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西式政体思维与中式政道思维的差异

摒弃政体决定论思维方式

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咎于体制的人，是因为没有想清楚，这种政体思维方式本身有什么问题。政体思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维方式，认识不到政治现实的复杂性，把复杂的政治现实简约为几个标签：民主、专制，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网上最近有篇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是一党制，是政体的问题。那么变成几个党好不好呢？很多人想搞两党制。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想搞两党制，别人也想有两个党，最后可能出现几百个党、几千个党。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几百个政党。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258个社会联合组织参加竞选。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按这个比例，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将会出现上千个政党。苏联1991年解体前就有争论，开放不开放？有人说，理想的改革方向是变成一个北欧式的国家，但是当时就有人指出，改革以后更有可能跟非洲国家一样。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俄罗斯走过的政治道路确实不像北欧，更像非洲，陷入混乱和贫困。普京上台后才把残局收拾起来，人均GDP从谷底爬出来，现在也只是比1989年的水准略高一点点。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超强，遭遇让人不胜唏嘘。以为政体一旦改变，好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逻辑思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所以，不能拿这种事做实验。中国1912年就有过这种实验，当时一开放，从政体的角度来看，非常像西方——多党制，有几百个党，有宪法，有议会，有总统，有选举，也有言论自由，表面上看什么都有。但是1912年到1916年那段时间，中国到底怎么样？尤其后来造成的结果——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有政体思维在作祟。

今年4月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讲话中就谈到这个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政体思维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在一个小的政治体里也许可行。但是要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仅仅强调政体的形式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按照真正的政体理论，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的民主制，它们都是混合政体。这种混合政体含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这样才能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中国要是用非常简单的政体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把国家带到沟里去了。就像习近平所言，“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人今天要汲取历史教训，否定政体决定论这种思维方式，采取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政道思维的方式。应该多考虑考虑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有多少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能会更好。

中式代表型民主Vs. 西式代议型民主

我们不但要否定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而且还要认识到，西式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的民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不仅如此，我们要看到中国民主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树立和增强制度自信。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分别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正在实践中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意味着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民主形式是完全可能的。

代表谁？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论的回答是：人民。所有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被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说，人民被动地接受服务，其真实含义是与人民一道，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么谁是人民呢？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或“公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断变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说出了他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体仍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将亿万普通劳动民众第一次带入了政治舞台。

中国共产党强调自己所代表的物件是人民，这与西方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自由主义的词典里，根本不存在社群、阶级这些群体概念，更不存在人民；只有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人才值得代表。

谁代表？在西式主流代议理论中，只有选出来的代议士（所谓“政务官”）才有资格代他人做主，其他人都不够格。但在现代，不管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中，都有大批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所谓“事务官”）实实在在地行使著政治权力。说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别人实际上也免除了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压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就万事大吉了。

中式代表型民主对“谁代表”问题的回答是，所有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选举出来的“代议士”，也包括手握实权的其他官员。中国把所有掌握和行使某种权力的官员统称为“干部”，所有干部都有责任和义务代表人民的利益，即所谓“当官为民做主”。

毋庸置疑，干部属于列宁所说的“先锋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摆出“精英”的派头，以“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责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级干部“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这也就是说，各级干部都必须在“干中学，学中干”，不能“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他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与西方“授权论”、“问责论”等对代议士角色的设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表什么？西式代议制中设置表达机制，让人们把自己的愿望（或偏好）表达出来，形成对代议士的压力，希望因此影响政府的决策。“愿望”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主观要求，也包括他们的客观需求。如果稍加阶级分析，我们就会了解到，衣食无忧的社会中上层往往表达的是主观要求（减税、同性恋婚姻、表达自由等），而囊中羞涩的社会下层表达的更多是客观需求（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等生活保障）。实际上，社会下层表达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上层的客观需求，因为后者也同样离不开衣食住行，以及就学、看病、养老等。只是由于他们的财力在支撑体面生活以外仍有富余，才遮蔽了他们也有这类客观需求的真相。由此可见，社会下层的需求是全社会的需求，而社会上层的要求则未必是全社会的要求。客观需求与主观要求还有一个区别：前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较稳定，而后者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来变去。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式代表型民主所要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观需求，而不是随意表达的要求或转瞬即逝的观点。当然，客观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发展水准比较低的时候，有饭吃、有衣穿是最基本的需求。但进入比较高的发展水准以后，这类生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比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快捷一些、住得宽敞舒适一些，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这意味着，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与时俱进，这就要求各级干部在听取社会各阶层所表达的利益诉求的同时，要不断深入社会底层，关注人民群众变化著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代表必定是一个能动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