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更需『相為謀』——中美人文對話的空間與進路 ... ...

【論語】中有這麼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道不同，不相為謀。』意思是說，立場、志趣或主張迥異的人，很難在一起共事或謀劃。進一步延伸，那就是，既然『相為謀』，必定是道相同——即便現在不相同，總有一天也能走到一起的。但這只是理想的設計，正在（或曾經）『相為謀』的，很可能日後（或早就）反目成仇。談論『志同道合』者的『對話』很容易，而我更期望的是，工作目標及評價標準很不一樣、各有各的驕傲與堅持的群體，通過有效的溝通與對話，最終達成某種諒解與互信。

如此低調的陳述，是因為各國的人文學者，其思考與表達既受各自生活經驗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又深深地植根於其使用的語言。不同學科的國際化，步調其實很不一致。自然科學全世界評價標準接近，學者們都在追求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社會科學次一等，但學術趣味、理論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較容易接軌。最麻煩的是人文學科，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論述都跟自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聯繫，很難截然割捨。人文學科裏面的文學專業，因對各自所使用的『語言』有很深的依賴性，應該是最難『接軌』的了。

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是努力傾聽對方的表達、理解對方的思考，而不是一味爭高低，或非說服對方不可。可在現實生活中，有人聲音大，有人聲音小，不存在絕對平等的對話關係。隨着中國的逐漸崛起，除了政治與經濟，在文化、思想、學術、教育等領域，同樣不再滿足於『跑龍套』『當學徒』（參見【『不能總是在當代世界文學舞台上跑龍套』——余華談這中國文學的譯介與傳播】，【中華讀書報】2014年8月27日；吳曉明【中國學術如何走出『學徒狀態』】，【文匯報·文匯學人】2014年12月12日），這種心態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思想、學術、教育，固然跟其經濟水平及社會發展階段有關，但不等於GDP，更多地關涉精神狀態與文化自信。原哈佛大學教授、現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的杜維明先生曾問我：中國的人文學者何時能在世界舞台上『輕鬆自如』地表演——即便不是唱主角，也不能總是跑龍套。我說十到二十年，他很高興，說這是他聽到的最樂觀的回答。不少人說需要五十年，也有說一個世紀的，這讓他很鬱悶。我相信，再過十年二十年，在各個人文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問題研究，也包括人類未來的探討，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傾聽中國學者的意見。

但這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自然而然，有賴於中國政府及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這一努力，不妨就從著作、雜誌以及學術合作三個層次略為陳述。

具體到中美人文著作的譯介，很長時間裏，中國是輸入遠大於輸出。這裏包含學界的專業評判，也有公眾的閱讀趣味，短期內不可能改變。中國政府意識到這個問題，正將此前政府行為的強行輸出，逐步轉變為資助有意願合作的外國出版機構。只要有國外著名出版機構看中，中方出版社在輸出版權的同時，可向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共同啟動的『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設立、委託中國編輯學會具體操作的『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以及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設立的『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申請翻譯費用或出版資助。這三大計劃/工程/項目都有嚴格的評審機制，能否公正對待每部提出申請的著作，會不會受意識形態或人情的干擾，目前很難評說。但這起碼給中國學者不卑不亢地『走出去』，鋪就了一條頗為光明的新路。

之所以說『不卑不亢』，是因為當下中國大學，頗有以是否『走出去』為評價標準的。如此焦慮的心態，弄不好本末倒置，學者們會為了『走出去』而扭曲自己的學術立場。『為國際化而國際化』，那樣會喪失自家閱讀、思考、表達的主體性。過分強調進入人家的學術場域，若自我不夠強大，很容易變得隨聲附和，或被人家的政治立場及問題意識所覆蓋。依我淺見，當下的中國學界，不要期待政府拔苗助長，也別抱怨外國人不理睬你，更不靠情緒性的政治口號，關鍵是練好內功，努力提升整體的學術水平。若能沉得住氣，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等到出現大批既有國際視野也有本土情懷的著作，那時候，中國學術之國際化，將是水到渠成。眼下中國政府積極推動的中國文化『走出去』，是一種助力，但弄不好也會成為陷阱——很多原本不值得譯介的圖書或論文，因得到政府的資助而得以走出去，反而影響了中國學術的整體聲譽。

作為研究中國文學、史學、哲學的中國學者，最好是學問好且精通多國語言，能用外語（主要是英語）在國際主流媒體及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如果做不到，則不妨退而求其次，做好自家學問，然後藉助翻譯『走出去』。對於大多數英語不夠好的中國學者，這不失為一條可行的通路。2007起，中國的高等教育出版社與德國的Springer出版公司（High?er?Education?Press?and?Spring?er-VerlagGmbH）合作，出版學術季刊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該刊遴選中國學者撰寫的中國文學研究論文（包括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及比較文學、文學理論及批評史等），全文譯成英文，推介給歐美學界。在該刊的【主編寄語】中，我是這麼說的：『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錢鍾書【談藝錄・序】），那基本是一種理想境界。理論上，做學問的人，都該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才是；可實際上，單是不同語言之間的隔閡，便多少限制了思想的溝通以及學者間的對話。這還不算那些隱藏在語言隔閡背後的文化偏見以及立場歧異。如何填平這些有形無形的鴻溝，達成跨語際的對話，「翻譯」大概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見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Volume1,Issue1(2007)）五年間（2007―2011），該刊先後發表近140篇英文論文。前四年屬於選文翻譯，進行得比較順利；第五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強烈要求下，逐漸改為英文原發。雜誌下一步該怎麼走，編委會和出版社意見不一致。我們的思路是：此乃中國學者走出去的重要窗口，應兼及國際性與本土性；若過分強調英文撰稿，必定變成漢學家或留學生的陣地。因為，即便留學歸來，能直接用英文撰寫專深的文學研究論文，且達到國外學術雜誌發表水平的，微乎其微。而出版社的目標是儘快進入AHCI，這就要求編委以國外學者為主，全部英文撰稿，這樣做，既省錢又好聽，且容易『走向世界』。基於此理念上的差異，雙方分道揚鑣――第二年起，該刊改為與美國紐約大學合作。

在我看來，中國學者『走出去』的最大障礙，其實不是外語能力，而是學術水平。主編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的這幾年，我閱讀了大量編委推薦的優秀論文。說實話，讓人拍案叫絕的好文章，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多。至於這個領域每年推出的眾多學術專著（很多因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或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支持，可提供出版補貼），也都不見得精彩。以我對國外學界的了解，值得推介出去的科研成果，並非遍地都是。更何況，我們的願望與人家的需求不一定合拍。若人家不需要，硬推出去，即便僥倖成功，也沒有意義。

若着眼於自家學術水平的提升，而不是急於『走出去』，那麼，與國外學者展開長期合作，或許是一個更為理想的途徑。從2003年起，我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合作，召開『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系列國際學術研討會，選擇北京、西安、開封、香港等重要城市，邀請文學、史學、哲學、考古、地理、藝術、建築等不同專業的中外學者，舉行小規模的專題性研討，並出版論文集，效果極佳。比起很多得到政府或企業鼎力支持，故冠冕堂皇、花銷驚人的『高端論壇』來，這種具體而微的『國際合作』，學者間的良好溝通與相互借鑑，更容易得到落實與呈現。

在中國，『走出去』一旦上升為國家戰略，必定是糧草充足、兵強馬壯。於是，不斷地簽協議、開大會、發通稿、編列預算、出版叢書、周遊列國等，很是熱鬧。對於這種千軍萬馬齊上陣且『榮辱與共』的感覺，我不是很喜歡。明知這麼做可先聲奪人，博得更多的掌聲；但作為人文學者，我更欣賞『獨行俠』的工作方式。

在一個到處渲染全球化、雲計算、大數據的時代，我很愜意地享受上幾代人根本無法想像的生活便利，但又越來越懷念那種個體的、可辨認的、有溫度且有感情的學術交流，以及那種劍及履及的低調的學術合作與教誨――行文至此，懷念一年多前去世的原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C.T.Hsia，1921―2013年12月29日）、原哈佛大學教授韓南（Patrick·Hanan，1927―2014年4月27日），在閱讀這兩位先生的著作及實際交往中，我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