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烽火中的中華文脈：學者錢穆——完成【國史大綱】

老子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文化無形，恰似水之隨物化形，遇阻則繞，川流不歇，永無扼絕。鋼與火的戰禍兵燹中，紙與墨勾織的文化既可以是最柔軟最脆弱者，它們所承載的一國之魂魄、一族之精神，卻又可以是最剛硬最雄強者。十四年抗戰，烽火狼煙，書生向敵即武士，筆墨浴火化刀槍，中華文脈在文人的血淚刻寫中、在書生的投筆從戎中、在杜詩精神的光昭弘揚中、在遺經舊藏的拯修亡復中、在知識分子的信仰堅守中存續傳承，屢經戰火淬鍊，激勵民族精神，『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文化不滅，中國不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與山西大學文學院合作，特輯一組抗戰時期文化人抗敵禦侮的珍貴片段，共同紀念那場偉大的勝利。

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建立前夕，中華民族一直在一條悲壯的復興之路上探索。從鴉片戰爭中軍事、外交的失利，國人開始反思武器製造與工業。隨着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及辛亥革命的挫折，反思開始擴展到整個歷史文化傳統，並由此走上了一條極其自卑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毀滅的道路。從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反省，擴大到全面懷疑甚至全盤否定固有的歷史傳統、文化傳統、文學傳統乃至文字。

這段時期無論是乞靈於『東洋』還是『西洋』，無論是求教於古老的歐洲文明、新興的美國，還是後來追隨蘇聯，無一不是試圖簡單而絕對地斬斷自己的文化傳統，企圖依靠一個外在的力量站立起來，從外部找到一個使自己民族繼續存在、國家強盛的理由與支撐。

這種文化自卑的情緒，如果說一開始還並未影響到整個學術界與大部分知識分子，而在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之後，面對日本侵略者發動的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淞滬會戰』及令人髮指的南京大屠殺等暴行，一方面激起我們全民抗戰的決心與勇氣，另一方面對國家前途、文化前途的悲觀情緒也在學術界與知識分子之間瀰漫開來。確實，當時敵我力量太過懸殊。在此情況下，中國究竟依靠什麼取得勝利？當時的人，上自大軍閥下自普通百姓，無不悲觀、恐懼。公開發文認為中國必勝的，除了發表【論持久戰】的毛澤東外，只有錢穆先生一人了。1940年6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一書。【國史大綱】未成書之時，【引言】部分先由昆明版【中央日報】刊出，引發了學界的熱烈討論。在這本書裏，錢先生通過對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的回顧，通過對歷史規律、文化精神的提煉與觀照，堅定地告訴在亂世中惶惑不已的國人：中國必勝！錢先生認為，決定一個民族在戰爭勝利的關鍵，除了武力因素外，還要看這個民族的文化力、生命力、道德力。而他通過對中國歷史、文化、民族的研究，發現豪傑之士層出不窮的中華民族、聖聖相傳的中華文化、堅韌卓絕又屢仆屢興的中華歷史都告訴我們，中國絕不是一個沒有前途的國家，中華民族絕不是一個輕易就被消滅的民族。他相信中國的文化整體上沒有問題，絕對是有希望的。雖然一時在武力上不如侵略者，但任何侵略者都不可能戰勝中國、奴役中國，最終的勝利必然屬於中國。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的前言中，懇切地希望大家不要太過妄自菲薄，要樹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與尊嚴，要保持對自己文化與歷史的基本敬意。他說：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國史大綱】書出版後，立刻被國民黨政府指定為全國大學用書。由於書是在上海出版的，其他地方一開始不易得到，尤其北方淪陷區得不到書，大家都在傳抄，一時洛陽紙貴。在當時青年知識分子當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很多人因為此書的感召，投筆從戎，報效國家。錢先生這些懇切沉痛的話，至今仍有其意義。

如今，社會上傳統文化呈復興之勢，有一陽來復之兆，我們不得不佩服錢先生在那樣的大變局中能夠保持理性與清醒，能夠保持對文化的溫情與堅守。然而，錢先生這種堅定而明確的文化態度，不是一朝形成的，是經過力學苦思得來的。我們不妨舉錢先生少年時期的一件小事為例：

錢穆10歲的時候進入無錫盪口鎮的果育小學，他的體操老師錢伯圭，是一個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年輕人，當時二十多歲。他聽說錢穆讀【三國演義】已經讀得很熟，就對錢穆說：『此等書可勿再讀。此書一開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此言給錢穆先生帶來了極大的震動，直到他八十歲是還憶及此事：『余此後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而年方十齡，伯圭師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問題，如巨雷轟頂，使余全心震撼。從此七十四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屬此一問題。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余英時在【一生為故國招魂】一文中說：『（錢穆）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國史上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錢先生以下八十年的歷史研究也可以說全是為此一念所驅使。』說的就是錢穆先生幾十年如一日的求索過程。

時至今日，鴉片戰爭過去170幾年，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新中國成立66周年，中華民族已經找到了自己的復興之路，再也不用那麼自卑，再也不必那樣自我否定。我們應該像錢先生那樣，在關鍵的時候能夠保有作為炎黃子孫的歷史『溫情』、堅定作為中國人的基本文化立場。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當知無文化便無歷史，無歷史便無民族，無民族便無力量，無力量便無存在。所謂民族爭存，底裏便是一種文化爭存。所謂民族力量，底裏便是一種文化力量。若使我們空喊一個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淵源根柢的文化，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今天我們期待並為之奮鬥着的民族復興，應該是民族榮光的恢復、恥辱的滌除，如鳳凰之涅槃，光燦宇內；我們的中國夢，應該是今日之『中國』與炎黃之『中國』共同的那個夢，萬古煌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