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傳播的『歷時性』與『共時性』

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由來已久，涉及兩千多年來東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接受、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與現狀等一系列問題。作為一門學科的西方漢學正式出現是1814年，在1838年又產生了漢學家這一概念，但在朝鮮、日本及越南等地，中國文化的傳播可以上溯到商周秦漢時期。從早期的殷末箕子入朝，到東漢末年的大儒劉熙等人避難交趾（今越南），再到中古時代日本大量遣隋使、遣唐使的出現，到處可以發現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軌跡及其巨大成就；在歐洲，從馬可·波羅到利瑪竇，從比丘林到李摩提太，數千名西方傳教士和商人遵循着各自的模式將中國傳統文化帶回西方世界，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傳播和研究的歷史進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悠遠的中國傳統文化海外傳播與中外學術互動的歷史進程中，海外華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和研究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在東亞地區，如唐朝時期身在日本的袁晉卿、劉二郎等人，明清時期的朱舜水，身在韓國和日本的孔子後代等都為中國文化的海外研究與傳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日本的書紀中，當時因不能直接約請到中國學者，出現了轉而向韓國約請儒學者的現象——王仁便是典型的代表。在近代的中西學術交流史上，法國的黃嘉略、沈福宗，英國的譚哲華、李陽平、黃華東、齊玉堂，荷蘭的周美葉，意大利的郭棟臣等海外華人都成為17—19世紀歐洲漢學家們業餘的漢語教師、翻譯助手和研究助理。

進入21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已經徹底改變了傳統的西方傳教士模式和東方儒教化模式，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傳播。今天，中國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大致存在如下幾種主要路徑和模式：第一，傳統的傳教士和商人傳播模式。第二，東西方大學和研究所的學術研究模式。第三，文藝影視和新聞媒體、出版載體的文化交流模式。第四，孔子學院、國內大學及海外華人的主動傳播模式。

由於中國古代典籍的東西方文字轉譯著作的大量出現，一個脫離了漢語和漢字載體的文化傳播，出現在東西方各國，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儒家思想的生命力。自孔子以來，兩千多年過去了，儒學思想及其禮樂學說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深刻影響了東西方諸國的思想、文化、科學、政治體制等方面的發展進程。

在文化傳播中，東西方大學和研究所的學術研究佔主導地位。加之海外華人和國內大學及孔子學院的主動傳播模式，如從在北京成立隸屬於巴黎大學的中法漢學研究所到洪業倡議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再到商衍鎏為代表的國學大師前往德國宣講中國傳統文化，直至今天遍佈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的出現，客觀上實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過程中的中外學術互動。當然，東西方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有所不同，在文化研究中，我們應重點釐清文化傳播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一些價值觀念的學術誤讀。

東西方各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和研究依然具有很高的國策、國情研究屬性。他們熱衷於利用社會科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分析模型等工具理性對中國現當代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進行分析，研究中國在當今世界中的地位，預測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可能表現，並且加強了對中國經濟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在學理上可以看出，是其把對蘇聯的研究模式應用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和研究上。因此，為探明其理，有必要注意在海外出現的幾種重要的中國傳統文化史觀，即歐洲中心論、中國中心論、民族文化優劣論、儒家中心論、漢文化宗主國論和漢文化中心移動論。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和研究中，如何把握工具理性和感情世界的矛盾應是一種科學的學術史觀產生的先決條件。東西方漢學家們的工具理性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進入其感情世界？它對漢學家們中國傳統文化史觀的形成能產生怎麼樣的影響？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傳統文化的共時性問題，即中國傳統文化是否還具有穿越時空的現實價值和文化意義，是必須先行解答的課題，這也應是海外學者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