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曹三者：日本法治的三大支柱

进入20世纪，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先后发生的四大公害诉讼——新潟水俣病事件、四日哮喘病事件、富山疼疼病事件、熊本水俣病事件，轰动全世界。日本法曹齐心合力，通过公害诉讼，成功解开了关乎公众权益、社会稳定的环境法治难题。

四案中，1967年提起诉讼新潟水俣病是日本法官第一次面对公害问题。受害最严重的熊本水俣病患者最后一个提起诉讼，诉讼背后是成百上千悲惨的民众和家庭，儿童出现脑炎症状，成人出现脑肿瘤、脑出血及精神病症状，发病后短期内病情即急剧恶化，致人疯癫直至死亡。医生查出的罪魁祸首是氮素公司排出的大量有机水银废液。而面对指控，全日本产量第一的水俣氮素公司坚决予以否认。传统的民事诉讼中，原告对损害与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而在公害诉讼中，“找到明确的因果关系”这一要求无疑使得当事人望而却步、法官一筹莫展。最高法院石田院长指出：面对公害相关立法和社会环境不足的现实，法官需要运用新的法律思维和法律解释方法，公正而迅速地解决案件。全新思维带来了法官处理公害诉讼的突破。法学家们也多方调查、积极提供理论支持；律师们奔走呼吁。疼疼病诉讼中，岛林律师组织了律师团，以作持久战的决心展开工作，逐一走访每位患者，获取全面材料。最后，法官们强调：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达到必要的程度就可以了，司法要探讨的是法律上有没有因果关系，而不是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在排放明知有害的污染物时，企业应当运用世界最新技术做好预防，没有采取措施的企业存在过失。日本各大著名企业纷纷败诉、被判支付巨额赔偿金。从此，法官被誉为社会的“黑夜明灯”。公害诉讼使得日本政府开始反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并采取措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和制度迅速得以完善，通过法曹界的共同努力，公害诉讼改写了日本的司法和环境法治。

21世纪：法曹制度改革支撑起司法改革和法治的未来

进入21世纪，日本法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受到了新形势的挑战，司法官僚制的危害也逐渐突出。2001年，由来自最高法院、法务省、律师协会以及法学界、经济学界、工会和消费者团体的13位代表组成的日本政府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经过三年论证，由会长佐藤幸治教授向首相递交了司法改革的《最终意见书》，启动了日本明治时期以来最为彻底的司法改革。保障拥有素质高的法曹队伍、健全国民直接参与的诉讼程序、建立国民满意的司法制度，是该意见书的三大核心内容。而撬动司法改革的，是新法曹一元制，以克服司法官僚制的弊端，现代化的法曹一元即排除官僚法曹，设置专门行使法官职务的律师，将国家审判权委任给民间法曹。作为对英美国法律职业制度的大胆移植，法曹一元制的推行遇到极大阻力。而如何建立法官与律师之间良性互动关系、消除其隔阂，改革法律专业人才教育，提供法治发展所必需的法曹养成和管理制度，无疑决定了日本司法改革和法治的未来走向。

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结合国情吸收外国法的情况延续至今。学习外国法，使得日本法由简单到发达、由粗疏到严密，而基于移植、吸收发展起来的日本法已进入了对本国法律体系、司法体系进行整体反思的阶段。具备了自我革新能力的日本法，也会在移植、吸收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稿件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