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低薪制何以誘發嚴重腐敗

張宏傑，作家、學者，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等。

【一】

宋代的高薪在歷史上很有名，同樣有名的是明代的『薄俸制』。論者動不動就說，『明官俸最薄』，『俸祿之薄，無以逾明者』。

明代俸祿確實是非常之微薄，這是由明太祖朱元璋的統治思路決定的。

因為出身貧苦，朱元璋終生痛恨貪官污吏。他曾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長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殘害民者，罪之不恕。……苟貪賄摧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

朱元璋不了解，正是元代的薄俸制助長了官吏的貪污腐敗。樸素的農民式思維，讓他認為『當官的沒幾個好人』。因此在中國曆朝歷代中，朱元璋對官員們是最苛刻的。在制定俸祿制度的時候，朱元璋對自己的親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貴族的俸祿異常豐厚。皇子封為親王后年俸有一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這還不包括巨大的土地賞賜。但與此同時，朱元璋以開國之初，經濟凋敝，『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為由，又把官吏的俸祿定得出奇之低，對普通官員以『薄俸』為主流。

顧炎武說，唐代上州司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數百石，還有月俸六七萬錢，收入足以庇身給家。而明代官員的收入，不過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

明代俸祿制與秦漢以來歷代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宋代以前，歷代雖然低級官員收入不高，但中高級官員通常都是高薪。而到了明代，連高官也得承受低薪之苦。明朝中後期，最高級的正一品官員的全年俸祿折合成銀子不過才三百兩左右，抵不上一個京師富家子弟三個月的花費。所以明代低薪制是貫穿上中下級所有官僚的情況。

（【朱元璋】電視劇照）

【二】

這樣的低薪『不足以資生』，導致很多官員難以養家糊口。

比如洪武年間的陝西參政陳觀，『在陝以廉謹稱。其卒也，妻子幾無以自存』。一死，家兒老小馬上就無法生活了。

洪武年間的吏部尚書劉崧『幼博學，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茆屋，有田五十畝』。出仕之後，家族經濟情況沒有任何變化，『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家累自隨』。一條被子蓋了十年，被老鼠咬破了才換條新的。但是舊的還要縫縫補補，給兒子當棉衣。

洪武朝弘文館學士羅復仁性格質直，被朱元璋稱為『老實羅』。不過朱元璋對這個人到底是真老實還是假老實還有所懷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羅復仁家去私訪，見羅復仁住在一處破舊的房子裡，正站在一張折了一條腿的木梯上粉刷牆壁。朱元璋見狀不覺感慨，說：『老實羅確實老實，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賞你一套新住宅。』於是賜給他城中府第。（羅復仁，嘗操南音。帝顧喜其質直，呼為『老實羅』而不名。間幸其舍，負郭窮巷，復仁方堊壁，急呼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賢士豈宜居此。』遂賜第城中。）

最為極端的例子是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此人雖然曾任職高官，去職之時竟然『貧不能歸』，實在沒有辦法，『鬻其四歲女』，把小女兒賣了，充作路費。朱元璋一聽，不但沒有反省自己低薪政策給官員生活帶來的困苦，反而勃然大怒，認為曾秉正的行為有違人倫天性，乾脆把他給閹割了：『帝聞（曾賣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明史·曾秉正傳】）

【三】

朱元璋時代，俸祿已經如此之低。按理說在朱元璋去世之後，隨着經濟恢復，社會發展，明代統治者們應該大幅度提高俸祿。但事實是，洪武之後，明代俸祿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而逐步降低。

其主要原因是明代俸祿的『折色』制度。

明初俸祿主要是用糧食來發放的。但是當國庫中的糧食不夠用時，偶爾也會發點其他東西來代替。這就是所謂『折色』。折色最早始於洪武年間，在朱元璋去世後則越來越普遍。

建文四年，戶部稱，『天下倉糧，宜撙節以備國用，各處都司官俸，舊全支米者，宜米鈔中半兼支』。也就是說，因為國家糧儲不足，所以各處都司發工資時，一半發鈔票，一半發糧食。到了正統四年，又詔稱『南京及在外文武官吏俸米、軍人月糧，近為糧儲不敷，減分支給，以鈔折充』。折色漸漸成為定製。

問題是和元代一樣，明代的鈔票經常嚴重貶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二明官俸最薄條記載：『洪武時，官全給米，間以錢鈔，兼以錢一千、鈔一貫抵一石。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後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成化七年，戶部鈔少，乃以部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鈔十貫，是米一石僅值二三十文錢也。布一匹也僅值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僅值十四五錢。』

朱元璋時代，偶爾也會發錢發鈔，但是那時鈔票還好用，本應發一石米，實際所發之鈔，大約值一兩白銀，和市場價格大致相當。但是到了明成祖時，因為鈔票貶值，本來應該給一石米，實際所發鈔票，卻只能兌現白銀一錢到二錢，就是說已經貶值到只剩原來的一成到二成了。到了成化年間，一石米發給十貫鈔，看起來比洪武年間漲了十倍，而事實上，那時十貫鈔才值二三十文錢。也就是說，貶值到原來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如果按半糧半鈔算的話，官員實際只能領到糧食部分，以鈔折算的部分就算是給國家做貢獻了，工資相當於降低了百分之五十。明代皇帝們就是這樣和百官耍流氓。

時間長了，百官當然紛紛抗議，皇帝於是不發鈔票，改發其他東西。發什麼呢？發胡椒，發蘇木。胡椒和蘇木，一個是調料，一個是顏料，為什麼發這些東西呢？因為這些是從外國進口的奢侈品，鄭和下西洋的時候進口多了，宮中堆積多年，眼看着要放壞了，所以拿出來給百官充工資用。成化五年，實在沒錢給百官開支了，甚至發衣服被褥，將內庫所存的『綻絲綾羅、紗褐繒布、衣巾兌今衣褥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以充俸鈔』。就是說，皇宮大庫存的綢緞布匹，衣服帽子、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瓷茶碗錫茶壺都拿出來發給百官。反正宮裡什麼東西多就發什麼。

為什麼要用這些東西來給百官發工資？當然是因為國庫沒錢了。那麼為什麼大明王朝會窮成這樣呢？主要原因是天下的銀子都發給朱元璋的後代了。我們說過，朱元璋雖然給百官的俸祿標準定得很低，卻給自己的子孫後代規定了極高的俸祿水平。朱元璋規定，他的後代由於身份高貴，不能從事任何社會職業，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個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多生一個孩子，國家就按等級多發放一份俸祿。所謂『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

所以明代皇族拼命生孩子。弘治五年年底，山西巡撫楊澄籌向皇帝匯報，山西慶成王朱鍾鎰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不久另一位藩王刷新了這一紀錄，這位藩王光兒子就多達一百餘，每次節慶家庭聚餐，同胞兄弟們見面彼此都不認識。這就是史書上所謂的『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

這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子孫於各地，『初封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這些王爺好比種子，一二百年過去後，在各地繁衍出的數量大抵十分驚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間只有一位晉王，到了嘉靖年間，有封爵的皇室後代已經增長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間河南本來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萬曆年間，已經有了五千多個皇族後代……據明末徐光啟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數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當代人口史學者推算的結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長率是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的十倍。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經繁衍到近一百萬人之多。

這樣國家財政就出現了難以支撐的窘況。嘉靖四十年（1562）朝廷曾經算過一筆賬，天下歲供京師糧400萬石，而諸王府的祿米支出竟然達到了853萬石，缺口是453萬石。天下所供，竟然不能滿足王族所需。所以當時官員們說，『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患者，莫甚於宗藩祿廩』。

實在拿不出銀子來百官發工資，發點東西大家倒也能理解。問題是，皇帝們的小算盤仍然打得非常雞賊。好比這東西本來只值十塊錢，但是皇帝卻非要說能值一百塊錢。比如永樂二十三年，每斤胡椒算成十六貫鈔票，蘇木每斤算八貫鈔票。但到了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不到十年，胡椒每斤就算成一百貫鈔票，蘇木每斤算成五十貫鈔票，翻了六七倍。

成化七年，因為國庫里存的棉布太多，積壓久了，眼看着都快爛了，皇帝遂宣布，以後就用細布給百官開工資。什麼標準呢，一匹細布折算成20石米。然而，明代最好的三梭細布，一匹也不過能換二石米。皇帝顯然把布價抬高了十倍。成化十六年，細布也快發光了，又發粗布，而且『每闊白布一匹折米30石』。一匹闊白布，也就是粗棉布，本來不過值銀子三四錢，卻算成三十石糧食，這就把布價抬高了近百倍。所以【明憲宗實錄】稱：『然三梭(布)一匹極細者，不過直銀二兩，而米價遇貴則有一石直銀一兩者。今布一匹折米三十石。輕重已自懸絕。後乃至以粗闊棉布直銀三四錢者，亦折米三十石，則是粗布一匹而價銀直三十兩，自古未有也。』明代皇帝們的無賴嘴臉就是這樣毫無遮擋。

就這麼低的工資，在明代還常常拖欠，甚至數年不支工資。明人王瓊在【雙溪雜記】記載：『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

顧炎武總結明代俸祿史說：『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朝廷在發俸祿時，在銀子、糧食、布匹之間反覆折騰，但是不管怎麼折騰，反正是越來越有利於皇帝，越不利於百官。

在明初洪武至宣德六十年間，載入【明史循史傳】中的著名清官，占明代循吏總數的六分之五，這不能不說與薄俸制有關。明代那些恪守節操不想大肆貪污的官員，無一不生活得非常艱難。宣德年間，禮部侍郎這樣的高官，死後甚至不能安葬。『鄒師顏，宣都人。……為禮部侍郎。省墓歸，還至通州，卒，貧不能歸葬。尚書呂震聞於朝，宣宗命驛舟送之。』正統元年，左副都御史吳訥曾說：『近小官多不能贍，如御史劉准山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成化年間，曾以廷試第一名為翰林修撰的羅倫，在被貶為福建市舶副使時，因微薄的官俸不足開支，只好靠賣字謀生。

（中國明朝法令條例【大明律】）

【四】

我們看明代官場貪腐發展的曲線圖，與俸祿高低有着直接的關係。明代貪風之盛行，恰恰發生在洪武朝以後，與俸鈔折色之制同步。折色越低，貪污腐化就發展得越厲害。

永樂時期，因為折支鈔票的普遍化，貪腐也開始普遍化。有人描述其情形說：『貪官污吏，遍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強自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

對於這種情況，官員們紛紛指出，薄俸制是主要原因。比如任雙流知縣的孔友諒報怨說：『國朝制祿之典，視前代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官員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首之資，以道路往來，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萎莫訴。』永樂年間著名清官李賢說：『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資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大理寺右少卿戈謙也說：『且計一官，其家少者五六口，多者十餘口，俸既不足，則其衣食器用、仆隸之需，必出於民，為害非小。……因國用浩繁，文武官吏俸給什撙節其六七，所得不給其所費。』

從永樂之後，貪腐一代比一代更加嚴重。何瑭說，洪武晚年，『漸啟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升，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蜂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他也是認薄俸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官吏之俸薄，『故官吏則務為貪侵』。

明代正統年間御史陳泰一生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兩袖清風，世稱『鐵』御史。他也說：『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甚遠，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二石，薄者一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首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譴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

明代中後期之腐敗，在歷史上刷新紀錄。嘉隆以後，『惟賄是舉，而人皆以貪墨以奉上司』。官場『禮義淪亡，盜賊競作，貪婪和無恥之風瀰漫』。著名清官韓一良在與崇禎皇帝的交流中，把低薪制與官員貪風之間的關係表達得直言不諱：『陛下平台召對，有「文官不愛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以官言之，則縣官為行賄之首，給事為納賄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過客有書儀，考滿、朝覲之費，無慮數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

明末思想家顧炎武總結明史，尖銳地指出：『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