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伪正统：放棄华夷分辨原则，终难容《孔氏家仪》

清代开疆拓土，地域上远超前代，所以清代帝王多强调此点以维护“正统”，如雍正帝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大义觉迷录》卷一）然而以异族继承大统的事实，又使得清代除试图以“疆域”模糊“道统”的同时，将礼制的恢复和重建作为建立新的正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康熙朝开始，国家开始有意识的大规模编纂国家礼典，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编纂五朝《大清会典》，乾隆十三年（1748）编订《大清通礼》等。孔继汾所著《孔氏家仪》中有与《大清会典》中抵牾之处，且书中有评论清代礼典的语句，因此被族人告发而成为乾隆后期的“文字狱”案之一。

近年来对于清代礼典的研究多集中于礼典的编纂，或从法律史、法律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涉及到文字狱这一事件的研究，张兵、张毓洲曾撰《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对以往的研究加以总结（张兵、张毓洲：《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院版）2010年第3期）；此外，周宗奇利用档案史料对顺康雍乾四朝的文字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解读，上海书店出版社也对清代文字狱档案汇编整理而成《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周宗奇：《清代文字狱》（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本文研究的核心“《孔氏家仪》案”因史料集中保存于《孔府档案》之中，故学界对此少有关注。

一、孔继汾的生平

孔继汾（1725-1786），字体仪，号止堂，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孔子第六十九代孙，第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第四子，继室徐夫人出。生于雍正三年（1725）五月己亥，因在宗族中排行第十，其后裔被称作十府。

乾隆三年（1738年），皇帝“有事于辟雍，召取衍圣公率圣贤子孙入京陪祀，汾与观礼。礼成，随宗子诣阙谢，召见乾清宫，赐予殊渥”（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一百），孔继汾被“蒙恩准贡入监读书”（《孔继汾自作墓志铭》），成为恩贡生，乾隆十二年（1747）中举。

乾隆十三年（1748），高宗幸鲁，孔继汾充任讲书官，为高宗进讲《中庸》“凡为国家有九经”一章，并随宗子为皇帝导驾，深受高宗赏识。礼成后，高宗欲授官主事，对协办大学士傅恒说“孔继汾新中式，顾令得成进士乃佳尓”，“傅公奏云：惟中书始仍可会试”，于是授官内阁中书，同年秋“补诰敕撰文中书舍人”，“十五年夏，办理军机处行走，每巡幸辄扈从”（《孔继汾自作墓志铭》）。十七年，经由军机大臣举荐勤职，授户部额外主事。次年夏“补广西司”，任广西司主事，正六品。在京期间，孔继汾“与当世名公卿上下其议论，更得质叩典坟，习熟掌故，公余无事，恒以书麓自随”（《孔继汾自作墓志铭》）。

乾隆十九年（1754），“时方用兵准噶尔”，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请自神木至巴里坤设站一百二十五，并裁度易马，运粮诸事”（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一百），出发前，刘统勋“奏以汾偕行”，在刘统勋的帐下“受任简书”（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一百）。第二年夏，准噶尔部达瓦被俘，“库需无缺”（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一百），孔继汾受到纪录一次的奖励，回京复任旧职。

乾隆二十年（1755），高宗决定再次来曲阜祭祀孔子，孔继汾“冀得先驱归鲁，扫除涂茨，效犬马奔走之勤，然后迎伏道左，遹观请成”（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一百）。但是衍圣公与山东地方官员在整修道路、采办粮草等问题上就孔庙庙户当差问题发生争执。衍圣公孔昭焕上书皇帝，指责山东地方官额外派办派卖，请求“将现存户丁酌留五十户，其余户丁改归民籍，交地方官编审，与民籍一体当差”。高宗令署山东巡抚白钟山调查，白钟山否认额外派办派卖，指责衍圣公府不予配合，“曲阜地处偏僻，不通商贾，不得不于本境零星采买，但庙佃裔户人等类多附托，概不应承，以致地方官呼应不灵，甚为掣肘。经司道等咨明衍圣公，并纷纷具禀到臣，臣复谆切札致，仍置罔闻”，但他并不指责衍圣公孔昭焕，而是归咎于孔继涑、孔继汾兄弟，“孔昭焕年幼寡识，不谙大体，任听伊叔祖孔继涑、告假主事孔继汾指使把持，与地方官互为抵牾”。高宗本来就忌讳巡幸扰民，对孔昭焕“着加恩免其交议。孔继涑、孔继汾著严察议奏”，经吏部议定，高宗同意，以干预公事罪将告假主事孔继汾革职，贡生孔继涑革去功名（《钞件为衍圣公听任孔继汾等主持袒庇庙户干碍地方应革职事》，《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525页）。

被革职后的孔继汾，很快得以“吏部奏捐复，报可，得复原官”（《孔继汾自作墓志铭》），但此时孔继汾三次参加会试也未考中进士，而生母徐夫人春秋渐高，且徐夫人认为孔继汾“性多戆忤物，居官非应宜”（《孔继汾自作墓志铭》），一向孝顺的孔继汾遵从母意，复官后并未赴职，而是从此闭户读书，潜心著述，先后撰成《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家仪答问》、《劻仪纠缪集》等著作。

乾隆三十六年（1771），徐夫人念丈夫去世已久，不忍子孙启墓合葬，“爱防阴山水，命治寿藏于启圣墓东偏”，孔继汾“欲依我太夫人，亦非于林外东南，乾隆辛卯仲冬甲寅圹成” （《孔继汾自作墓志铭》），于孔子父母墓地梁公林内预先营造了母亲徐夫人的墓室。但此事遭到孔氏家族的反对，乾隆四十九年九月，衍圣公孔宪培将此告至朝廷，高宗批示曰：

“启圣王林为至圣发祥之地，春秋官为致祭。徐氏以一妇人，且系衍圣公孔传铎第三继室，岂容于墓侧违例营葬？不特于风水有碍，且揆之典制亦断无此理。孔宪培于伊继高祖母营造虚圹时虽未经阻止，今既呈明更正，尚属可原，孔宪培著免其议处。至孔继汾、孔继涑，身为圣裔，且曾登仕版，自应恪遵祖制，照例将伊母安葬，乃于徐氏营造虚坟，既不能奉阻于前，仍复固执于后，殊属非是。孔继汾、孔继涑俱著交部严加议处，其虚坟著即铲平。”（《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214卷）

此次事件，高宗并未给孔继汾惩罚，但对其已颇有看法。次年，原任圣庙四品执事官孔继戍上告孔继汾在《孔氏家仪》一书中删改服制，且多有忤逆之词，孔继汾因此被遣戍伊犁。

孔继汾被裁定遣戍伊犁后，其子孔广森积极设法营救，“明年君父止堂以著书为族人所讼，将西戍塞外，君纳赎锾入都。百茧赴阙，仰冀主慈，万里荷戈，愿以身代”（凌廷堪：《孔检讨诔》《校礼堂文集》卷三十六，《续修四库全书》1480卷，第352页），获准纳锾以赎后，胞弟孔继涑也倾力资助，“荷圣主矜全，罚输金，交河堤使者。再论戍边，恩许纳锾以赎，君同忧共患，出己赀助户部君前后万七千金”（梁同书：《谷园孔君家传》《频罗庵遗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1445卷，第508页）。经众人的积极努力“未几，止堂公获宥”（凌廷堪：《孔检讨诔》《校礼堂文集》卷三十六，《续修四库全书》1480卷，第352页），获救后的孔继汾“不乐家居，客游杭州以没”（姚鼐：《孔信夫墓志铭》，《惜抱轩全集》卷十三，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客居杭州，是由于孔继汾与居住于此的名士梁同书有姻亲关系。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月初六日戌时，孔继汾因病在杭州去世。十月，灵柩被迁回曲阜。乾隆五十四（1789）年四月，其子孔广林将孔继汾夫妇迁坟合葬于曲阜城西犁华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