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贡献

在中国文化与哲学领域，汤先生全方位地讨论了“传统中国文化很可能对人类社会作出划时代的贡献”的问题，包括中国的儒道文化可以让文明不再冲突 等内容。2012年底，他把近30年的相关论文辑成《思考中国哲学》一书，系《汤一介集》第六卷。透过这本书，我们不难领悟先生思考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与哲 学的现代转型问题的慧解。他对传统哲学范畴体系、阴阳五行观念与中国医学做了细致的探索，对五四运动与现代哲学作了深刻的反思。他主张“接着讲”，促使中 西马融合，让中国文化在传统中创新。关于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汤先生指出，由“天人合一”及其派生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及由这些基本命题所表现 的思维模式“体用一源”，可以引发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来，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这三套理论是从 三个方面来表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普遍和谐观念”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精神”是中国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政 治教化论。这三套理论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从这三套理论，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同样也可以认识到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所在。 1998年至2000年，他写了四篇论文，创造性地提出“建构中国解释学”问题，成一家之言。他梳理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指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解释经 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解 老》《喻老》对《老子》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此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解释方式，如《墨经》中的《经说》对《经》之字义或辞义的解释等。他还 以僧肇注《道德经》为例，讲解中国经典注释的知识系统。“解释问题”对中国文化、哲学、宗教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汤先生的意图是，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 法，对中国注疏经典的传统做系统研究，发现其同异，最后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解释学”。

在中西文化与哲学之比较领域，汤先生高屋建瓴，以中国智慧参与世界性对话，批评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对中西印文化的跨文化对话做出了 示范。他的相关论文收入《汤一介集》第七卷《面对中西文化》一书。汤先生分析了中国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及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肯定中西文化交流对话 对双方的积极意义，思考“文化热”与“国学热”。汤先生认为，西学的冲击使中国学人对自身文化有了自我反省的机会，唤起了我们的“文化自觉”，使我们逐渐 知道应发扬什么，抛弃什么，吸取什么，“因而在这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条件下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中国文化从传统走 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汤一介集》第七卷，自序第1页）他指出，“国学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自觉’，强调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追求把中 国文化的发展扎根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上。”（同上，第2~3页）他强调，他对亨廷顿的评析，主要是用儒家的“和而不同”等观念批评美国的“霸权”。他还以他 深厚的学养，把老子、孔子、庄子的思想与西方的黑格尔、康德、谢林的思想作了比较，提出了西方哲学主要是要建立一完满的知识系统，而中国哲学则是在追求一 种内在人心的精神境界。他与法国学者李比雄、汪德迈的对话，意义深远。

汤先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笔者限于学识，管窥蠡测，对他的述评难以全面、中肯，恳请方家不吝赐正。笔者曾在多文及不同场合指出，汤先生不仅是 一位醇儒、学者，而且是具有卓越学术组织能力的大学科带头人，他以多元开放视野与学术敏感，开风气之先，力辟新域，以心血与生命做了大量的文化传承积累与 发展创新的实际工作，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费心组织高端学术会议与讲习班，邀请诸多国外学者出席并讲学，主持《儒藏》编纂，组织西 学东渐史、中国儒学史、经学史、儒释道三教交融史等丛书的编写等。他是人师，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英才。汤先生的贡献绝不应限于他的文字 著述，他还有文字语言之外的精神遗产，主要是实践精神。他是一位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内圣与外王、做人与做学问并重，有理想追求与理想境界的大师！他把全 幅生命与精力奉献给了中国哲学创造性发展的伟业，是我们后辈的楷模！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