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我寫【唐代科舉與文學】的學術追求

傅璇琮：我寫【唐代科舉與文學】的學術追求

傅璇琮

 【唐代科舉與文學】的不同版本

    編者按：2015年12月20日，第三屆思勉原創獎學術研討會暨頒獎典禮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舉與文學】、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張世英先生的【哲學導論】和陳來先生的【仁學本體論】5部學術著作獲獎。

    獲獎者之一傅璇琮先生時在病中，未克蒞會，撰寫了書面獲獎感言，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先生則發表了『傅先生著作獲獎點評』。完成於三十年前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在史料的發掘、研究的方法、理論的運用諸方面多有創新之處，尤其是其橫跨文學與史學、融合內史與外史的研究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對當下人文學術的創新和發展亦有啟示意義。傅、陳兩先生的文章對這一點有很好的揭示。現我們獲得思勉原創獎主辦方華東師範大學的授權，刊發這兩篇文章，以饗讀者。

    【唐代科舉與文學】是我在80年代完成的一部著作，之所以選擇科舉為切入點，是考慮到在唐代，科舉及第已經成為士人獲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襲門第的重要途徑，牽連着社會上各個階層知識分子的命運，研究科舉在唐代的發展，事實上就研究了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由此，可以將科舉作為中介環節，把它與文學溝通起來，研究唐代文學是在怎樣的具體環境中進行的，從而更深入地認識、理解唐代文學。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更為長遠的考量，那就是想嘗試通過史學與文學的相互滲透或溝通，來綜合考察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與心理狀態，並且努力重現當時部分的時代風貌與社會習俗，以為整體的唐代文化史研究提供參考與取材。

    應該說，在本書寫作之時，國內還沒有一部堪稱學術著作的中國科舉史，更沒有關於唐代科舉的專書研究，其他的相關研究成果也很少，因此在不少地方需要我白手起家。因此搜集、整理並考證相關的基本資料，就成為此項研究的出發點。我首先需要梳理唐代科舉制度的全貌：例如通過全面考察有關唐代『登科記』的文獻資料，在徐松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充實對於『唐代科舉與文學』之史料學的認識；又如過去學者對『制舉』的認識較為分歧與含混，本書廣泛收集相關文獻，就唐代制舉之源流、科目、考選、授官、策文諸多問題進行了全面考察與論述，從而較為清晰地展現出這一唐代重要制度的情狀與影響。這方面的研究應該說主要屬於制度史的領域，其研究方法也以歷史考證為主。

    不過，本書的計劃畢竟不是專門研究唐代科舉史，而是探討唐代科舉制度背景下的文學。並且我也不希望像過去不少研究那樣，簡單機械地將科舉史與文學史勾連，而是試圖考察科舉使唐代社會形成了何種風貌，這種風貌又在人們四周構築了何種氛圍，而這種文化氛圍又如何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使其審美趣味、情感特徵、價值標準隨之發生變化，並最終導致了文學的變化，用現在時興的話說，也可謂一種語境研究了。在其中，我尤其注意通過具體豐富的資料細緻地論述唐代科舉的各個細節，以及這些細節與文學之間的關係。例如舉子拜謁公卿與投獻行卷、三試過後緊張看榜、中榜後欣喜若狂、參謁宰相、曲江赴宴、題名慈恩、杏園探花以及落第者垂頭喪氣、借酒消愁、『打既耗』等情狀，還有科舉中請託賄賂、結黨舞弊、恃勢怙霸、濫打秋風等種種場面。了解了這些歷史細節，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狂喜，『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的急切，從而更為細緻而恰切地感受唐代文學中微妙鮮活的情感表現，更加立體地了解時代環境與文人心態之關係。

    巴爾扎克對於其【人間喜劇】的期望是『寫出一部史學家們忘記寫的歷史，即風俗史』。我對於這句話印象很深。文化乃是一個整體，為了把握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歷史活動，需要從文學、歷史、哲學等著作中，以及遺存的文物中，作廣泛而細心的考察，把那些最足以說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來，並儘可能作立體交叉的研究，讓研究的對象活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哲學】的作者、法國著名學者丹納所強調的『環境』乃可資借鑑，『環境』就是勾勒社會的文化風貌，通過『環境』之描述來呈現文人的心態，通過文人之普遍心態來理解文學。

    此後，法國文學研究泰斗朗松進一步開創了『文學生活史』，將文學研究置於更為廣闊的文化與生活空間中，取得了很大成就。我的這本書應該說受到了這類研究的啟發，嘗試以全景式的勾勒與描述方式，細緻而具體地展現出在科舉制的影響下唐代文人所生存的時代氛圍、他們的生活道路與心理狀態，從而進一步體察到他們在從事文學創作時所特有的情感與心理。這一點我自己認為是此書在學術方面較顯著的創新之處，並且也得到了學術界同仁的認可。

    此次，主辦方希望我以『跨學科創新的路徑與方法』為主題發表演講，我想正是對於上述之研究方法的肯定與重視。【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主要涉及的是文學與史學的跨學科研究，其實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言，跨學科是完全必要的。大家知道，現代的『文學』概念來自於西方，雖然我們將其與傳統的『集部』之學對應起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兩者的性質與功能還是有其差異的。按照目前普遍的觀念，文學研究可分為外部與內部研究，【唐代科舉與文學】看上去應屬於外部研究。不過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來說，內部與外部的截然劃分有其弊端。

    其實，詩歌與文章的體制、修辭、模式這些歸入內部研究的問題無不有着外部——社會、政治、經濟、習俗等方面——的成因，而且作品中體現的美感與情態也是緣於歷史長期的塑造。中國古人創作的詩文，往往承載着特定的社會與道德功能，這既構成了作品的外部背景，實際上也規定了作品的內涵，其中的情態與美感都要在特定語境下才能得到最適當的理解與體會，中國古典文學由此才向我們散發出其獨有的韻味來。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中，我引用了大量詩文，一些是作為與唐代科舉制度有關的史料論列，還有一些則是展現在科舉制度背景下出現的帶有特定內容、情態與美感的文學創作，這正足以說明古典文學研究內外之不能截然分割。

    從80年代到今天，古典文學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本書作為初創之作，在其中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後來有不少學者仿照本書的寫作格局，撰寫相類似的選題，這些著作或是對於【唐代科舉與文學】中相關問題進行更深入探討，或是將研究範圍擴大至其他的歷史階段，各自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希望今後的研究者能夠進一步開闊視野，結合其他學科，更加廣泛地從中國社會文化的各方面來探討古典文學，並且始終將內部與外部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如此則古典文學研究之境界必將更為開闊而深入，我雖已為耄耋之年，仍引領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