此次报道聚焦李鸿章访问法国，“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都对他赞佩不已，却没有从中找到任何重要的话题。这位衣服上系着水晶扣子的大人不愿解开扣子敞开心扉……” 将西方老报纸关于甲午战争的种种报道详尽介绍给读者，田彤表示，“我们不是专家，也绝没有推翻历史教科书或者专家观点的意思和态度。我们只是想提供一个新角度、一个新视角，让读者自己思考和琢磨。” 延伸 民间历史研究 提供了多元视角 受访者 历史学家马勇 从寻访抗战老兵和抗日远征军的“国家记忆”项目，再到“万国报馆”兴趣小组，这些年来，民间历史研究者通过努力，力图让过往的一段段历史变得丰富和棱角分明。他们的研究结果，让曾经干巴巴、说教式的历史变得更容易接近，让大众对探究历史真相充满了兴趣。 历史学家马勇从中发现了民间历史研究者的独特价值。“相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他们完全凭自己的爱好、兴趣去做研究。他们不像专业人士，‘著书都为稻粱谋’，为了完成指标。因此民间人士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独立性，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他还认为，民间学者选题的敏感性和执着精神，有时甚至在专业研究者之上。“历史研究从来就可以多元化，从司马迁开始，并不是国家给了‘社科基金’他才写的。”马勇说，历史研究需要不同的看法，更需要民间历史研究者的不断加入。 “我一直关注这些研究者，但凡他们出书，找我写序，我几乎从未拒绝过。”但马勇在支持民间历史研究者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明显缺陷，“民间研究者往往没有经过专业化学术训练，容易把好奇当成知识，常常会觉得自己有了重大发现。”马勇认为，这是特别需要值得注意的事情。民间研究者不能把自己的一点儿发现，无限夸大，要谨守住“术业有专攻”，自己毕竟是外行，“你想想，在那么多人跋涉了上百年的领域中，你说自己是突然发现，这怎么可能呢？” “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传统，都有些基本的规范，所以民间研究者不能让别人感觉到太偏移，还是要掌握学科已有的一些表达。”对此，马勇建议，民间历史研究者应和专业人士多进行沟通，保持谦恭姿态，或许才能弥补自身缺陷。 “闷起头来自娱自乐可以，一旦要发表出书，相对专业的表达还是非常必要的。” 来源：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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