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遠去 風範長留——讀【江隆基的最後十四年】

斯人遠去 風範長留——讀【江隆基的最後十四年】

【江隆基的最後十四年】王戈 王作人 著 作家出版社

    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先後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和蘭州大學校長的教育家江隆基，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歲月的更替，似乎已在人們的記憶中漸漸遠去，更多時候成為相關史料中的一個名字，紛繁歷史中的一個身影。

    王戈、王作人兩位寫過不少小說力作的作家，在充分占有豐富資訊與一手史料的基礎上，懷揣着對歷史的敬畏之心，對老校長的崇敬之情，精心撰著了【江隆基的最後十四年】。這部紀實作品，以回到現場的歷史感，探悉本相的真實性，以可靠的歷史事實和豐富的生活細節，把人們帶到了江隆基出任北大副校長的『前七年』和出任蘭州大學校長的『後七年』，還原了這位著名教育家在人生最後14年的不懈拼搏和不幸遭遇，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大學校長少有的人格魅力與不該有的悲劇命運。

    閱讀這部【江隆基的最後十四年】，使人獲益匪淺，也令人感慨萬千。我最為深刻的感受是，看似已離我們遠去的江隆基，對於我們不僅依然需要，而且至為重要。因為他德才兼備與抱誠守真的作為，既是如何做好大學校長的一個絕好的榜樣，又是我們反觀教育現狀的一面明亮的鏡子。

    江隆基無論是20世紀50年代在北京大學擔任副校長期間，還是60年代到蘭州大學擔任校長期間，都是處於風浪不息的時期。這個時期對於教育和高校而言，可以說是困難重重，障礙多多，每走一步都步履維艱。江隆基在這種環境與背景之下，作了常人不願做，他人不敢為的種種舉措，給不知所措的人以定力，給陷入困境的人以助力。比如，在北大期間，他以非凡的魄力與勇氣，頂住來自陳伯達、康生的巨大政治壓力，堅決支持馬寅初看似『不合時宜』的『人口學』研究，朱光潛的被認為是『唯心派』的美學研究，為他們分擔責任，紓解壓力；大力扶持王瑤、汪子嵩等當時的年輕學者，讓他們在教學和科研上脫穎而出。而到蘭州大學後，他幾乎是憑藉一己之力，使人心渙散、問題成堆的蘭州大學很快走上正軌。他首先從師資隊伍的建設抓起，從解決一個個實際問題入手，團結了一支高水準的教師隊伍，又頂着種種政治運動的干擾，建立和健全各種規章制度，力求使學校按照『以思想為先導，以生活為基礎，以教學為中心』的辦學路線正常運行，終於使蘭州大學這個國家確定的重點大學名副其實。

    主持學政，主理大學，江隆基其實並沒有什麼點石成金的靈丹妙藥，而是憑藉着自己的精神與能力去竭誠努力、盡力而為。這個精神與能力，一個是充分尊重教育規律的堅定信念，一個是甘為孺子牛的服務精神，這兩樣東西構成了江隆基為人處世的兩大法寶，也是助推着江隆基在困難境況下能打開新局、有所作為的兩大利器。他從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實踐中深刻認識到，高校『是出思想、出人才的地方』，要『一切以教學為中心』，要使有才華的專家、學者生活無憂，心情舒暢。而他自己常常掛在嘴上的口頭禪是『我來不是錦上添花的，是雪中送炭的』。這裡的『炭』，有時是政策的落實，有時是困難的排解，更多的時候則是對於知識分子的敬重與愛護的關切之情。這樣的直切教育本質的認識，這樣的始終禮賢下士的姿態，使他不僅在許多事情的認識與看法上高瞻遠矚，而且在看人的眼光，用人的力度，為人的方式上更能高人一籌，令人們看到了一個共產黨人教育家在精神上具有的品質，在人格上可能達到的高度。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江隆基也成了一面鏡子。這面澄明透亮的鏡子，能使自私者羞愧，自愧者汗顏，自覺者自省，自強者奮起。因此，需要深深感謝王戈、王作人兩位有心又有情的作者，他們給人們描畫出了老校長江隆基栩栩如生的可親形象和勵精圖治的可貴精神，使這本以描寫江隆基後半生的紀實作品，實際上超越了個人傳記的狹小範疇，而具有更廣的意義和更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