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父子】：述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家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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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2015年7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後大受好評，新年伊始，更被選入【新京報】【光明書榜】【齊魯晚報】及青閱讀年度好書。該書作者趙園新近寫就自述文章，本版予以刊發。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

新近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家人父子】，是我關於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最後一部學術作品，所謂的收官之作。家庭倫理無疑屬於社會生活的基本面。對於人，是最切近的現實，最與日常生存相關的那一部分現實。我們曾耳熟能詳的經典論述就包括，人的本質是其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社會關係中家庭關係的分量，因時代、民族也因具體的歷史情境而異，但無論何種時代、民族，都有基本的性質。古代中國有所謂的五倫。對於明清之際的士大夫，五倫外還應當有師弟子一倫。

我對人倫像是有特殊的敏感。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感到痛楚的，就有蔣光慈【田野的風】、蹇先艾【水葬】中的母子。近年來讀到革命者的回憶，寫到自己到了晚年，想到當年出走後倚閭望歸的雙親，不勝愴痛。對於革命者，難題除了革命與戀愛外，還有革命與家庭、親情。革命與戀愛早已被認為可以兼容，而處理革命與家庭、親情，至今仍然像是難題，尤其在你面臨兩難的選擇的時候。古代中國講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忠孝不能兩全，稱道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霍去病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影響深遠。在彰顯家庭價值的現代社會，文宣似應適度調整，對超出必要的不情的行為不過度讚揚，並努力為兩全創造條件。這也是一個更合理的社會應當做到的。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附錄之一，是【由〖魚山剩稿〗看士人於明清之際的倫理困境】。那是切切實實的困境，有時是多重的困。忠/孝是其中的一重。我注意到士大夫的以母在親在為自己的不死辯護。我不能斷定出於所謂中華帝國晚期倫理制約的鬆動，還是中國傳統的倫理系統本有罅隙，有輾轉騰挪的空間。這種縫隙反映了生活本有的複雜性，未見得是預留空間。五四新文化運動並非全由外鑠。傳統社會有內生的動力，滋生、潛藏着自我解構的力量。這不是新鮮的話題。你不難注意到，傳統社會的倫理結構從未周嚴完密如鑄鐵一般，而【禮】的規範從來更在士類中，基層民眾如非受了士文化的濡染，更尊重人情之常既是他們的生活經驗，也是生存智慧。當然，這種生存智慧也涵義複雜，不宜引出簡單的結論。

寫作中消耗太大，書稿一旦脫手、成書，幾乎沒有了回頭去讀的興致。但【家人父子】面世之初，我正應出版方之約，看【想像與敘述】北師大出版社版的校樣。不得已而重讀，卻時有觸動，發現不止一處，與寫於此後的【家人父子】彼此呼應。這種類似復沓的論述，固然可見思維的連續、連貫，卻也證明着思想能力的貧乏。

明清之際，即在戰亂年代也未放棄對理想生活的營造

【想像與敘述】第一篇中的一節，題作裂變的家族。其時士大夫天崩地坼的感覺，確有可能直接來自身邊、周邊的倫理現實，其中就有宗族內部關係的崩解。那一節即以顧炎武、徐枋這樣的名遺民為例，談當時宗法的破壞。這種破壞經歷了漫長的過程，並不自明清之際也非自近代的革命始，只不過鼎革與革命推了一把，而且有可能是強力的一推罷了。

讀明清之際的傳記材料你會發現，即使在國家將亡的危急時刻，仍然有私人空間。如祁彪佳這樣的官員、卸任官員，如冒襄這樣有社會責任感的知名之士，即在戰亂年代也未放棄對理想生活的營造，甚至不廢風雅，耽於聲色，社會角色與家庭角色並不混淆。

由家庭關係、家族的變動，可以估測社會變革所抵達的深度。即如19501970年代社會生活政治化的程度。那一時期革命化的要求無所不在。那種嚴肅性，令我想到顏元在夫妻間推行禮教。與嚴肅性相伴的，自然是壓抑。自我監督，相互督察，在家人父子之間。極端的表現，就有文革中兒子告發母親在家中的言論，致其母被處決。也因極致、極端，使荒謬性盡顯。但我仍然要承認，那種社會生活的嚴肅性，有令人懷念之處，這與我對理學之士的修省活動的感受相似。當着提防潰決，一切都漂浮不定，你會感動於那嚴肅；儘管如一個小友指出的，正是那種嚴肅中包含了戾氣。這種心理矛盾，我也在其他場合說過。當然，那種公域私域不分，公權力隨意進入（甚至踐踏）私域的情境，我想你我都絕不希望它重現。

至於家變，即使平世也會發生。這裏有必要區分的是，人倫之變只不過發生在某一時期，還是以某一特定時期為條件。突發事件一旦出現在明清易代這樣的動盪中，即會被嵌入那幅大圖畫，像是必要由那背景來解釋。

前兩年寫過一篇文革期間人倫的變與常。近期讀舊作【想像與敘述】，就注意到了如下的文字：即使在被形容為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際，家族、人倫固然有崩解的故事，也有凝聚的故事，因此不使用歷史動盪中的家族一類題目，怕受限於自己設置的背景（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頁50。下同）。即使在明清易代的歷史關頭，家庭、家族、宗族仍然屬於社會動盪中相對穩定的領域，對於有些士人而言的安全島、避風港。即使板蕩中的播遷，明清之際北方大儒孫奇逢也帶了他的家族戚友，冒襄則舉家逃難。同樣，縱然在文革這樣的非常時期，人倫也有變有常。對家人的牽掛，這根曾被認為必得斬斷的溫柔的繩索，有可能將絕望的人由死亡邊緣上拉回；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往往也來自家庭。

考察中我會感同身受，體驗到易代之痛

家人父子這種題目，不免會觸碰人心中柔軟的那部分。我寫這本小書，與前此有關明清之際的寫作也有不同。比如有所謂的痛點：身歷的，以及大半生所見聞的，這個社會幾十年間的倫理變動。寫作中並不常反身回顧，但痛感時有。明清易代，板蕩中多人倫慘劇。考察中我會感同身受，體驗到那種痛。這種相關之感，是我的學術生涯起步的時期有過、此後不常有的。但我仍力避濫情，不在所寫的情境中扮演一個（哪怕是同情者的）角色。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潛在的對話方，無疑影響到我的取材與論述的角度，這已足以使我謹慎，對自己的表述方式保持警覺。這畢竟是一部學術作品。我的個人情懷，可以用其他方式表達。

所以時有痛感，多少也因這本書使用的材料更具文學性，多屬文集中的敘事部分。【影梅庵憶語】即文學作品。這是一些更可感作者體溫的材料，其中有書寫者情緒的涌動、甚至傾瀉。如冒襄的祭其婦文，如葉紹袁的祭亡婦文，為其婦所撰傳，不由你不動心。此外，考察人倫，該時期的小說、戲曲應當是重要材料，可惜我素無這一方面的積累。也是在【想像與敘述】中，我談到布羅代爾在其關於地中海的書中說，他曾致力於收集描述性的細節（【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譯本，頁394，商務印書館，1996）。由該書看，描述性的細節正有部分來自文學作品，隨筆，甚至小說。由此看來，小說、戲劇的研究尚有其他的可能性未經充分發現。

較之同一時期的名士、才媛，對夫婦一倫的關注較少柳如是、顧媚、董小宛除外，她們是終於進入家庭、在名士生活中扮演妻妾角色的名媛、才媛。另有一些比較不為人知（或不為關注）的夫婦，劉宗周、陳確外，另如葉紹袁、李之遴夫婦等，各有故事，或可豐富我們對古代中國士大夫倫理生活的想像。而其中的知名之士，則在他們的政治角色外，多少呈現他們的家庭角色，其形象或許更立體，更像一個有血肉的人。也因此我關於明清之際士大夫的四種學術作品（【易堂尋蹤】除外）中，較為可讀的，是這一本及【想像與敘述】。我對家人父子這一論題的處理，更與文學而非史學相關。此外，這本書較為可讀，也因更關涉普遍人情，人類的普遍經驗縱然有關的經驗千差萬別。我在談到自己的學術工作時，常常會提到對人事的興趣；說我的考察路徑，是經由人物進入歷史，關注始終在人的世界。寫這本小書，也才更貼近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人也緣此而稍多了一點感性。

寫作此書的過程中，讀到了台灣學者呂妙芬的有關著作。不同於呂妙芬，她因其相當專業的訓練，由經學進入，這是我不能及的。我仍然依賴文集。但我也想，在日見功利化的學術環境中，讀文集是否顯得奢侈？研究者還有沒有品味文字的餘裕？其實不但集部之學，即經學也難以在這種環境中生長。浮躁、實用，急功近利，成果與利益直接掛鈎。不能適應這種環境與評價體系者，或將成為古人的吧。

寫作這一題目最有挑戰性的是什麼？

基於我的學術背景，寫作這一題目，最有挑戰性的，應當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家族論述、婚姻論述、婦女論述的對話。正文外，餘論兩篇對此有較為集中的討論。我所接觸的材料固然豐富了對傳統社會倫理狀況的認知，卻不以為足以顛覆某些基本判斷，如傳統社會尊卑等級秩序的壓抑性，男女的不平等。我對五四那一代人的痛切感受，有了解之同情。構成了挑戰的，尚有與當下有關傳統宗法社會、宗族等的論述對話，與當代倫理狀況的對話。對此，正文與餘論略有涉及。我想到的是，今天為彰顯家庭的價值、修復社會倫理，應有可能發展出更複雜的思路，徵用更豐富的資源。對傳統的實用主義態度尤其應當避免。對傳統文化，去蕪存精的原則依然適用，而不是在兩極間擺盪。我對提倡孝道一向持保留態度，除非對孝重新賦義。何不使用一套更與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倫理關係適應的提法以免誤解？不必過分相信語言的效力，以為使用了某些傳統概念就能轉移風氣。

這本書中有關鄉紳的議題（如鄉神的鄉村治理），不消說與20世紀的階級論有對話關係。相關問題在階級鬥爭的語境中曾有敏感性。在我看來，首先由文學藝術推動了脫敏：1990年代陳忠實的【白鹿原】，已被公認為當代文學的經典。中國社會的自治傳統，就包括了鄉紳的鄉村治理。也是在那本【想像與敘述】的注釋中，關於士大夫、縉紳當災荒之年自覺地承擔賑濟的義務，說，士夫每當這種關口，鑑於歷史經驗，也出於民胞物與的情懷，往往不待動員即自發地起而應對憑藉鄉村社會歷久而生成的應對糧食危機的機制，以及諸種慣例。這裏有縉紳早已認領的公共義務。即使嚴格自律不介入地方事務的卸任或罷黜的官員，當此關頭也會挺身而出（頁25）。

不惟【白鹿原】，更有抗戰題材的影視作品。抗日戰爭中鄉村有聚眾抵抗的人力物力的，不能不是鄉紳。也如明末，地主武裝、土匪往往難以分辨。【紅高粱】中的土八路、土匪、地主武裝（如我奶奶倡首的抵抗力量）也如此。階級陣線不再能嚴格劃定，亦1980年代以降的鄉村小說與十七年文學不同的方面。近見報載贛籍作家程暉正在推出鄉紳主題的系列長篇小說（見【中華讀書報】2015年10月14日第20版）。這種選題，上個世紀50到70年代豈能想像？在這方面，莫言的小說也應歸入開風氣的一類。值得回味的倒是，經歷了怎樣的認知的變化，讀者對【古船】【紅高粱】的接受沒有了障礙？

還應當說，抵抗（無論抗清還是抗日）與作亂（對抗官軍）的，通常是同一撥人。【想像與敘述】引黃志繁【賊民之間1218世紀贛南地域社會】一書，該書認為在中國傳統時代地方動亂的動亂者，往往在動亂前都能夠在地域社會中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甚至很多時候他們就是地方社會最有勢力的人群。這一事實表明，地方動亂的動亂者，並非傳統階級鬥爭視野中的被壓迫者，相反，他們往往是地方社會中的主宰性力量（頁260，三聯書店，2006）。

最擔心的材料問題卻有預想之外的發現

材料問題，是我曾擔心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對夫婦一倫的考察，有預想之外的發現，令我喜出望外。在現代人的理解中，所謂五倫，最私密的首推夫婦。我卻發現，那一時期士大夫的文集中，竟有如此令人心動的有關夫婦的文字。如劉宗周，如陳確，如祁彪佳，如冒襄。而考察父子，卻讓我遭遇了材料搜集之難。我只能歸因於父權對有關書寫的抑制。寫父子的節制謹慎，出於自律。雖曰男尊女卑，但士大夫夫婦有可能不然或不盡然，因而有所謂的古風妻似友，也是傳統社會人倫關係中較為詩意的方面。而父子似友的情況，我不敢斷言絕無，但應當屬於僅有的吧。我不曾讀到類似的表述，實踐中未見得沒有近似的情況。

材料自然需要鑑別。即如墓志銘。諛墓也是一種傳統。你所能做的，是以不同來源的材料互參，或許能發現縫隙、破綻。這近於考據的工作。但真偽不是我關心的方面。也如在其他時候，我更是將有關文字作為言論；即使作偽，也有分析的價值，即如書寫者所以為合於理想的倫理關係，理想的父子、夫婦。這樣看來，問題更在你怎樣使用材料，出於何種目的、旨趣使用材料。

我一向樂見異說，所謂傳聞異辭，以為可藉此開啟思路，發現另一種可能性。孟森說過，多一異同之本即多一推考之資（【書樵史通俗演義】，【明清史論著集刊】上冊，頁170，中華書局，2006）。異說非關鍵詞搜索所能發現。我一再談到過分依賴高科技的弊端，固然是經驗之談，也可以認為自我解嘲。據我的經驗，文字感覺，對材料的感覺，都賴有閱讀培養。

我對小說化戲劇化的處理懷了警惕

一個小友讀了這本書，說曲盡人情，又說：能否有另一種講述方式，不是以倫紀為線索，而是以個人、家族為單位（如劉宗周、顏元、冒襄、祁彪佳），一幀一幀地呈現家族內夫婦、父子、兄弟之間交錯的倫理景觀。曲盡人情，是我力求做到卻不自信做到了的；另一種講述方式，則在我的設想之外。我幾乎沒有做過具體人物的傳記研究。即論傅山、唐順之，也較少利用傳記材料，或僅據文本，或截取傳記材料的片段。不一定是避難就易，更因興趣在彼而不在此。其他有關明清之際的文字，人物出入其間，卻未曾聚焦。這裏當然有路徑依賴，研究中的慣性。但人物也非僅僅是例子。寫作中的感動也在人物。小友所說，當然是一種做法，但需要足夠的材料支持；而交錯尤其不易。我對小說化戲劇化的處理懷了警惕。寧取片段，不強求有機。拼貼碎片，是我的基本工作方式。

寫這本小書，直接或潛在的對話方較多，婚姻史，宗族史，婦女論述；五四新文化運動，當今中國的倫理狀況等都未能充分展開。上述對話有待於繼續。我寄希望於擁有更豐富的資源、視野更開闊的年輕學人。他們會是更有力的對話者。

我要特別感謝北京大學出版社，感謝為我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及其【續編】以及這本小書付出了辛勞的張鳳珠、艾英女士。我一向將編輯作為合作者。我曾在回答訪談時談到了編輯與評論者為我的書糾錯。【家人父子】出版前後為此書糾錯的，就有本書的責編艾英女士與袁一丹。這本書寫作過程中曾有曲折，一度中斷；出版前又因故未能校改。有些本應我自己做的工作，卻由編輯與小友代我承擔了。至於初版本中的訛誤，自然由我自己負責。歡迎讀者繼續挑錯。

我關於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研究或將結束。一個學術過程與一段生命一同遠去。四本相關的學術作品，每一本都有遺憾，這一本尤其有。無從補救，只能期之於後來者。學術生涯由一段段的寫作經歷構成，每一段都不可重複。因而對於舊作，只作小小的修訂（正誤），而不改寫、增補，因當時的寫作狀態已不可能追回。最近讀沈從文，讀到他晚年在家書中說，即使寫有關文物的文字，也不能恢復曾經有過的狀態。重新看看我過去寫的小論文，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重新爭回十多年來失去的長處，或許已不大容易。（【沈從文全集】卷二五，頁164，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我自己也說過類似的意思。借用了古人的話，歲月之不堪把玩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