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曾被聯大開除 沈從文稱其『將來必有大成就』

汪曾祺與沈從文的交集，始於西南聯大。

1939年夏，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當時，沈從文任教該系，擔任該系二年級課程，開設了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三門課程。或許可以說，從二年級開始，汪曾祺才正式成了沈從文的入室弟子。

當時，汪曾祺居住在昆明一條叫青雲街的街道里，是沈從文租下的一幢樓道，住在一起的還有後來成了巴金夫人的陳蘊珍，陳當時正複習準備考學。

聽了沈從文的課後，汪曾祺開始寫小說。也就在這一年（1940年），汪曾祺與一班熱愛文學的學生，在校園創辦了【文聚】文學雜誌，發表學生習作。沈從文在看了汪曾祺發表在【文聚】上的一些習作後，大爲讚賞，並向朋友做了熱情推介。

1941年2月3日，沈從文在寫給施蟄存的信中寫到了汪曾祺，有著極大的期許：新作家聯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好的幾個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

不知何故，汪曾祺卻沒能在聯大畢業。有史料說，汪是因爲體育、英語成績不及格而拿不到畢業文憑的。

在過去了三十多年後，沈從文仍對汪沒能拿到西南聯大畢業文憑而耿耿於懷，在與親友的書信往還中時有表露，只不過仍是語焉不詳。1972年4月7日，沈從文在給朋友竇達因的信中寫到：近年寫【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當年聯大開除的學生，和上千搞寫作的比較下，好學生可全落後了。沒拿到文憑自然就算不上是好學生了。1972年6月10日，沈從文在致張宗和的信中對此也有提及：改寫【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還記得住他。當年羅頭徇私，還把他從聯大開革！張宗和是張兆和的大弟。

離開西南聯大後，汪曾祺先是留在昆明，邊在中學教書，邊在沈從文指導下寫小說。後去了上海，因爲沒有文憑，生活自然毫無章法可言。已經回到北平並任北大教授的沈從文，依然關心著汪曾祺，並繼續替其介紹職業。1947年2月初，沈從文致函李霖燦、李晨嵐等朋友，推介汪曾祺：我有個朋友汪曾祺，書讀得很好，會畫，能寫好文章，在聯大國文系讀過四年書。現在上海教書不遂意。若你們能爲他想法在博物館找一工作極好。他能在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對畫有興趣。如看看濟之先生處可有想法，我再寫個信給濟之先生。沈從文一直高看汪曾祺，視其爲朋友。李霖燦、李晨嵐等時供職南京中央博物院。著名考古學家李濟之，時任中央歷史博物館館長。其實當時，沈從文也受到了來自於不同陣營思潮的衝擊，內心的震盪是空前的，仍心系學生，可見沈從文對汪曾祺的刮目相看。

汪曾祺與沈從文合影

解放後，沈從文離開北大與文學界，進入歷史博物館工作。汪曾祺則來到北京，先是在市文聯工作並在所屬【說說唱唱】雜誌任編輯，後調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任【民間文學】編輯。此間，汪開始京劇劇本的寫作。

反右運動開始，汪被劃成右派，下放張家口沙嶺子農科所勞動。1960年10月被摘去右派帽子，繼續留在農科所做事，因擅繪事，被派往馬鈴薯研究站畫馬鈴薯圖譜。此段應是汪一生中最爲晦暗的歲月。

這時，沈從文的日子也不好過。繼續在歷史博物館幹著講解員的活，身體也出現了問題，罹患了嚴重的高血壓與心臟病，便於1960年底入住阜外醫院治療。即便如此，汪曾祺的遭遇依然是放在沈從文心上的。1961年1月22日，沈從文在阜外醫院寫信給汪曾祺，鼓勵其能夠通透些，從容些。自然寫得有些隱晦：從氣功技術看，有時可能也用得著說是否當運四個字。當運即科學。不當運，即老古董迷信而已。因爲事實就是這樣！在同一封信中，沈從文鼓勵汪曾祺堅持寫作，並要保持一種由內而發的常態：因此一個人如果能夠用文字寫作，又樂意終生從事於這個工作，對於寫作，還是始終要有一顆頑強信心。這種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種正常態度，擴大延續生命一種目的。要從內而發，不決定於外在因子。如僅從外在行市而作，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終生的。我們用這點空想來互勉吧。

病中的沈從文，身在醫院，心中還是忘不掉身處逆境的汪曾祺。1961年2月2日，沈從文寫信給汪曾祺。時，沈從文仍住在阜外醫院。信中寫的自然是一些勉勵的話，開首便道：曾祺：得到你一月十五日的信，應當想像得出我高興心情。能保持健康，擔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時代大，個人渺小如浮漚，應當好好地活，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生活，才像是個現代人！這封信寫得很長，長達六千餘字，據說，沈從文靠在病床上，斷斷續續地寫了有好些天。沈從文以自身以及家庭的艱難而苦難的經歷，循循善誘，開導自己的學生，以礪其心志，強其筋骨，沈從文在信中繼續寫到：一個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風睛雨雪照顧的。這話初看正像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翻版，事實上可大不相同，因爲這裡注重的是做一個普通紮實的人！我同意你的初步生活打算，一時如沒有機會回到什麼文化工作位置上，也不妨事，只要有機會到陌生人群中去，就儘管去滾個幾年吧。趁年齡還來得及，有的是可學的東西。熱忱的、素樸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會使生命真正充實堅強起來的。時代大，個人小得很，惟小小個人有時擱的位置如恰當，也會做出許多有益事情。赤誠的師生情懷，若出其里。

在沈從文的激勵下，汪曾祺根據切身經歷，並觀察與思考，著手小說寫作，寫成了短篇小說【羊舍一夕】，並拿給沈從文和師母張兆和，二位看後，大爲讚賞，時，師母張兆和任【人民文學】編輯，在編輯部傳閱後，一致以爲是當時少見的好小說，即發表在該刊1962年第六期上。此時，經多方努力，汪調入北京京劇團任編劇，並繼續小說寫作，寫出了一批深獲行家嘉許的小說。沈從文看到汪曾祺的創作成績，頗爲欣慰。

1962年10月15日，沈從文在給朋友程應鏐的信中寫到：曾祺也在北京，是從張北農村學習三年不久回來的，體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學】前幾期寫了篇小說，大家都承認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個京劇團作事，還在寫，下月可能還篇更好的發表。本月份【北京文藝】也有一篇。人太老實了，曾在北京市文聯主席語言藝術大師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數年，竟像什麼也不會寫過了幾年。長處從未被大師發現過。事實上文字準確的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強得多。現年快四十了，他的同學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榮已作了科學院老研究員，曾祺呢，才起始被發現。我總覺得對他應抱歉，因爲起始是我贊成他寫文章，其次是反右時，可能在我的落後非落後說了幾句不得體的話。但是一切已成過去了，現在又凡事重新開始。若世界真還公平，他的文章應當說比幾個大師還認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可謂是嘉惠之詞，溢於言表。程應鏐早年曾就學於西南聯大，應是與汪是前後屆同學。

此後，汪曾祺接手改編京劇【蘆盪火種】，依然大獲成功，尤其體現人物特性的文學語言風格，引入京劇人物對話，達到了出乎意想的效果。1964年7月25日，沈從文在給程應繆的信中，特別寫到了這一點：汪曾祺改編【蘆盪火種】文字方面成就值得注意，昨【人民日報】有專文介紹，說得很恰當得體。同時上演劇本不下廿種，似乎還少有能達到汪作水平。可知劇改由筆下較好作家（甚至於由第一流作家）來參預是極合理的。因爲觀眾多，階層廣泛，改得好，教育意義也大！

沈從文對汪曾祺取得的成績，縈繞於懷。1965年11月18日，沈從文在給程應繆的信中再次寫到：一個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還不知道他會寫小說（而且比老舍還寫得好得多），幸而轉到京劇團，改寫【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會寫文章。類此事或許還不少的。要承認這個現實，不必杞憂。總的方向好就夠了。至於老舍先生是否了解汪曾祺會寫小說，找不到更多的佐證。到是汪曾祺後來曾寫過一篇【老舍先生】，追憶當年在老舍手下工作的情狀，其中寫到：老舍先生對他下面的幹部很了解，也很愛護。老舍先生對每個人都相當清楚，他不看幹部檔案，也從不找人個別談話，只是從平常的談吐中就了解一個的水平與才氣

沈從文似乎將汪曾祺作爲標尺，衡量左右，甚至包括自己的兒子、兒媳。沈從文分別於1967年5月11日、1967年5月15日致函小兒沈虎雛、小兒媳張之佩，均以汪曾祺說事，可見沈對汪的由衷欣賞：正如搞【沙家浜】，能如汪叔叔筆下精彩，那裡是從二三年中訓練班可以解決？那裡是一般訓練方法即可解決？大學校里教員，主任和教授，很多寫小文章也不成。大多數也不會寫小說。還有各省作協的負責指導寫作的人，也多不會寫小說，或很少寫過幾篇又有思想、又有文筆、可以示範的小說。多近於溫室育苗，稍露苗頭，即抬舉過高，期望過大。一般缺點是既不會寫人，又不善於寫事，更不知如何寫有特殊性風景背景；【沙家浜】和【紅岩】（戲改名【山城旭日】）原均由汪叔叔執筆，經江青改，到目前已肯定是革命樣板戲新戲，成功的戲，雖然報上不見汪叔叔的名字，事實上他出的心力最多，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了一點兒光榮。過去他在北京市文聯，工作了多年，老舍不認識他的長處，搞事務性多，麼處難發揮，極可惜。現在搞戲改，可搞對了。若趁熱鐵打釘，必然還可希望再寫出三五個好戲！還可能會寫得出更合理想的新作。

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爲改編京劇樣板戲，汪已走紅。除了改編【蘆盪火種】爲【沙家浜】，汪曾祺還參與了京劇劇本【杜鵑山】的寫作。作爲老師，沈從文看到學生走紅，自然是欣慰的，而且，熟識汪曾祺走紅的路徑，並非一朝一夕，走過了數十年的路程，源頭是在雲南昆明西南聯大的那段歲月，尤其是昆明的茶館，見證了一位小說家的歷程。沈從文分別在給親友的書信中作出了表述。

1972年4月7日，沈從文在給竇達因的信中寫到：古人說的勤能補拙，永遠有現實意義小小成功也不至於驕傲有個親戚黃永玉，初中只讀一年，自己學木刻，又喜歡音樂、文學、雜藝術，綜合知識，興趣廣，搞的木刻在國內也就似乎取得了些紀錄突破。當時還不到三十歲！我在學校較久，明白好學生可未必中用。倒是當時學校認爲不成的學生，後特別努力，反而成就出色。近年寫【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當年聯大開除的學生，和上千搞寫作的比較下，好學生可全落後了。

1972年6月10日，沈從文在給張宗和的信中寫到：改寫【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還記得住他。要這裡已算是一把手。可沒有人明白，這只比較得用的手，原是從如何情況下發展出來的！很少懂得他的筆是由於會敘事而取得進展的。當年羅頭徇私，還把他從聯大開革！有時間多看書，多看點雜書，另一時或許還得用。不僅治學有幫助，做人且更有幫助。

1972年6月14日，沈從文在給巴金夫人陳蘊珍的信中寫到：曾祺在這裡成了名人，頭髮也開始花白了，上次來已初步見出發福首長樣子，我已不易認識。後來看到腰邊帆布挎包，才覺悟不是首長。讀來頗有意味。

1972年6月16日，沈從文在寫給竇達因的信中寫到：【沙家浜】的改編者汪曾祺，廿五年前在西南聯大寫散文就極出色，會敘事！我不懂音樂，可是聽到一切有名好曲子，都像是極會用樂章敘事，不僅能寫人，也能把人放到一定節令、一定景物背景下，加以解釋，雄壯和柔和都有色彩和性格，我從中還可得到種種啟發，轉用到寫作上。因爲它用的動人處，都有個共同點，只是表現的工具不同而已。

因爲樣板戲的寫作，汪再次陷入政治漩渦，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沈從文對此深感憂慮，且感到無從著手，在寫給汪曾祺的信中，竟顧左右而言他，恐怕也是爲了緩解學生更多的內心壓力，其良苦的用心，無出其右。1977年4月4日，沈從文給汪曾祺寫信，主要內容是這樣的：我們館中有位大畫家，本來是一再托人說要長遠作我的學生，才經我負責介紹推薦來到館中的。事實十年中，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卻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也可說中外知名。有一回，畫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帶一把亮亮的刀，別在腰帶間上殿議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會有這種刀，更不會用這種裝扮上朝議政事。這位大畫家惱羞成怒，竟指著我的額部說：你過了時，早沒有發言權了，這事我負責！大致是文化革命時，曾胡說我家中是什麼裴多斐俱樂部，有客人來，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黃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書和工作資料全部毀去。心中過意不去，索性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現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傳奇，還以爲早已踏著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過了多少蠢人作的自以爲聰明的蠢事，那會把這種小人的小玩意兒留在記憶中難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識，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和社會要求將長遠有一段距離。信中所指的中山狼姓甚名誰，如今怕也不是什麼秘密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電影廠準備改編沈從文的小說【邊城】，本子幾易其稿出來後，沈從文似乎都不甚滿意，以爲失去了小說固有的詩意。汪曾祺也認爲【邊城】的拍攝，是需要超越於現實之上的。1980年9月中旬，沈從文在給徐盈的信中寫到：朋友汪曾祺曾說過，求【邊城】電影上得到成功，純粹用現實主義手法恐不易見功，或許應照伊文思拍【霧】的手法，鏡頭必須採用一種新格調，不必側重在故事的現實性。應分當作抒情詩的安排，把一條一沅水幾十個大大小小碼頭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氣候下熱鬧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爲女主角半現實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現。沈從文對汪曾祺的說法是很認可的。

新時期以來，汪曾祺在小說創作上，獲得了極大成功，廣受讀者喜愛，自然而詩性的筆法，給傳統小說界注入了一股清麗的新風，尤其【受戒】【大淖紀事】等。汪曾祺的小說創作自然也受到老師沈從文的讚許，沈從文在回答一些學者論家的採訪時，以爲素樸親切是汪曾祺小說的特色。1982年11月7日，沈從文在給吳宏聰的信中，對此有較爲詳盡的敘說：函中問及曾祺作品特徵，此事值得專家介紹，或較具體。我印象只是素樸親切。由於對人事有深刻理解，對文字應用效果，也有深刻理解，一切心中有數，所以才能在極普通小小故事中，給讀者一種清新印象。其實我說的還不甚得體，似不妨轉引胡喬木同志隨便談及曾祺成就，簡而扼要。他於春節到我家相看時，談及曾祺作品，以爲無一句空話，我等於把他意見重譯成我的習慣用語，便是素樸親切四字。說來容易，作來可相當困難。年輕作者，最容易見出才華，文字裝飾性過多，辭勝於理，不易持久。浪漫抒情，易得到一時成功。至於處理平凡故事，有意求素樸親切，卻易涉寒酸，見做作處，求素樸中具豐腴感，便不容易。以私意言，作者必對人事有深刻理解，和使用文字非常明白分寸，兩結合，才易慢慢達到如此境界也。以曾祺近作【大淖紀事】爲例，私意或能得到認可也。淡淡著墨，卻是筆力無限，穿越紙背。素樸親切一說，是對汪曾祺小說創作的嘉許，是否也是沈從文小說創作的自我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