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傅璇琮：古典文學研究及其方法問題

王運熙：今天，傅璇琮先生應邀來和我們舉行座談，我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傅先生對唐代文學有很深的造詣，他的【唐代詩人叢考】、【李德裕年譜】，都是很有分量的著作。現在，傅先生正和其他同志合作搞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的箋證，已接近完成，對今後研究唐代詩人將有很大幫助。今天的中心議題，是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方法。傅先生在去年【文史知識】第十二期和【書品】第四期上已就這個問題發表了很好的看法。前幾天傅先生參加了杭州的古典文學宏觀研究討論會，今天也能給我們帶來新的信息。

傅璇琮：我先開個頭，拋磚引玉。我認爲古典文學研究近十年來的成績很大，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是文革前十七年所不能比的。但大家對目前的研究狀況還是不滿足，這說明我們研究的立足點比較高了。大家感到，過去研究古典文學的方法較單一，現在應多樣化。對古典文學研究的不滿足，好像還受到史學研究的影響。史學界近年來有『史學危機』的說法。什麼是『史學危機』?似乎也不很明確。歷史學這些年來幾乎走了『之』字形。『四人幫』時期搞儒法鬥爭，影射史學，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對歷史研究有一種不信任感。『四人幫』粉碎後，大家認爲應該把史學研究放在科學的基礎上，不要把研究直接同現實、同政治結合得那麼緊。應當講，這在當時是對『四人幫』政治路線的批判，是撥亂反正。因此在1977年以後的一段時間內，歷史研究大多從史料本身出發闡述一些問題。後來，有些同志感到這樣的研究脫離現實，提出史學研究如何爲四化、爲現實生活服務的問題。當然，這不是回到『四人幫』那條路上去，因爲政治思想基礎不一樣了。但『史學危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而且也影響到古典文學的研究。我們的古代研究，包括對文、史、哲的研究，同現實的關係怎麼擺?以前有過不少教訓，我個人認爲，不能非常直接地同現實聯繫。如何正確地對待這個問題恐怕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

研究方法應多樣化。國外一些新的理論和方法的引進，應當進行。我們研究中國古典文學，還應當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特別是五四以來我國一些有成就的學者，他們治學的方法和經驗。五四時期是中西文化融合交流的重大時期。政治上，由於馬列主義的傳播使中國革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學術上，這種交融產生了一批極有成就的學者，如魯迅、郭沫若、聞一多、朱自清、鄭振鐸、陳寅恪等，這一時代、這批學者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聞一多先生，他研究古典文學能從大處著眼，而又做得很細。如【楚辭校補】，他從訓詁學方面入手，一個字一個字地研究，對【九歌】的研究，則是結合了楚文化進行的。用現代術語說，即宏觀研究。研究【詩經】也是這樣，有的是一字一字地研究，有的則如聞先生自己所說的要把讀者拉入【詩經】的時代。比如【芣苢】，聞先生把詩中婦女的勞動寫得非常美，他認爲應把【詩經】當作社會詩來研究。聞先生對唐詩的研究，有些觀點或具體的論述，我們可以再討論，但有些見解非常精闢。比如賈島，他是貞元、元和時期的人，比韓愈、白居易要年輕。聞先生說，當時的老年人要挽救世道人心，提出改革社會的方案，而像賈島那樣的青年卻關起門來苦吟，而且詩中出現的大都是陰冷的詞彙。聞先生指出，中國古代社會每個王朝的末年總會出現像賈島的作家。晚唐、宋末都是如此。這就是從宏觀來研究問題的。聞先生也研究了宮體詩。他注意了從南朝到初盛唐之際的發展變化，以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爲例，指出唐代詩人如何在宮體詩的形式之內，把原來反映宮廷中荒淫生活的情調發展衍變到表達真正的男女愛情，並使這愛情得到升華。這是在研究一定社會的人的情感在文學作品中是怎樣變化的。現在好像還沒有類似的很深入的研究。從聞先生的工作中，我們看到，前輩學者一方面進行了現代人所說的宏觀研究，另一方面又做了大量的基礎材料工作。這兩方面對他們來講是相得益彰的。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們看前輩的學術著作，也好像看【紅樓夢】一樣，每看一次就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陳寅恪先生在史學、文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他的【元白詩箋證稿】有些地方考得極細，有些觀點現在看來還是很新的。比如，要理解【長恨歌】，陳先生說應掌握兩方面的關係，一是當時文體的關係，如傳奇、古文和詩的關係;二是當時文人的關係，用現代話來說，即作家群、作家間的交往。我覺得從陳先生的話里引發開來，還有很多工作可做。陳先生還說，假如要編文學史，如果能取當時文人作品，考訂其時間的先後、空間的離合，把這些材料總匯於一書，像歷史學家做長編一樣，那一定會有啟發的。這話講得很科學。我們如果先搞文學史長編再寫文學史，就會更好些。又如，元稹的【鶯鶯傳】極寫張生對鶯鶯的始亂終棄，而且不以爲非，反以爲榮。白居易的【琵琶行】講自己在江州送客，見一商人之妻，原是有名的歌妓。後來宋代有人說白居易有傷風化。陳先生認爲那是唐代文人對地位低賤的婦女一種輕視的表現。中唐以後科舉發達，考進士的人實際上成爲集團，他們較注重文采，對男女之事比較隨便。陳先生指出了當時的這種社會風氣如何影響士大夫的觀念，然後又怎樣反映到文學作品中去。我覺得這方法也值得我們借鑑。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進行了開拓性的工作;【小說舊聞鈔】是親自抄下來的。史學家陳垣抗戰時在淪陷區北平寫了【通鑑胡注表微】，此書表面上是研究【通鑑】胡注體例的，我一開始認爲這書一定很瑣碎、枯燥。後來山東大學王仲犖先生建議我看一看，看後我才發現，這是一部研究宋元之際知識分子的書，尤其是江南一帶的知識分子。陳垣先生用史學體裁寫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出處進退，這很了不起，是個創見。如果我們能在前輩學者的著作中吸取合理的營養，一定會豐富我們對方法的認識。

此外，我這次在杭州會議上曾講過，古典文學研究存在種種問題。比如，研究力量的布局有不合理的地方。如果看古典文學論文索引，我們會發現有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論文非常多，但又不少重複，而有些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則寥寥無幾。去年十月，我和幾個同志到日本同日本學者交流。日本的有些論著，看上去面很窄，一些小的題目，中國學者也許不屑一做，而他們的書倒是能寫得很厚。這些書放在書架、書店裡，一個點一個點地鋪開，面很廣。我們有時則正好相反。有的書對一些問題正面反面都講到了，很全面，把書放在書架上，按類排列，就有好多重複。若從學科角度看，還有缺門。當然日本也有缺門。又如佛教文學，陳允吉同志的研究很有成績，我們好像還是新興學科，而日本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多，我看了真有點吃驚。我們在研究布局上的無政府狀態，使很多力量在同一水平上重複。因此，從總的結構來看，我們應多做些基礎工作。如我在【文史知識】的文章中講的，就唐代文學而言，一是文學編年史，即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長編，逐年把封建王朝的文化措施、當時文人的生活、互相的交遊、作品的寫作年代等等進行收集整理。不光有多卷本文學史，而且有文學編年史。其次，作家的傳記。過去我們較注重作家研究，但實際上不少作家的生平事跡我們並不很清楚。中華書局打算搞一套古代作家傳記叢書。要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把資料收集起來再寫。材料要經過分析，不管以後評價的標準有什麼變化，我們要求這套書對作家生平事跡的敘述基本可靠，爲後人提供經過審查的比較可靠的事實。今後若干年內，我們能有五十到一百個作家傳記出現，那末古典文學的研究就會改觀。第三是缺少大型的古代文學家辭典。還有古典書目，現在只能查【四庫提要】、【四庫簡明目錄】。假如我們集中力量新編一個古典文學書目，進行材料上的考訂，那對青年研究工作者會有很大的幫助。還有研究資料的彙編。我在六十年代搞了楊萬里、范成大和黃庭堅、江西詩派的資料彙編。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莫礪鋒研究江西詩派，他寫信向我表示感謝，說因爲有此書使他順利地完成了博士論文。我很高興，我們的工作就是互相支持的。可見資料的準備對學術研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很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如果我們能做好更多的基礎工作，那就爲今後古典文學研究的真正繁榮準備很好的條件。在這基礎上再來做通論，就有紮實的基礎。另外，古典文學的研究怎樣吸收和利用相鄰近學科的最新成果，如考古學、哲學、民俗學、心理學等等，我們還做得不夠。對國外情況的了解我們也很薄弱。日本京都大學的小南一郎研究中國古代神話，他對古神話的考證，可以幫助我們弄清一些古書的成書年代。商務印書館有漢譯世界名著，側重於政治、哲學、經濟等方面。如果我們有漢譯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叢書，選譯真正有水平的一、二十種，那對我們古典文學的深入、比較研究，肯定會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我認爲古典文學的研究，除了方法論的討論外，我們還要研究如何合理布置我們的力量，分工合作。如果我們能有計劃地組織全國的專家，在一定時期內搞一些古典文學的重點工程，把這基礎打好了，我們的研究工作一定會發展得更快更好。

王運熙：從前此名家學術著作中吸取做學問的方法，不失爲一種有效的途徑。去年，一年級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專業的研究生入學後，我給他們開了『古典文學研究名家論文選讀』課，選了魯迅、王國維、陳寅恪、聞一多等七家，各選他們有關漢魏六朝文學的論文一、二篇，讓同學們討論、體會這些專家在治學方法上各有什麼特長。大家都感到很有收穫。

沈波(中文系研究生)：傅先生說現在古典文學研究布局不合理，原因何在?

傅璇琮：原因一下子也不容易說清楚。五十年代時我們對古典文學研究的認識還比較錢，只注意在古代作品中找人民性、愛國主義，作家研究也往往集中在一些明顯可以爲現實服務的少數人身上，如屈原、杜甫、白居易等。這幾年有些改進，研究者的視野擴大了。我們對問題的認識也有個發展的過程。

盧強(中文系研究生)：現在有人提出從新的角度如個體意識來評價六朝文學，可能會有一些新的認識，對文學本身的特質也會有更深的理解。不知傅先生對此有什麼看法。

傅璇琮：研究的方法不妨多樣化。有些問題，前輩學者比如魯迅先生給我們作出了榜樣。他的【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的關係】，就是在談這一時代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和生活，社會風氣對知識分子的影響，並且如何反映到作品中去的。我們過去對創作主體的知識分子研究不夠，也許是我們的氣魄不大。

姜藍寶(助教進修班學員)：目前的古典文學研究正在向更高和更深的層次發展，我們這個年齡層次的人古文底子無法同老先生們相比，怎樣才能進行深入的研究?我們看了傅先生的一些著作和文章，傅先生比較強調文學研究的整體性，同時又十分注重資料的考訂工作。傅先生是否可以給我們講講您的考證工作同乾嘉學派的考證有什麼不同?或者結合您對唐代文學研究的實踐，談談宏觀研究和資料考證的關係。

傅璇琮：乾嘉學派考證的中心問題是訓詁。他們通經，從這方面講，我們很難普遍這樣做。每個時代的學術有每個時代的特點。從研究方法來說，傳統的、新興的，具體方法很多，比較來比較去，我覺得還是馬列的方法使人容易明白一些(王運熙：我也有同感)。有的同志對我說，現在搞考證似乎不吃香了。我說不一定，宏觀微觀都可以搞，考證和一些大的觀念很難割裂。比如唐代科舉同唐詩、唐代文學繁榮的關係。唐代考進士是經過幾個發展階段，並不是一開始就考詩賦的。最初是考策文，直到唐高宗後期武則天執政時，考試項目才有改變，一考策文，二考貼經，三考雜文。當時考雜文，銘、贊、論等各種文體都有。據徐松考證，雜文以考詩賦爲格局始於開元、天寶年間，離唐朝開國已有近百年了。科舉還沒考詩賦，四傑、陳子昂已出現了。可見科舉同唐詩的繁榮沒有太直接的關係。另有一材料，唐文宗時有一個主考高鍇，在給皇帝的奏書中說，今詩賦取士的標準，依據齊梁體格。並且告訴皇帝一、二、三名是誰，他特地指出，第一名何遜不如，第三名所作可跟【文選】中【雪賦】、【月賦】相比。可見當時詩賦考試的標準是【文選】。【文選】在唐朝是個顯學，杜甫說『熟精【文選】理』。以前我們只是從文學角度看，現在看來不盡然。韓愈說過，知識分子真正要做事，除了科舉外別無他路。可見科舉對士人又極重要。那麼，唐代科舉對文學究竟有何作用?首先，唐代科舉取士，說明當時封建地主階級對國家官員的文化要求提高了。這就打破了門閥爲主的傳統，文化、教育被重視了。科舉客觀上推廣、傳播了文化。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被貶偏僻之處，仍有人跟他們學習。唐代文學發展快、成就大，同文化的普及、提高有關。其次，科舉促進了知識分子的集中，唐以前這種情況不多。他們到長安是爲了應試，有其現實目的。考後又到各地或留在長安，不是固定在一個地區不動，而是在整個社會中，人才是流動的。他們在長安時互相來往交流，對文學繁榮有促進作用。考試後，及第、下第者互相送別，也出現了一些好詩。從這幾方面看，唐代科舉並不直接對詩賦有影響，而是作爲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影響了當時的文化、文人的生活和心理，然後才對文學產生一定的作用(王運熙：傅先生新近又完成了一部著作【唐代科舉與文學】)。

沈波：對外開放以來，國外各種思想使人有應接不暇的感覺。目前宏觀研究很熱鬧，也很有啟發，但有的也很勉強。我們年輕人底子差，微觀研究的基本功更應加強。傅先生的考證功夫很深，我想向傅先生請教，搞微觀研究應具備哪些能力?

傅璇琮：這問題太具體了。復旦的很多老師在這方面很有成績，可以向本校的老師請教。年輕人中，復旦的陳尚君同志掌握的材料很細。他的年紀、環境同大家差不多。不要被大堆的材料嚇退。一些基本的書要下功夫看，然後再深入。我們應當開『中國文學史史料學』這門課。復旦已經開了。年輕同志精力旺盛，搞材料更要做有心人。自己有些課題和想法再看材料就要好些。手要勤，隨時記。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有三分材料說三分話，有八分材料說八分話，要老老實實，不能勉強。

王水照：八四年我到日本去教書。我問過一位研究唐詩的日本學者：據你看，近年來中國研究唐代文學哪部書最好?他毫不猶豫地說：【唐代詩人叢考】。當時國內是方法熱。現在新方法同傳統方法有爭論，宏觀微觀有爭論，問題仍沒完全解決。去年年底我參加了全國詞學討論會，發現一個現象，人們對新方法的熱情跟年齡成反比，頗堪玩味。日本研究魯迅有個著名學者叫竹內好，人稱爲『竹內魯迅學』。他認爲魯迅把外國的東西介紹到中國，是選擇那些本國最需要的東西來介紹，如介紹弱小民族的文學等。而日本的著名作家森鷗外(東京大學畢業生)卻是選擇他認爲最先進最流行的外國理論介紹之到本王國來，竹內好分別稱之爲『魯迅型』引進法和『鷗外型』引進法。這對我們今天引進國外理論，也很有啟發。剛才傅先生講的各種研究方法還是馬列的方法最好，我也有同感。關於方法問題。似乎可以從兩條途徑去探討。一是從理論上去討論，文學研究有哪些方法?這些方法的各自特長，有無優劣之分，等等。二是從一些研究名著中找方法。任何一本論著或一篇論文，本身都兼有兩個內容：一是具體告訴你論點和材料，，二是告訴你取得材料、組織材料、分析材料的方法。從理論上探討方法論，固然有其長處，但好像從名著中找方法更切實具體一些。關於對古典文學研究的反思，我覺得十七年、近十年的古典文學研究有成績也有不足。不滿足是好現象，可以從各方面彌補不足。五四以後古典文學研究有了新的飛躍，當時的新方法現在有的已被認爲是舊方法了。除此以外，還應當有一個反思。即對台灣、香港的學者近年來運用新方法進行研究的反思。國內引進新方法比台灣、香港慢了半步。他們的外語一般來說比我們好，因此他們對外國論述新方法的原著理解比我們準確，我們大多用譯本，隔了一層。在日本看港台的書比較方便。我發覺，他們的成果中，包含的經驗教訓也很值得反思。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小南一郎是吉川幸次郊的高足。他到中國訪問後，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表意見，認爲對古典文學作品不能以有無趣味來評價，應把作品還原到當時的社會生活、風俗人情、心理習慣等環境中去。對作品本身理解了，然後再作結論。美國的魏伯·司各特在【西方文藝批評的五種模式】一書中、提出了文藝研究的五個流派，即道德批評派、心理批評派、社會批評派、形式主義批評派、原型批評派等。他對社會批評派講了一段話，我感到很有啟發。他說：只要文學保持著與社會的聯繫(永遠會如此)，社會批評無論具有特定的理論與否，都將是文藝批評中的一支活躍的力量。小南和司各特都是研究過新方法的外國學者，似乎對社會批評法評價甚高。我自己覺得社會學的方法比較切實一些。當然，社會學的方法也要發展，更要跟庸俗社會學劃清界限。我們研究的目的是爲了加深對研究對象即文學現象的理解，解決一些問題，而不是增加些問題，便本來已經搞清楚的東西也產生了問題。當然，方法本身應是多元的，宏觀、微觀都是必須的，舊學新知應該結合，各種方法應該互補。此外，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氣質、稟賦和知識結構來選擇自己認爲最好的方法，不宜輕率改變。

丁儀(助教進修班學員)：可否請傅先生談談唐代文學還有哪些可以進一步研究?

傅璇琮：任何一個時代都可以說是研究不完的。我們這一代人研究了，後人還可以研究。別林斯基說，普希金的作品並不多，但研究普希金的文章不知超過作品本身的多少倍，還研究不完。唐代任何作家都沒有研究完。趙昌平同志最近幾篇文章講律詩的變化，他提出從藝術史的角度去研究詩歌本身的發展。七古好像沒什麼可研究的了，趙昌平從南朝駢文同七古的相互關係入手，緊扣著詩體去研究。再如唐人傳奇，具體怎樣發生的?同佛教關係怎樣?很難說有哪些項目研究得差不多了。只要我們從自己的具體情況出發，注意選題，量力而行，課題是研究不盡的。

趙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我是搞編輯工作的。最近，我寫了一篇有關規律、方法問題的文章。我覺得文學的發展，有三個因素：人，即創作主體;社會，即創作客體;各種文體自身發展的歷史過程。爲方便表達，我稱之爲點、面、線。很多線又是交叉扭結在一起的。作家面對兩個現實：一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現實，二是千百年發展過來的文學的現實。文學研究應以線即文學的藝術史爲主要研究對象，把點，即作家和作家群作爲延續線的最活躍的因素，把社會諸因素作爲重要的參數。點、線、面的發展和相互影響各有些規律，但這些規律不是固定的模式。新方法的書我也看。我感到，無論哪一種模式，規定得越具體，漏洞就越多。文學發展中的點、線、面每個方面都在相互逆反作用中，相互都產生影響。我感到首先是踏實的研究。我們研究文學發展的規律，是宏觀研究，但作家考訂的確實，作品解釋的準確，是宏觀的基礎。宏觀不是觀宏，而是用宏(即較廣闊的視野)來觀察問題。我的老師施蟄存先生寫【唐詩百話】，前七十講很快就寫完了，後三十講寫了好幾年。他說主要原因是晚唐作家基本情況尚不清楚，資料尚待整理。確實，盛、中唐時皇帝出逃只有一次，晚唐皇帝逃難六次。有些詩寫逃難，究竟寫哪一次?所以，詳核的材料是宏觀研究的基礎，其次，要有個性化的研究。你適合搞什麼就搞什麼，不要隨風倒。新三論、老三論、弗洛伊德，倒來倒去就不會走路了。要吸取，但不能邯鄲學步。馬茂元先生曾鼓勵我寫唐詩史，當時我還躍躍欲試，現在寫了一些文章，感到不易寫了。但不妨各人按自己的見解去寫，在多部有個性的唐詩史互相取長補短的過程中，將能逐步寫出較好的唐詩史來。

姜藍寶：傅先生能否談談作家群研究的問題?

傅璇琮：作家群的研究，我還只有個想法。趙昌平的吳中詩派研究倒是個例子。過去我們比較注重單個作家的研究，現在看來，作家群的研究也許更能符合當時作家創作的相互影響的實際。有些歷史情況現在不太清楚了，要儘可能地復原當時文學的實際情況。文學環境的研究我們以前做得不夠，作家群的研究也許是條途徑。

江風賢(助教進修班學員)：古典文學研究的角度很多，如從宗教、倫理、心理等方面進行研究。傅先生能否給我們講講近幾年多角度研究的成果和總體研究的特點?

傅璇琮：我最近看了一本書，羅宗強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陳允吉同志寫了書評。這本書寫得較好。隋唐文學是開墾了好幾遍的土地了，開出新意不容易，這本書有特點。一，畫了一個比較清楚的隋唐文學發展的輪廓。二，不迴避矛盾。如初唐時，唐太宗主張開國功臣要重視文學的作用，應努力扭轉六朝文風，但爲何初唐文學發展不快?有的著作，讀者心裡有問題，作者也沒回答。羅宗強這本書不迴避矛盾，解釋得比較合理。另外，以前講文學思想發展大多講理論和文學主張，而羅宗強是結合文學創作講的。他的審美感覺很細膩，我很佩服。結合文學創作、風格寫文學思想，使我們在書中看到的不僅僅是理論，而是原來的一些實際情況。我們要加強自己藝術分析的能力，研究古典文學不加強這方面的修養，說話就說不到點子上(王運熙：這部書還注意了編年史和作家群的研究，同傅先生的觀點不謀而合)。

王運熙：今天的座談會開得很好，希望令後傅先生還有機會來復旦和我們談治學之道。

(姜藍寶、王簡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