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不該回去—『文學史研究是否該回歸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對話 ... ...

對話嘉賓：王鍾陵（蘇州大學東吳國學院教授、院長）方銘（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屈原學會會長）

主持人：王卓君（蘇州大學黨委書記、教授）

主辦：蘇州大學 光明日報【國學】版、【文學遺產】版 

承辦：蘇州大學東吳國學院 

時間：2015年5月13日上午 

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編寫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經過幾代學人的不懈努力，我們已經初步建起了一個新的中國古代文學的闡釋體系，參與了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文化建設，並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毋庸諱言，在這一新的中國文學史闡釋體系建設的過程中，由於過多地融入了西方的文學觀念和現代的文學觀念，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獨特的發展過程和鮮明的民族特點尚缺少全面而深刻的認識。我們正處於從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的巨變時代，如何處理現代化和民族化的關係是世界各民族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來說，如何重新認識幾千年的中國文學史,如何重新建構中國文學史的闡釋體系，是堅持中國文化本位還是匯通中西，是『西化』還是『化西』？這是當下中國文學史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本期所刊載的方銘教授與王鍾陵教授的對話，就是兩種觀點對這個問題所做出的不同回應。

一

主持人：方銘教授在他的著作、論文以及新近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教材中倡導中國文學史研究應該立足於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和蘇聯化傾向，強調中國文學史研究應該有中國立場、中國視角、中國價值、中國方法，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產生了積極影響。

下面首先就請方銘教授亮出他的觀點。

方銘：六經、諸子在中國古代都屬於中國古代人所說的『文學』學科的範圍。孔子的高足弟子子游、子夏長於『文學』，而其內容實際就是六經。劉勰【文心雕龍】概括戰國時期的『文學』，以戰國諸子和屈原、荀卿、宋玉為最基本的內容，但是，按照20世紀以來我們引進的西方文學學科觀念，六經除【詩經】以外都不屬於文學，全部戰國諸子也不屬於文學，最多只能算有所謂『文學因素』。作為中文系的學者，我們研究六經和諸子，似乎就缺乏合法性了。這種現象，不但限制了學者的研究範圍，更重要的是破壞了中國文學的豐富性和完整性。所以，我們就提出堅持中國文學本位的觀點，從小的方面講是解決我們研究的合法性問題，從大的方面講更是為了防止『去中國化』的問題。

我們之所以說要立足於中國文學本位，主要是這樣考慮的：第一，若從六經算起，中國古代文學差不多有三千年的歷史。也就是說，中國『文學』觀念的產生，從時間長度上，要比西方早得多。第二，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相對獨立存在，並且按照自己的規律演變，這就決定了西洋文學觀念和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相對隔膜。第三，中國古代文學有着自己的作者和讀者共同認可的社會價值，承擔着作者和讀者所共同認可的社會責任，為中國讀者提供着文學消費，而且讀者的滿意度是非常高的。

西洋文學的觀念傳入中國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的體系西洋化了，中國古代文學學者在研究立場、研究視角、價值判斷和研究方法上也都西洋化了，這樣一個結果不利於講清楚中國古代文學的本來面貌。

文學史研究實際上是一個歷史復原的過程，我們的學者應該立足於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復原中國文學的全貌，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有中國自己的一個立場、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視角和自己的價值判斷來研究問題。

主持人：方銘教授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是自成體系的，20世紀初以後，西方文學概念進入中國，改變了中國學者研究文學的立場、態度，甚至方法，我們現在按照現代人的理念甚至西方人的理念來重新陳述中國古代文學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這是不對的，因此他提出了要復原中國古代文學歷史的這樣一個立場。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請王鍾陵先生來發言。

王鍾陵：我感到，目前，一股文化保守思潮已經興起，並已造成了相當的影響。方銘教授的觀點，就是文化保守主義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一種體現，因此值得針對其所論及的與其所涉及的問題作一番討論。

第一，中國古代是沒有文學史的，【四庫全書】上列出來的類目叫『詩文評』。文學史是在近代歐洲興起的。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說，『修撰文學史是18世紀開創的一項課題』，『把文學史實際拓展到各個時代民族主要是19世紀的工作』。

從知識史的角度說，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歐洲各國不僅市民社會與市場經濟日益形成，而且由於哲學的變更與科學的大發展，形成了一個新的知識體系。文學史的出現，正是這一知識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文學史這一形式雖興起於歐洲，卻與『西方中心主義』無關，它是現代化進程的產物，也就是說，它是屬於整個人類的。

同一個時期的中國，固守於原有的農業文明，沒有形成新的知識體系，現代化進程沒有啟動。從維新運動到20世紀，我們民族所完成的一項巨大的工程，便是儘快地掌握現代知識體系，魯迅的『拿來主義』，便是深刻反映了這一時期民族向前發展之需求的口號。魯迅還寫出了【中國小說史略】這部文學史著作。作為專門學科的文學史研究，如果要退到中國文學的本位立場上，那麼是否我們現在仍應繼承把『詩文評』作為一個類目的傳統呢？

第二，匯通中西的工作，20世紀三四十年代即已展開，五六十年代更加盛行。如話劇界曾認真學習並運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焦菊隱便是話劇民族化的一個代表。這樣一個匯通中西的傳統，仍然是我們今天所必須繼承的。當然，我們要創造具有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文學史著作，但這不是回到中國文學本位立場所能達到的。

第三，關於文學史書寫中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表現問題。方銘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說，20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文學史研究主要表現為西方中心主義，20世紀50年代以後呈現的西方中心主義主要表現為『蘇聯化』。西方中心主義的標誌是以詩歌、小說、戲劇三分法為基本文學形態，以形象性、想象性、虛構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維為文學的基本創作特徵；『蘇聯化』最主要的特徵是強調階級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創作方法。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明明是用的四分法，不是三分法，因此這一點是不成立的。『形象性、想象性、虛構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維』對於各民族文學來說，都是普適的，它不能專屬於西方，因此也不能成立。

主持人：洋務運動以後，中國就建了同文館，專門翻譯西方的經典著作。中國第一個留學美國的學者容閎寫的【My?life?in?China?and?America】一書，直譯就是『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1915年翻譯為中文的時候書名為『西學東漸』，這個書名很有意思，所以覺得剛才王鍾陵教授提出的匯通中西就不是現在才有的了。下面我們且聽方銘教授如何回應。

方銘：融通中西這個觀點我自己也是贊同的，但是，這裡有個主體性問題，王先生沒有講。就是我們在融通的過程中，是堅持中國本位立場還是堅持西方本位立場的問題，即『化西』還是『西化』的問題。

王先生剛才提到中國文學史這一學科本身就是近代以來從西方傳入的，我不否認。但是這並不等於中國古代沒有文學史的相關研究。實際上，中國古代既有文學史著作，也有文學史的研究方法，只是沒有叫文學史這個名稱而已。【文心雕龍・時序】是講文學史的，鍾嶸【詩品】應該算是典型的有關中國五言詩歷史的經典著作，也應該是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嚴格來說，『詩文評』實際也包含有文學史研究的內容。在我看來，這只是體現了中國古代人的文學史書寫形式和西方近代以來的文學史書寫形式有差異，但描述文學史發展面貌，探究文學發展規律的目的並沒有和西方近代的文學史有本質上的不同。

王先生說三分法是西洋的，而中國是四分法，與西洋不同。實際上，中國現在所謂的四分法，即在詩歌、小說、戲劇之外，添加了一個『散文』的分類。表面上看起來，照顧到了中國古代文人最經常著作的散文，但四分法本身建立在三分法的基礎上，因此，在四分法中，散文居於邊緣地位，這與中國古代文學最重文章的傳統不同。

我個人認為，講到中國古代文學的時候，要特別強調文人的概念。中國古代文學家最重要的身份是文人，而不是詩人、小說家、詞曲作家。而文人之所以是文人，他最重要的就是寫文章，而文章也就是中國古代文學中最主要的內容。

在近代以前，中國學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經史、諸子、辭賦，但20世紀中國的研究發生了變化，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放棄了過去文人研究的主陣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符合西洋近代文學分類的詩歌、小說、戲曲方面。

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學史】，按照蘇聯文學史體系把文學的源頭定位為神話以外，還強調一切文學都來自於勞動人民，即來自於民間。按照西方或者蘇聯化的文學理論，中國古代散文書寫就只能以一些小品文作為對象，古代的經世文章不能納入文學史書寫體系，因為它們不能屬於『文學』。可是，如果不講六經、諸子、【史記】，中國文學史就沒有辦法寫了。中國古代人最看重的是能繼承文以載道、文以明道傳統，能引導社會向善，發揮教化功能的文學作品，所以，韓愈贏得名聲的不是他的小品文和詩歌，而是他如【原道】這樣的古文。

中國當代學者在書寫有關研究【論語】【左傳】【莊子】【史記】等著作的時候，往往要探討這些著作的『文學性』，我自己過去也寫過類似的文章。這都是受西洋文學分類方法之苦。按照中國固有的文學觀念，這些具有『文學性』的著作當然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我們之所以要在研究中國固有文學的時候，加一個『文學性』，就是因為我們立足於西洋文學觀念，為中國固有的文學尋找一個合法性。為了適應西洋文學觀念，我們把中國古代文學體系肢解了。

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對中國文學研究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我們沒有辦法完整地了解中國古代文人文學活動的全貌，沒有辦法復原中國古代的文學歷史。所以，我講回歸中國文學本位，不是不要西方的，不是要否定西方文明對中國的影響。而是說我們一定要認識到文學是中國固有的學科，不是從西方傳過來的新學科。中國文學史也是中國固有的一個學科門類，而不是西洋近代文明傳入中國以後才重新建構的。

王鍾陵：我們過去有的是『詩文評』，也只有一部【文心雕龍】具有那麼強的理論性，那麼完整的結構。中國沒有一部橫貫的文學史著作。我們有不少詩話、詞話，雖然其中有相當豐富的文學史研究的內容，但從形態上說，那些著作都屬於『詩文評』。我們不能以一部著作來否定普遍性的情況。

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受到蘇聯的影響，那是非常明顯的，而且非常嚴重。對這一點，我沒有異議。但是具體問題還要具體分析。方銘教授概括的『蘇聯化影響』三點，就值得分析。比如『典型化』的創作方法。歌德的少年維特，巴爾扎克的葛朗台，【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等人物，都是典型。既然這種創作方法古已有之，它就不能算成是『蘇聯化』的表現。你要說【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形象的塑造，也是受到蘇聯的影響，那是不可思議的。

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針，簡稱『雙革方針』，恰恰是中國自己的東西，並非來自蘇聯。這一方針，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即有孕育與初步表達。因此，說這一點是『蘇聯化』的體現，也是不能成立的。雖然從理論內涵上說，它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一定的相同之處，但這一方針的提出，畢竟是在中國的文藝運動中孕育出來的，具有一定時代和民族特色。階級性概念的膨脹與盛行，確是受到了蘇聯的影響。我們的缺點是過度膨脹和濫用了階級觀念與階級分析的方法，形成了庸俗社會學，形成了以階級畫線的僵化的思維方式。凡是地主階級的文人，一定不好；勞動人民的創作，才是好的，並且是各種文學形式的源頭。北大中文系1955級學生寫的那部【中國文學史】的中心觀點，我把它概括為民間文學正統論、民間文學源頭論。我在過去的文章中已經專門批判過了。

方銘：王先生雖承認『雙革方針』和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間的聯繫，卻更強調區別。實際上，他們之間的聯繫是主要的。『雙革方針』來自於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這個創作原則是跟『典型化』這樣一個原則聯繫在一起的。『典型化』的全稱是『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雖然中國古代的小說之中，也有類型化的人物書寫，但是並不是被作為創作原則所強調的。如果把『典型化』絕對化，所有的企業主都是一門心思想着剝削工人，他絕不會愛上女工，也絕不會關心工人的生活，甚至認為企業主娶工人做老婆也是對工人階級的一種剝削方式，並把這種原則當作唯一的創作原則，文學就只能塑造【金光大道】中的『高大全』式的人物了。

魯迅的【摩羅詩力說】大概是1907年翻譯的，這是浪漫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時間點。王國維在20世紀初撰寫研究屈原論文的時候，就運用了浪漫主義的概念。陳獨秀1915年出版了【現代歐洲文藝試探】，又把現實主義介紹到中國來了。雖然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理論很早就傳入中國，但是，『雙革方針』卻一定是『蘇聯化』影響的產物。

我並不認為『西化』和『蘇聯化』一定不好，但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顯然存在着簡單化、教條化的陷阱。20世紀50年代初，北京大學舉辦了學習蘇聯及西方文學理論的畢達科夫班，後來，又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高等教育部制定了教學大綱，其中就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大綱，這個大綱也是後來編寫中國文學史的指導性文件，是有強制性的。雖然說某些蘇聯化影響的詞語已經被踢出，但並不徹底。

二

王鍾陵：中西文學觀念固然有巨大的差異，但只有匯通中西、融貫古今，我們才能夠對某種文體、某個理論問題，甚至是對整個文學具有根本性的一些問題有透徹的理解。無論是局限於西方觀念，還是局限於中國固有的觀念，或是局限於中國現當代所流行的文藝觀念，都不可能達到這種境界。方銘教授對『體現中國立場』的解釋是：『我們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應是建立在中國固有文學觀念範疇內的文學發展史，不是建立在西洋19世紀文學觀念下的中國古代文學史。』這樣一種觀念顯然是狹隘的。對於文體本質特徵的探究，就必須要匯通中西、融貫古今，才能有所深入。以戲劇來說，綜覽世界各種戲劇藝術，我們才能對戲劇下一個較為周延的定義。拙作【戲劇本體論及以京劇為代表的中國戲曲之特徵】說：『戲劇是一門文學性寓於表演性之中的藝術。』方銘教授現在探索的問題，有跟我當年探索的問題相似的方面；但是我現在又做了一個補充，就是說不匯通中西，不能從根本上認識許多具有本質性的問題。我想請教方銘教授，如此則怎樣寫文學史？

主持人：過去是沒有文學史的，我們今天來寫文學史，怎麼來寫？這確實是一個難題。我就在想，每個人都有一個方法，用什麼樣的方法呢，這就是個焦點。所以我理解王鍾陵教授這個觀點，他的想法是總歸要有一個方法來逼近，對吧？你不可能完全復原，大概這是他們兩個觀點的分歧之處。下面，方銘教授請發言。

方銘：王先生認為如果不借用西方的觀點，中國古代文學或者文學這個概念就沒有辦法確定。我們知道，一些編纂文學原理、文學概論的學者，都試圖給文學下個定義。王先生肯定也知道，這些定義都是不完善的。之所以不完善，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給文學一個恆定的定義。我講文學史的復原問題，就是因為我們並沒有能力給文學下定義，所以我們只能說某個國家某個時代某一些人是文學家，他們的某些作品是文學。這是因為不同民族的文學形態千差萬別，同一民族不同時代的文學形態也不一樣。西方現代的文學觀念也不過是18―19世紀形成的，而且到西方20世紀、甚至21世紀以來，已經被拋棄了。比如說，按照西方近代的文學觀念，我們的學者認為【左傳】是歷史著作，所以【左傳】只能是有文學因素。我曾在【文藝研究】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認為【左傳】不是歷史，它是一個解經文體，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為了解經的目的，它在某些細節上，有可能是虛構的，它不是寫史的，你如果僅僅把它看成歷史，就簡單了。【文心雕龍》裡有對具體的各種文體的描述，但沒有一個抽象的文學概念。我們可以說哪些文體是詩，但如果拋開這種具體的文體形式討論一個抽象的詩的概念，你肯定會失敗的。即使是王先生這樣融匯中西、貫通古今的大學者，他的定義也可能是有瑕疵的。

三

王鍾陵：下面我分別就方銘教授所說『中國價值』『中國視角』『中國方法』的內容作出駁論。

方銘教授說：『中國古代文學歷來以經學為典範，以原道、載道為價值追求，以簡潔典雅的文字，表現對社會人生的思考，記敘現實中發生的人與事，以期引導社會向善。』方銘教授將堅持這一點視之為『體現中國價值』。然而，方銘教授的這一表述是不符合中國古代文學實際的。比如，被班固【兩都賦序】稱為『潤色鴻業』『雅頌之亞』的漢大賦，就既不簡潔典雅，又非為了引導社會向善。劉勰稱屈原的作品『異乎經典者』有四，所謂『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就遠離『簡潔典雅』四字。而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稱屈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為『忠怨之辭』，則又表明屈原寫作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引導社會向善。將汪洋萬匯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風格用『簡潔典雅』四個字加以概括，將擔負着廣泛社會功能的中國古代文學歸結為『引導社會向善』，這是過於簡單化了。方銘教授所說體現『中國價值』的『引導社會向善』論，究其實質，不過是回到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王化政教說而已。

方銘教授對『體現中國視角』的解釋是：『我們要努力還原一個時代文學的全貌和一個作家的全貌，而不是依賴於西洋文學的三分法、四分法選擇研究對象。』首先，『還原』的要求是做不到的。我是20世紀80年代『逼近』說的發明者，也是它的主要倡導者。另一派是復原派。第三派是重構派，信奉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意見，這派理論我也不贊成。

方銘教授說：『自秦漢以後，雖然中國文學的範圍在不斷變化，新的文體不斷出現，但皆發源於六經。』因此，他在『體現中國方法』部分中說：『中國傳統方法，在文學研究領域，主要體現為漢代學者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歷史觀。比如西方文學史起源於神話，……50年代的學者構築中國文學的神話源頭，雖然工作做得多，卻總難以找到實證的基礎。』這種說法涉及三個問題，第一，後世文章皆源於六經說，這是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反映。我們可以反問的是，六經又是從哪裡來的？第二，所謂『漢代學者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歷史觀』一語甚為模糊。如果方銘教授所說的漢人實事求是的歷史觀，是指的後世所謂漢宋之學中的漢學，那麼注重文字訓詁的古文經學的治學方式，並不足以構建文學史，因為它既缺乏整體觀，又沒有歷史發展觀。再進一步說，實事求是的歷史觀許多民族中都有，它也是普適的，因而也不能將之說成是『中國方法』。第三，方銘教授所說中國文學史的構築，找不到神話源頭的實證。一本集中記載了中國神話的【山海經】明明放在那裡，在【莊子】【列子】【淮南子】中，特別在【楚辭】中都有不少的神話內容。

各民族特別是東方與西方的歷史發展道路，確實有重大區別，但既然同為從類人猿演化而來的人類，其意識的發展、語言能力的形成等諸多方面就有許多共同性，否定人類精神生成史的統一性是錯誤的。

主持人：王鍾陵教授引經據典，娓娓道來，把他覺得不正確的觀點都指出來了，甚至是否定了。但我個人認為，不管方銘教授在具體的論述中是否還存在哪些缺陷、不足，但我們朝着這個方向努力，應該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大方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我不清楚你們兩位是承續了這個傳統呢，還是革新？

方銘：現在西方有學者主張小說和詩歌已經死亡，21世紀的文學是傳記文學的時代。為什麼小說已經死亡了呢？因為現在是個資訊非常發達的時代，每一天我們通過網絡、報紙、微信上看到的人間悲喜劇遠比小說的虛構更加精彩，更加難以置信，更加出人意料。所以虛構的東西已經不稀奇了。所以，我們要把18―19世紀的西方文學觀念看作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它不是永恆的真理，不是有普適性的。

『復原』歷史是一個過程，『接近』歷史也是一個過程。王先生為什麼要『接近』，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復原』。所以在這一點上，王先生實際上跟我是完全一樣的。

我說中國古代文學它的一個基本的、核心的功能就是引導社會向善。這點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不排除中國古代存在不能體現向善訴求的文學作品，但這不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也不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更不是中國人重視文學的初衷。

王鍾陵先生把中國文學向善的傳統和中國文化聯繫在一起，這個是對的。但是，他把中國傳統文化都和統治階級的意志聯繫在一起，這顯然是不對的。在寬泛的意義上講，中國古代實際上是政教分離的社會，君主雖然權力巨大，地位尊崇，只要他的所作所為嚴重違背了孔子的思想，布衣都可以寫文章批評。也正因此，中國古代社會的大部分時間都能夠朝善的方向用力。

我們今天判斷一個傳統的好與壞，我認為關鍵點應該追尋到孔子那裡。孔子思想代表着人類發展方向，其核心思想是大同，實現大同的方式則有忠恕、均平、仁惠三者，這三者完全包容了法國大革命時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而且比這幾個口號的內涵更豐富。我過去講傳統需要整理，這個整理不僅僅是整理古籍，更是要梳理哪些屬於傳統，哪些不能構成傳統。

王鍾陵：在中國經濟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之中的時代，面臨着增強文化軟實力的歷史任務，我們民族文化與學術的發展所必須走的道路，仍然是匯通中西、融貫古今、創造新文化與新學術。崇洋迷外會使我們民族喪失自我，而文化保守主義則會使我們民族退回到一個陳舊的自我上，兩者都會斷送民族文化發展的生機，我們民族要的是一個更新了的自我。

主持人：今天他們的這樣一個討論和對話，使我聯繫起中國思想史上一個著名的『鵝湖之辯』。『鵝湖之辯』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非常著名的一次辯論，在中國思想史上影響重大。方銘教授的觀點從弘揚民族文化，建立中國的理論自信、文化自信這個角度來講，有深刻的意義。王鍾陵先生儘管對方銘教授的論述做了反駁，但也是殊途同歸。無論是匯通中西，還是融貫古今，最終都要為我們形成中國特有的文化學派、文學學派，為我們本土化的思想成果來付出心血和努力。所以王先生在這個方面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在結束之前呢，我要再念習總書記的一段話，也許可以作為今天兩位先生對話的結束語：『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也一定能夠創造出中華文化新的輝煌。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註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

最後，衷心感謝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師和同學，沒有你們的參與就沒有今天的精彩，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