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父子》：述说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家庭伦理

资料图

《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2015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大受好评，新年伊始，更被选入《新京报》《光明书榜》《齐鲁晚报》及青阅读年度好书。该书作者赵园新近写就自述文章，本版予以刊发。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

新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家人父子》，是我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最后一部学术作品，所谓的收官之作。家庭伦理无疑属于社会生活的基本面。对于人，是最切近的现实，最与日常生存相关的那一部分现实。我们曾耳熟能详的经典论述就包括，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社会关系中家庭关系的分量，因时代、民族也因具体的历史情境而异，但无论何种时代、民族，都有基本的性质。古代中国有所谓的五伦。对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五伦外还应当有师弟子一伦。

我对人伦像是有特殊的敏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感到痛楚的，就有蒋光慈《田野的风》、蹇先艾《水葬》中的母子。近年来读到革命者的回忆，写到自己到了晚年，想到当年出走后倚闾望归的双亲，不胜怆痛。对于革命者，难题除了革命与恋爱外，还有革命与家庭、亲情。革命与恋爱早已被认为可以兼容，而处理革命与家庭、亲情，至今仍然像是难题，尤其在你面临两难的选择的时候。古代中国讲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忠孝不能两全，称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影响深远。在彰显家庭价值的现代社会，文宣似应适度调整，对超出必要的不情的行为不过度赞扬，并努力为两全创造条件。这也是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应当做到的。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附录之一，是《由〈鱼山剩稿〉看士人于明清之际的伦理困境》。那是切切实实的困境，有时是多重的困。忠/孝是其中的一重。我注意到士大夫的以母在亲在为自己的不死辩护。我不能断定出于所谓中华帝国晚期伦理制约的松动，还是中国传统的伦理系统本有罅隙，有辗转腾挪的空间。这种缝隙反映了生活本有的复杂性，未见得是预留空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全由外铄。传统社会有内生的动力，滋生、潜藏着自我解构的力量。这不是新鲜的话题。你不难注意到，传统社会的伦理结构从未周严完密如铸铁一般，而《礼》的规范从来更在士类中，基层民众如非受了士文化的濡染，更尊重人情之常既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也是生存智慧。当然，这种生存智慧也涵义复杂，不宜引出简单的结论。

写作中消耗太大，书稿一旦脱手、成书，几乎没有了回头去读的兴致。但《家人父子》面世之初，我正应出版方之约，看《想象与叙述》北师大出版社版的校样。不得已而重读，却时有触动，发现不止一处，与写于此后的《家人父子》彼此呼应。这种类似复沓的论述，固然可见思维的连续、连贯，却也证明着思想能力的贫乏。

明清之际，即在战乱年代也未放弃对理想生活的营造

《想象与叙述》第一篇中的一节，题作裂变的家族。其时士大夫天崩地坼的感觉，确有可能直接来自身边、周边的伦理现实，其中就有宗族内部关系的崩解。那一节即以顾炎武、徐枋这样的名遗民为例，谈当时宗法的破坏。这种破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不自明清之际也非自近代的革命始，只不过鼎革与革命推了一把，而且有可能是强力的一推罢了。

读明清之际的传记材料你会发现，即使在国家将亡的危急时刻，仍然有私人空间。如祁彪佳这样的官员、卸任官员，如冒襄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名之士，即在战乱年代也未放弃对理想生活的营造，甚至不废风雅，耽于声色，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并不混淆。

由家庭关系、家族的变动，可以估测社会变革所抵达的深度。即如19501970年代社会生活政治化的程度。那一时期革命化的要求无所不在。那种严肃性，令我想到颜元在夫妻间推行礼教。与严肃性相伴的，自然是压抑。自我监督，相互督察，在家人父子之间。极端的表现，就有文革中儿子告发母亲在家中的言论，致其母被处决。也因极致、极端，使荒谬性尽显。但我仍然要承认，那种社会生活的严肃性，有令人怀念之处，这与我对理学之士的修省活动的感受相似。当着提防溃决，一切都漂浮不定，你会感动于那严肃；尽管如一个小友指出的，正是那种严肃中包含了戾气。这种心理矛盾，我也在其他场合说过。当然，那种公域私域不分，公权力随意进入（甚至践踏）私域的情境，我想你我都绝不希望它重现。

至于家变，即使平世也会发生。这里有必要区分的是，人伦之变只不过发生在某一时期，还是以某一特定时期为条件。突发事件一旦出现在明清易代这样的动荡中，即会被嵌入那幅大图画，像是必要由那背景来解释。

前两年写过一篇文革期间人伦的变与常。近期读旧作《想象与叙述》，就注意到了如下的文字：即使在被形容为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家族、人伦固然有崩解的故事，也有凝聚的故事，因此不使用历史动荡中的家族一类题目，怕受限于自己设置的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页50。下同）。即使在明清易代的历史关头，家庭、家族、宗族仍然属于社会动荡中相对稳定的领域，对于有些士人而言的安全岛、避风港。即使板荡中的播迁，明清之际北方大儒孙奇逢也带了他的家族戚友，冒襄则举家逃难。同样，纵然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时期，人伦也有变有常。对家人的牵挂，这根曾被认为必得斩断的温柔的绳索，有可能将绝望的人由死亡边缘上拉回；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也来自家庭。

考察中我会感同身受，体验到易代之痛

家人父子这种题目，不免会触碰人心中柔软的那部分。我写这本小书，与前此有关明清之际的写作也有不同。比如有所谓的痛点：身历的，以及大半生所见闻的，这个社会几十年间的伦理变动。写作中并不常反身回顾，但痛感时有。明清易代，板荡中多人伦惨剧。考察中我会感同身受，体验到那种痛。这种相关之感，是我的学术生涯起步的时期有过、此后不常有的。但我仍力避滥情，不在所写的情境中扮演一个（哪怕是同情者的）角色。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潜在的对话方，无疑影响到我的取材与论述的角度，这已足以使我谨慎，对自己的表述方式保持警觉。这毕竟是一部学术作品。我的个人情怀，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

所以时有痛感，多少也因这本书使用的材料更具文学性，多属文集中的叙事部分。《影梅庵忆语》即文学作品。这是一些更可感作者体温的材料，其中有书写者情绪的涌动、甚至倾泻。如冒襄的祭其妇文，如叶绍袁的祭亡妇文，为其妇所撰传，不由你不动心。此外，考察人伦，该时期的小说、戏曲应当是重要材料，可惜我素无这一方面的积累。也是在《想象与叙述》中，我谈到布罗代尔在其关于地中海的书中说，他曾致力于收集描述性的细节（《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译本，页394，商务印书馆，1996）。由该书看，描述性的细节正有部分来自文学作品，随笔，甚至小说。由此看来，小说、戏剧的研究尚有其他的可能性未经充分发现。

较之同一时期的名士、才媛，对夫妇一伦的关注较少柳如是、顾媚、董小宛除外，她们是终于进入家庭、在名士生活中扮演妻妾角色的名媛、才媛。另有一些比较不为人知（或不为关注）的夫妇，刘宗周、陈确外，另如叶绍袁、李之遴夫妇等，各有故事，或可丰富我们对古代中国士大夫伦理生活的想象。而其中的知名之士，则在他们的政治角色外，多少呈现他们的家庭角色，其形象或许更立体，更像一个有血肉的人。也因此我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四种学术作品（《易堂寻踪》除外）中，较为可读的，是这一本及《想象与叙述》。我对家人父子这一论题的处理，更与文学而非史学相关。此外，这本书较为可读，也因更关涉普遍人情，人类的普遍经验纵然有关的经验千差万别。我在谈到自己的学术工作时，常常会提到对人事的兴趣；说我的考察路径，是经由人物进入历史，关注始终在人的世界。写这本小书，也才更贴近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人也缘此而稍多了一点感性。

写作此书的过程中，读到了台湾学者吕妙芬的有关著作。不同于吕妙芬，她因其相当专业的训练，由经学进入，这是我不能及的。我仍然依赖文集。但我也想，在日见功利化的学术环境中，读文集是否显得奢侈？研究者还有没有品味文字的余裕？其实不但集部之学，即经学也难以在这种环境中生长。浮躁、实用，急功近利，成果与利益直接挂钩。不能适应这种环境与评价体系者，或将成为古人的吧。

写作这一题目最有挑战性的是什么？

基于我的学术背景，写作这一题目，最有挑战性的，应当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家族论述、婚姻论述、妇女论述的对话。正文外，余论两篇对此有较为集中的讨论。我所接触的材料固然丰富了对传统社会伦理状况的认知，却不以为足以颠覆某些基本判断，如传统社会尊卑等级秩序的压抑性，男女的不平等。我对五四那一代人的痛切感受，有了解之同情。构成了挑战的，尚有与当下有关传统宗法社会、宗族等的论述对话，与当代伦理状况的对话。对此，正文与余论略有涉及。我想到的是，今天为彰显家庭的价值、修复社会伦理，应有可能发展出更复杂的思路，征用更丰富的资源。对传统的实用主义态度尤其应当避免。对传统文化，去芜存精的原则依然适用，而不是在两极间摆荡。我对提倡孝道一向持保留态度，除非对孝重新赋义。何不使用一套更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伦理关系适应的提法以免误解？不必过分相信语言的效力，以为使用了某些传统概念就能转移风气。

这本书中有关乡绅的议题（如乡神的乡村治理），不消说与20世纪的阶级论有对话关系。相关问题在阶级斗争的语境中曾有敏感性。在我看来，首先由文学艺术推动了脱敏：1990年代陈忠实的《白鹿原》，已被公认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中国社会的自治传统，就包括了乡绅的乡村治理。也是在那本《想象与叙述》的注释中，关于士大夫、缙绅当灾荒之年自觉地承担赈济的义务，说，士夫每当这种关口，鉴于历史经验，也出于民胞物与的情怀，往往不待动员即自发地起而应对凭借乡村社会历久而生成的应对粮食危机的机制，以及诸种惯例。这里有缙绅早已认领的公共义务。即使严格自律不介入地方事务的卸任或罢黜的官员，当此关头也会挺身而出（页25）。

不惟《白鹿原》，更有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抗日战争中乡村有聚众抵抗的人力物力的，不能不是乡绅。也如明末，地主武装、土匪往往难以分辨。《红高粱》中的土八路、土匪、地主武装（如我奶奶倡首的抵抗力量）也如此。阶级阵线不再能严格划定，亦1980年代以降的乡村小说与十七年文学不同的方面。近见报载赣籍作家程晖正在推出乡绅主题的系列长篇小说（见《中华读书报》2015年10月14日第20版）。这种选题，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岂能想象？在这方面，莫言的小说也应归入开风气的一类。值得回味的倒是，经历了怎样的认知的变化，读者对《古船》《红高粱》的接受没有了障碍？

还应当说，抵抗（无论抗清还是抗日）与作乱（对抗官军）的，通常是同一拨人。《想象与叙述》引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一书，该书认为在中国传统时代地方动乱的动乱者，往往在动乱前都能够在地域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甚至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地方社会最有势力的人群。这一事实表明，地方动乱的动乱者，并非传统阶级斗争视野中的被压迫者，相反，他们往往是地方社会中的主宰性力量（页260，三联书店，2006）。

最担心的材料问题却有预想之外的发现

材料问题，是我曾担心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对夫妇一伦的考察，有预想之外的发现，令我喜出望外。在现代人的理解中，所谓五伦，最私密的首推夫妇。我却发现，那一时期士大夫的文集中，竟有如此令人心动的有关夫妇的文字。如刘宗周，如陈确，如祁彪佳，如冒襄。而考察父子，却让我遭遇了材料搜集之难。我只能归因于父权对有关书写的抑制。写父子的节制谨慎，出于自律。虽曰男尊女卑，但士大夫夫妇有可能不然或不尽然，因而有所谓的古风妻似友，也是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中较为诗意的方面。而父子似友的情况，我不敢断言绝无，但应当属于仅有的吧。我不曾读到类似的表述，实践中未见得没有近似的情况。

材料自然需要鉴别。即如墓志铭。谀墓也是一种传统。你所能做的，是以不同来源的材料互参，或许能发现缝隙、破绽。这近于考据的工作。但真伪不是我关心的方面。也如在其他时候，我更是将有关文字作为言论；即使作伪，也有分析的价值，即如书写者所以为合于理想的伦理关系，理想的父子、夫妇。这样看来，问题更在你怎样使用材料，出于何种目的、旨趣使用材料。

我一向乐见异说，所谓传闻异辞，以为可借此开启思路，发现另一种可能性。孟森说过，多一异同之本即多一推考之资（《书樵史通俗演义》，《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页170，中华书局，2006）。异说非关键词搜索所能发现。我一再谈到过分依赖高科技的弊端，固然是经验之谈，也可以认为自我解嘲。据我的经验，文字感觉，对材料的感觉，都赖有阅读培养。

我对小说化戏剧化的处理怀了警惕

一个小友读了这本书，说曲尽人情，又说：能否有另一种讲述方式，不是以伦纪为线索，而是以个人、家族为单位（如刘宗周、颜元、冒襄、祁彪佳），一帧一帧地呈现家族内夫妇、父子、兄弟之间交错的伦理景观。曲尽人情，是我力求做到却不自信做到了的；另一种讲述方式，则在我的设想之外。我几乎没有做过具体人物的传记研究。即论傅山、唐顺之，也较少利用传记材料，或仅据文本，或截取传记材料的片段。不一定是避难就易，更因兴趣在彼而不在此。其他有关明清之际的文字，人物出入其间，却未曾聚焦。这里当然有路径依赖，研究中的惯性。但人物也非仅仅是例子。写作中的感动也在人物。小友所说，当然是一种做法，但需要足够的材料支持；而交错尤其不易。我对小说化戏剧化的处理怀了警惕。宁取片段，不强求有机。拼贴碎片，是我的基本工作方式。

写这本小书，直接或潜在的对话方较多，婚姻史，宗族史，妇女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今中国的伦理状况等都未能充分展开。上述对话有待于继续。我寄希望于拥有更丰富的资源、视野更开阔的年轻学人。他们会是更有力的对话者。

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感谢为我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及其《续编》以及这本小书付出了辛劳的张凤珠、艾英女士。我一向将编辑作为合作者。我曾在回答访谈时谈到了编辑与评论者为我的书纠错。《家人父子》出版前后为此书纠错的，就有本书的责编艾英女士与袁一丹。这本书写作过程中曾有曲折，一度中断；出版前又因故未能校改。有些本应我自己做的工作，却由编辑与小友代我承担了。至于初版本中的讹误，自然由我自己负责。欢迎读者继续挑错。

我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研究或将结束。一个学术过程与一段生命一同远去。四本相关的学术作品，每一本都有遗憾，这一本尤其有。无从补救，只能期之于后来者。学术生涯由一段段的写作经历构成，每一段都不可重复。因而对于旧作，只作小小的修订（正误），而不改写、增补，因当时的写作状态已不可能追回。最近读沈从文，读到他晚年在家书中说，即使写有关文物的文字，也不能恢复曾经有过的状态。重新看看我过去写的小论文，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重新争回十多年来失去的长处，或许已不大容易。（《沈从文全集》卷二五，页164，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我自己也说过类似的意思。借用了古人的话，岁月之不堪把玩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