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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中國文學史】講稿首次面世 全書32篇

國學新聞| 文化新聞

2014-7-24 22:35| 發布者: 順天道化| 查看: 1130| 評論: 0|來自: 深圳商報

摘要: 深圳商報記者 劉悠揚    編者按   今年春,錢穆口授、葉龍記錄整理的【中國經濟史】講稿引進內地,一紙風行;5月,葉龍老先生又開始整理錢穆在當年新亞書院講授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講稿也即 ...
深圳商報記者 劉悠揚 
  編者按
  今年春,錢穆口授、葉龍記錄整理的【中國經濟史】講稿引進內地,一紙風行;5月,葉龍老先生又開始整理錢穆在當年新亞書院講授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講稿也即將在內地出版,葉龍先生又特別授權,將這部塵封近60年的珍貴文稿交給本報【文化廣場】獨家刊發。我們爲此再次採訪葉龍先生,見今日報導。
  同時,從今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文化廣場】全文連載錢穆口授、葉龍記錄整理的【中國文學史】(首期見今日C4版)。敬請垂注。
  『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國學大師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簡陋破舊的教室里,開講一門新課程【中國文學史】,這是錢先生開篇第一句話。
  這位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少見的通儒,一生著述80餘部,1700萬言,卻沒有留下一部關於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後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講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長文【中國文學史概觀】中,去尋找他對中國古代文學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論述。
  在新亞書院,錢穆開過兩次【中國文學史】課程,每次一講就是一學年。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講到清末章回小說,自成一套完整體系。可惜時局飄搖,奔波輾轉間,錢穆始終未能將講稿整理成書。
  近60年後,師從錢穆多年的弟子、87歲的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葉龍,從箱底捧出當年的聽課筆記,開始逐字逐句謄錄、校訂、注釋,錢穆先生留下的學術遺產終於重見天日。
  全書32篇:
  從堯舜禹講到清末
  【中國經濟史】出版後,深圳商報記者曾赴香港青衣島,獨家探訪葉龍老先生,並於4月28日至4月30日,連續三天推出系列報導『錢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個版的規模還原錢穆先生旅居香港、遷居台灣的人生橫斷面,引起廣泛關注。
  這組報導給葉龍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他正在整理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學史】講稿,遂主動提出,將文稿的報刊首發權交給【深圳商報】。
  經過兩個多月的謄錄、校訂、注釋,這部由錢穆先生60年前講授、從未公開發表過的【中國文學史】講義,終於初見雛形。
  『所謂「中國文學史」,其實是中國古代文學史。』葉龍先生告訴記者,整部【中國文學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國文學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說』,上至堯舜禹,下至清朝末年,體例上仍以時間爲序。但針對具體朝代和文學流變,錢穆先生提出了許多新創見,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給出了他的考證和解釋。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葉龍先生正在做最後的搜遺補漏和注釋工作。他預計,整部文稿完成後,總字數約爲20萬字。
  新見解:
  文學史斷代獨一無二
  『錢師用一生的精力,把經、史、子、集都讀通了,所以他講任何一門課,都有其精彩獨特的見解。』葉龍對記者說,講稿的意義在於即興,它與嚴肅撰寫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壓抑自己表達對史料的看法,不憚講出一般性規律,鑒往知今,微言大義。如今【中國文學史】講稿做了忠實的重現,這一價值已經足夠。
  因爲即興,錢穆先生許多猶如神來之筆的絕妙論斷,都留了下來。
  他說,【春秋】看起來像現在的電報,其實它最能體現『句斟字酌』,既有文學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兩首詩【長恨歌】和【琵琶行】,相當於小說;中國文學『無史詩,無神話,無悲劇』,【紅樓夢】也不算真正的悲劇,只是解脫而已;中國文學要能唱,【楚辭】、唐詩都要唱,故文學家多數帶有浪漫與落拓的習性;【史記】是一種浪漫派的寫法,但其中無一假話……
  在他看來,【詩經】是中國第一部文學作品,屈原是中國第一位真正的文學家,【古詩十九首】第一個開創了中國純文學的先河。建安文學是中國文學獨立、覺醒的轉折點,唐代是整個中國文學史的中心。而中國只有兩位大文學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學與道德的問題;一位是司馬遷,他解答了文學與歷史能否合流的問題。
  對文學史的斷代,錢穆也有別於前人。他認爲,『自孔子以下之諸子百家到漢初是散文時期,魏晉後則是韻文的世界。期間屈原的【離騷】只是偶然產生而已。』
  新考證:
  對文學史公案『發言』
  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以及前人講錯的地方,錢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正與補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傳弟子說:『蘇李河梁【贈別詩】和【古詩十九首】是西漢時所作。』這是文學上的大問題,長久以來爭議不斷。錢穆認爲其說甚謬,非搞清楚不可。而近代梁啓超則認爲上述五言詩均系東漢末年所出,錢穆贊成梁說,還提供了自己考據得來的有力論證。
  【尚書】的真偽也是文學史上一樁公案,錢穆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爲【尚書】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盤庚】,而虞書(【堯典】)、夏書(【禹貢】)、殷書(【盤庚】),均有可疑之處。
  最有趣的是,錢穆指出司馬遷講到【離騷】時,因不識歷史地理,以爲古人把地名寫錯了,還把原文對的反而改錯,導致屈原自殺的地點從『湘流』變成『常流』。『近日我重讀【中國文學史】,覺得錢師對歷史地理也滾瓜爛熟,他應該可以開【中國歷史地理】這門課。』葉龍笑言。
  新創識:
  建安文學至今仍被低估
  翻看【中國文學史】講稿,就能發現,錢穆雖然按照時間順序一路講下來,但某些章節的『厚此薄彼』,明顯透露出他的傾向性。
  最典型的是對建安文學不吝筆墨。錢穆不僅將它從魏晉南北朝文學中單拎出來,自成一章,而且對它的評價與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
  『錢師認爲,建安文學的價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國文學的重要轉折點,是文學覺醒之時代,自此文學才得以獨立,與政治脫離了關係。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學的帶頭人,有重大貢獻。而曹操在文學上的成就與特殊地位,也是錢師在近代最早提出並發現的。』葉龍說,對建安文學的重新評價,是錢穆先生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獨特創見。
  錢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將之比作羅斯福的【爐邊夜話】,他說:『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要到曹操以後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他對曹操極爲喜愛,講到他時妙語連連:『後來諸葛亮羽扇綸巾,指揮三軍,他的【出師表】亦如與朋友話家常,學的是曹操。曹操倜儻風流,其下屬羊祜累官升至尚書左僕射,當其都督荊州時,輕裘緩帶,身不披甲,學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敗操於赤壁的周瑜,當作戰時,背後卻在聽戲,學的也還是曹操。』
  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錢穆卻持相反意見。他認爲,曹丕是在中國文學史上講文學之價值與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論・論文】提出『文以氣爲主』這一主張,對後世影響深遠。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學者頭腦,亦尊重學術。從文學立場來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遠。』
  精點評:
  字字珠璣 活靈活現
  【中國文學史】講稿不是錢穆親筆所著,是基於授課記錄而成,但大師的意義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兩句話就令人有撥雲見日的感覺。
  記者閱讀書稿,並不覺得在讀學術著作,倒像讀散文。錢穆口才極好,他講【中國文學史】行雲流水,評名家,說經典,字字珠璣;又絕不僅僅就文學說文學,引史料,看全球,上下五千年信手拈來,把一部文學史講得像波瀾壯闊的史詩。
  他評價先秦諸子,說孔子如鍾,『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莊子則是玩世不恭,並非板起面孔教訓人,但他所講的寓言,其實相當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認爲不配與人講,你們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說:『知我者稀,斯我貴矣。』墨子則是一定要講到你明白爲止,因爲他是社會活動家,是宗教家。
  他點評歷代文人,說陶淵明性格如虎,其詩更爲可愛。王維是居士,杜甫是嚴正的讀書人,李白則是喜歡講神仙、武俠的江湖術士,屬於下層社會。柳宗元最偉大的是寫遊記,因唐人見到好風景只是賦詩而已。
  葉龍告訴記者,錢穆把『知人論世』作爲評價中國文學史的重要標準,認爲作者爲人的價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齊名,錢穆以杜甫爲高,他說『李白是仙風道骨,老莊風度;杜甫則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與時代打成一片,與歷史發生了大關係。
  錢穆的【中國文學史】首先是人的歷史。以此標準衡量,他認爲,謝靈運不如陶潛,宋玉不如屈原,吳敬梓、曹雪芹絕不能與蔣心餘相比,阮大鋮更不能與孔東塘比。
  大視野:
  從史學角度講文學
  『知人論世』正是錢穆這部【中國文學史】的理論基點,也是它不同於其他文學史的獨特之處。葉龍告訴記者,出於歷史的視野,錢穆先生的文學史觀是以史論文,他更重文學的歷史作用與社會功能,把中國文學的流變看做大文化傳統的一部分。
  這種文學理論,散見於錢穆的講述中,卻是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在【中國文學史】緒論中,他開宗明義:『講文學史應先明白歷史。』他認爲【史記】解決了西方文學關於『文學和道德』、『文學和歷史』關係的難題,稱最高的文學就是最高的歷史。
  他認爲『文運必與世運相通』,偉大的文學,多在太平盛世時產生。魏晉南北朝時期之文學,只能說是文學之覺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氣足。與此同時,那些生於憂患的新文體,五言古詩起於晚漢,詞起於晚唐,白話語錄起於晚宋,劇曲起於金元之際,白話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起於元末明初,也值得大書特書。
  以『史』的標準來衡量,錢穆認爲明中葉的作家,遠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無大傳統存在。因此對『明代四大奇書』【水滸傳】、【三國演義】與【西遊記】、【金瓶梅】,錢穆肯定前兩書,對後兩書則頗有微詞。他說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澤,心存邦國』,『【水滸傳】雖是一部社會下層文學,而實帶有中國傳統政治上層文學之真心情與真精神』。而【西遊記】和【金瓶梅】『只具遊戲性、娛樂性,只有寫作技巧,何曾有寫作精神?』
  至於【紅樓夢】,錢穆的評價是『有感慨,無寄託』,同樣是以史衡量,『清代中葉以後,漸漸死於安樂,如【儒林外史】、【紅樓夢】,皆安樂中垂死之象。』
  當然,錢穆述文學史的標尺遠非上述兩點。在『史』和『人』的標準之外,他強調生命觀,強調純真與自然。他說文學是生命,如司馬遷將自己的生命寄託於理論中。文學又是時代的,如【孔雀東南飛】小生命在大時代的隕落。但最高的文學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寫【離騷】,他怨得純真而自然,但屈原並非要講給人聽。
來源:深圳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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