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聚八方名家 開創中醫偉業

【 中醫研究院成立始末 】

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中醫研究院成立典禮

1955年12月19日，衛生部中醫研究院成立大會在北京廣安門內北線閣隆重舉行。周恩來總理親筆題詞：『發揚祖國醫藥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衛生部任命魯之俊為首任中醫研究院院長，朱璉、田潤芝為副院長，彭澤民為名譽院長，蕭龍友為名譽副院長。

典禮當天，到會祝賀的有李濟深、謝覺哉、習仲勛、徐特立、張際春等領導，全國政協、統戰部、國務院、衛生部等有關部門人員約400人應邀出席。

同一天，中醫研究院附屬醫院（即今西苑醫院）也宣告成立，全國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開學。

屢遭坎坷 偉人力挺中醫

中醫研究院成立的緣由，可以追溯到1950年。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余雲岫提出的『改造舊醫實施步驟』方案，引起了中醫界代表的抗議。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支持了中醫代表的要求，並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最終，會議制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為新中國衛生工作的三大方針。

然而，在建國初期的幾年裡，部分衛生行政領導部門並沒有認真執行這一政策，中醫受排擠的現實依然存在。這引起了中醫界和廣大患者的不滿。

1953年，毛澤東主席批評了衛生部領導輕視、歧視、排斥中醫的錯誤做法。1954年，他對當時中醫存在的問題又做了重要指示。同年4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杭州對針灸療法實驗所所長朱璉說：『針灸是科學，不是土東西。』『針灸大有名堂，將來全世界各國人民都要用它。』同年6月，毛澤東主席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機構，羅致好的中醫進行研究，派好的西醫學習中醫，共同參加研究工作。』

各方支持 籌備順利進行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貫徹對待中醫的正確政策』。11月2日，【人民日報】再次發表『加強對中藥的管理和研究工作』的社論，進一步闡述了黨中央對中醫中藥研究工作的要求。

1954年9月12日，衛生部派魯之俊、朱璉、何高民負責籌備成立中醫研究院。不久，董必武選調30多名幹部和工作人員充實籌備處的辦事機構。

1955年初，籌備處首先建立了針灸研究所和中醫門診部，並提出了『關於建立中醫研究院方案（草案）』。5月20日，籌備處成立了黨總支委員會，魯之俊任書記。

從1954年10月到1955年12月，經過一年多的籌建，先後接收了原衛生部針灸療法實驗所等多家單位，建院籌備工作基本就緒。

　　制定規劃 引領全國發展

中醫研究院成立之後，從全國選聘的30餘位著名中醫藥專家，建立了8個機構，開展內外婦兒、骨傷、眼科以及針灸、中藥等方面的科研、臨床和教育工作。從此，中醫藥發展步入了一個新階段。

1962年，中醫研究院負責起草並制定『1963至1972年醫學技術發展規劃（初稿）』，涉及中醫臨床各科的療效和機制、針灸療效和作用機制、中藥研究、中醫文獻整理研究、醫學史研究等5個項目。

1963年，在全國醫學科學工作會議上，衛生部指定中醫研究院為十年規劃中醫中藥項目主要負責單位，並承擔29個課題。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中醫專題委員會和國家科委中醫中藥專業組成立後，辦事機構設在中醫研究院。從此，中醫研究院擔當起引領全國中醫藥科研的重要任務。

1965年，中醫研究院上報了全國『1963年至1964年關於醫學科學十年規劃（祖國醫學部分）研究工作執行情況』，並編制了1965年至1966年中醫中藥研究奮鬥目標。

【 32位中醫大師雲集京城 】

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為了一個研究機構的建立，動用行政手段，從全國徵召首屈一指的名醫大師，這是史無前例的，體現了黨和政府對中醫事業的高度重視。

1955年1月以後，中醫研究院籌備處陸續從全國9省市聘請了32名具有真才實學的名老中醫匯集京城，參與中醫藥工作，考慮到中醫不同學科之間的建設問題，所徵聘的人才基本涵蓋了中醫臨床、教學和科研的諸多領域，使得中醫研究院從起步就站在了一個制高點上。

從全國各地先後聘請了40餘位著名中醫專家

在內科領域，匯聚了擅治溫病時疫的蒲輔周、時逸人、劉志明；專攻脾胃病的步玉如、徐季含；研究肝病的陳慎吾、李振三、趙惕蒙。其他如蕭龍友、於道濟、趙錫武、孫振寰、冉雪峰、王文鼎、余無言、楊樹千、黃竹齋等，都是各地德高望重的名醫。

在外科方面，段馥亭自成一家，皮外科朱仁康，骨傷科杜自明、葛雲彬，痔瘺科周濟民等，身懷獨門絕技。

針灸高手有高鳳桐、鄭毓琳、葉心清；推拿按摩請來了丁伯玉、盧英華。

兒科專家有王朴誠、王伯岳、王易門、趙心波、金昭文。

婦科名醫有錢伯煊、沈仲圭、鄭守謙。

五官科中，聘請了來自喉科世家的耿鑒庭；眼科則選調了姚和清、唐亮臣、韋文貴。

在中藥研究領域，趙橘黃、朱顏不負眾望。

醫史文獻研究方面，陳邦賢、謝仲墨、何時希頗有建樹。

對圖書館建設，耿鑒庭、龍伯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醫教育方面，楊樹千等人有豐富的辦學經驗。

以上名醫大家，大多文醫兼通，個個身懷絕技。他們將自己的中醫專長奉獻於患者，傳授給徒弟，開拓和奠定了中醫研究院的千秋基業。

從1954-1965年的十餘年間，在被選調到中醫研究院工作的32位著名中醫藥專家中，先後有冉雪峰、趙錫武、蒲輔周等當選為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鄭守謙、陳邦賢、蒲輔周、岳美中等當選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魯之俊、錢伯煊、趙錫武、朱顏等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蒲輔周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還有不少老中醫當選北京市或各區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中醫研究院逐漸成為國家級的中醫藥研究中心，引領全國中醫藥事業的不斷向前發展。

【 蒲輔周與中醫治療乙腦】

蒲輔周（中）在會診

被周恩來總理稱讚『高明的中醫，又懂辯證法』的蒲輔周是名老中醫的優秀代表之一。他在緊急關頭獨闢蹊徑，精確辨證，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樹立了中醫的威望，為豐富發展中醫臨床醫學做出了重要貢獻。

1956年9月4日，【健康報】在頭版報道了這場抗擊疫病的成果：『運用中醫治療溫病原則治乙型腦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腦炎病人轉危為安』，一時在全國傳為佳話。

事情是這樣的。1954年暑季，河北省石家莊地區出現了流行性乙型腦炎，患病人數眾多，西藥治療未見奏效，死亡人數劇增，情況十分危急。石家莊市衛生局緊急組織以老中醫郭可明為主的乙腦科研治療小組，運用中醫溫病學理論，使用白虎湯和清瘟敗毒飲、安宮牛黃丸等，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1954年，治療小組一共收治31例乙腦患者，無一例死亡。1955年的治療也獲得了90%以上的治癒率。

1955年9月2日，衛生部專門召開會議，正式確認了中醫救治乙腦的顯著療效，並決定在全國推廣。

1956年8月，北京地區也開始流行乙腦。兒童醫院和傳染病院人滿為患，病兒死亡率很高。最初，許多醫生仿效石家莊治療乙腦的做法，使用白虎湯加上西藥、輸氧等方法治療，但累試無效。有的患者不僅高熱不退，而且病情不斷加重，有人竟懷疑白虎湯治療乙腦的功效。

在此緊要關頭，衛生部立即組織中西醫專家組成乙腦醫療工作組。蒲輔周、趙心波等十多位中醫臨危受命，前往北京兒童醫院和傳染病院觀察治療。

蒲輔周認為，用中醫治療溫病原則治乙腦是正確的，石家莊的經驗也是很寶貴的，但關鍵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辨證施治。

他辨析，中醫歷來治療外感熱病講究掌握季節氣候特點。石家莊與北京的乙腦疫病雖同在暑季，但石家莊久晴無雨，天暑地熱，乙腦患者偏熱，屬暑溫熱型，用白虎湯治療，可以辛涼透邪，清氣泄熱，切中病機，故能奏效；而北京久雨少晴，天暑地濕，濕熱交蒸，暑濕流行。人處天地氣之中，怎有不受暑濕之邪干犯之理？天氣濕熱，患者症狀表現為兼有濕邪，屬濕溫。倘不加辨別而沿用清涼苦寒藥物，就會出現濕遏熱伏，不僅高燒不退，反而會加重病情。正確的方法應當是採用宣解濕熱和芳香透竅的藥物，通陽利濕，使濕去熱自退。

蒲輔周的獨特見解得到了其他中醫的支持。工作組隨即對病人改投通陽利濕法，遣用杏仁滑石湯、三仁湯、三石湯等方劑化裁。患者服藥之後立竿見影，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不少垂危患者起死回生，迅速遏止了一場可怕的疫病。

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蒲輔周先後在【中醫雜誌】發表了【參加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的一些體會】及【流行性乙型腦炎中醫辨證施治的一般規律】等文章，總結了此次救治乙腦的思考和經驗。

在幾次大的溫病嚴重威脅人民生命健康的嚴峻時刻，以蒲輔周為代表的中醫名家，洞悉疾病本質，掌握病因病機，通過辨證論治，嫻熟運用中醫方藥，救治成千上萬的患者，為祖國人民的安康做出了貢獻。這些歷史事實說明中醫不僅能醫治慢性疾病，更能在治療溫熱病、傳染病等急性病中發揮更大作用。

在建院初期，通過撲滅幾次重大疫病，中醫在建國初期建立奇功，顯示出祖國醫學的卓越療效，鞏固了中醫研究院乃至全國中醫的地位，為中醫在新中國的發展開拓出一片天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對中醫地位的鞏固意義重大。

【 創辦第一屆西學中班 】

這兩年，各地西學中班又一次風起潮湧。殊不知，60年前的第一屆西學中班的創辦，開啟了中西兩種醫學相互結合偉大實踐的先河。

1955年12月19日，在中醫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的當天，由中醫研究院創辦的第一屆全國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同時開學（俗稱『西學中班』）。

在這一期學習班中，有76名學員參加了為期兩年半的學習。當時，蘇厚潤兼班主任，王慈吾任班主任；曲嚴敏任教研室主任，楊樹千、祝諶予任教研室副主任。

第一屆全國西學中班學員、中國中醫科學院余瀛鰲教授回憶，當時先後開設16門中醫經典及各科理論課程，如時逸人、秦伯未教【內經】，於道濟、劉渡舟、陳慎吾、趙錫武、祝諶予教【傷寒】，父親余無言和陳蘇生教【金匱】，楊樹千、趙金鐸教【本草】，陳邦賢教【中國醫學史】等。一年半後，學員又在北京、南京、蘇州等地進行了一年的臨床實習，一部分學員到農村為群眾治病。

1958年7月，全國第一屆西學中班畢業典禮舉行，張稼夫等領導為25位學習優秀學員頒發了金銀銅獎章。

1958年，中醫研究院還開展了西醫學習中醫運動，舉辦了多種形式的業餘班、臨時訓練班，組織在職西醫藥人員和黨政領導幹部系統學習中醫中藥知識。學習首先從中醫四部經典著作學起，並且根據每個業務單位的不同要求，選讀與自身業務有關的中醫書籍。

經過中醫理論學習，很多西醫親手治療病人後，更增強了學習中醫的興趣和信心。多數西醫都能寫中醫脈案，能用中醫方法開出診病處方；有的開始在臨床實踐中做一些研究工作；有的還能從中醫文獻中收集資料，為開展相關研究工作準備條件。

為了推動西醫在職學習中醫工作，中醫研究院和北京市都對西醫在職學習中醫成績顯著的醫生進行了表彰。從1956-1965年，在全院219名西醫藥人員中，有119名（占54.3%）系統學習了中醫知識，初步形成了一支掌握中西醫兩套本領的研究隊伍。

為了滿足西醫學習中醫以及中醫提高理論、臨床水平的需求，1956年3月，中醫研究院成立教材編輯委員會，於同年8年編撰完成了【內經知要語譯】【傷寒論語譯】【金匱語譯】【本草經語譯】【本草概要】【中醫內科學概要】【中醫外科學概要】【針灸學】【中國醫學史】共9種中醫教材。9種中醫教材初步設定了中醫教材的編撰體例和框架模式，為全國中醫院校提供了教材藍本，對全國的中醫教育具有指導性意義。

1958年9月25日，衛生部黨組向中央提交了『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主席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這個批示對於新中國中醫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1958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衛生部黨組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班情況、成績和經驗給中央的報告』的全文。11月28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大力開展西醫學中醫運動』的社論。

中醫研究院創辦的首屆西學中研究班，帶動了全國西學中工作的開展，揭開了西醫系統學習中醫的序幕。從1956年起，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漢、成都、廣州、杭州、南京、南昌、瀋陽、銀川等地，陸續舉辦了多種形式的西學中班，並在1959年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全國性群眾運動，前後持續近十年之久。

多種形式的『西學中』教育，培養了一大批中西醫兼通的新型人才，其中不乏毛澤東主席所期待的『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或『高明的理論家』，為擴大中醫藥學的國際影響和傳播發揮了巨大作用。之後，中醫研究院又舉辦了第二、第三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研究班，獲得拉斯克臨床醫學獎和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屠呦呦就是第三期西學中班學員。（本文參考了中國中醫科學院院史，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