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反思：個體主義不適新環境 家庭瓦解導致社會倫理喪失 ... ...

在接受專訪時，孫向晨提出，新文化運動對『家庭』的批判直指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一百年過去了，對獨立自由個體的追求，我們還在路上，但顛覆「家庭」倫理價值觀卻讓我們飽受其害。是時候正視「個體」與「家庭」了，這樣新文化運動的百年紀念才有真正意義。』

前不久，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同性婚姻合法也涉及『個體』與『家庭』這個問題，孫向晨認為，任何個體都可以選擇婚姻，但是『確保人類繁衍』的婚姻和『保護個人權利』的婚姻還是有區別。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於2002年5月正式對外開放，館址即北大紅樓。紅樓內保持原有格局，營造五四時代氛圍。CFP資料

中國的『家庭』觀念背後是『生生不息』的生存論結構

澎湃新聞：新文化運動有關『個人』與『家庭』，都曾有過哪些『發聲』？

孫向晨：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從譚嗣同的『仁學』到梁啓超的『新民說』，都已對『個體主義』有所認識。但新文化運動『上了一個台階』，陳獨秀明確認為：個人平等自由的權利是國法所不可剝奪的；國家祈求的就是個人的權利與福祉，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非但不與個體主義衝突，相反是以鞏固個人利益為目的，社會文明應該為個人所享受。

1915年底，陳獨秀在【青年】雜誌首卷的總結『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以及1916年初的開卷篇『一九一六』都以號召青年人『尊重個體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品』來標示新時代的開始。從這時開始，『個體主義』一時成為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傅斯年、周作人、陳大齊等諸多思想者的支柱性觀念，這也意味着中國傳統社會在價值形態上開始向現代社會轉化。

同時，束縛『個體主義』的『家庭』也開始成為新文化運動思想者的抨擊對象。

與之前時代不同，新文化運動從『家庭』批判出發，開始了全面否定中國文化傳統的進程。比如胡適的『易卜生主義』在倡導獨立自由之個體的同時，也借易卜生列舉出家庭自私自利、依賴性、假道德、怯懦的四大惡德；吳虞從『孝』的觀念出發，論證『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傅斯年以『萬惡之源』來論述家庭對個性的扼殺；顧頡剛批判家庭中的名分主義；周建人以『中國的舊家庭制度是君主專制政治的雛形』來說明家庭的罪惡……簡直不勝枚舉；這種批判在當時有它正面的意義，但就『家庭』的核心價值來看，難免以偏概全。

澎湃新聞：那麼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等人對『個體主義』的強調，帶來了哪些影響？

孫向晨：就『個體主義』在現代中國的命運而言，好景不長。陳獨秀的思想在1919年之後就發生了變化，集體、組織、革命、社會和階級的敘事逐漸替代了『個體主義』；在胡適看來，大概自1923年起，黨國體制，思想統一的趨勢開始慢慢壓制個體主義的流行。更大的背景則是在『救亡』的現實面前，理想型的現代『個體主義』讓位於現實的『集體主義』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