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共贏的外交原則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體現與保障

其三，不管是意料之內還是意料之外，亞投行一役，中國的多邊外交不經意間很“上道”。與其大量對外援助卻收穫“中國威脅論”的差評，還不如拉著兄弟們一起幹，打造利益共同體，還能贏好評集點贊。

美國在亞投行上多少是失策了，但失策並不可怕，失道才可怕。歐洲在亞投行上的選邊，顯示出近年來美國對歐政策的偏頗。首先，美國在IMF改革問題上的動作遲緩讓歐洲國家多有不滿；其次，如佐利克所言，美國在慫恿歐洲國家拒絕亞投行的同時並沒有提供替代方案；第三，正如《福布斯》刊登的《美國已然失去了全球視野嗎？》一文所言：亞投行事態的發展，始於美國強迫歐洲國家制裁俄羅斯。“制裁俄羅斯並不符合歐洲國家利益；歐盟各國不得已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如今在亞投行一事上，如果再度屈從美國，豈不顯得他們是美國豢養的哈巴狗？”

總而言之，我們樂見國際金融治理結構產生的微妙變化，這不僅是中國“戰略忽悠”的成功，也是美國對外政策自欺欺人的後果。

亞投行的籌創只是萬里絲綢之路與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跬步，第一次領導著發達國家玩多邊金融機構可謂壓力山大。因此，我們認為亞投行的定位宜於堅守亞洲屬性而非成為世投行，亞投行的功能應該集中於通過基建轉移中國的剩餘產能到周邊有需求的國家，以投資共事打造更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周邊環境。至於質疑現在的亞投行已經脫離中國預期的觀點，金立群先生的回應再明白不過：“邀請歐洲國家參與進來的時候，我們主要不是希望他們多出錢，而是希望歐洲國家的加入能夠在公司治理、技術支持等方面貢獻經驗和智慧，促進這個機構的發展。”誰還沒個學步的過程呢？既嫌棄中國缺乏國際治理經驗又排斥有經驗者參與進來，絕非建設性態度。美國無疑需要重新審視大國外交關係中的利益結構，及時修正對華態度以及與歐洲關係為時還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