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杯冷炙有德色』——寫在曹雪芹誕辰300周年之際

今年是我國偉大的文學家曹雪芹（1715—1763）誕辰300周年。

如果沒有曹雪芹，在面對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普希金、托爾斯泰時，很難想像，我們將處於何等尷尬的境地。而有了曹雪芹，在面對這些世界文學巨匠時，我們則毫無愧色，因為曹雪芹創作的【紅樓夢】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學經典媲美。【紅樓夢】已然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學符號與文化瑰寶。

一

【紅樓夢】之所以成為中國小說中難以逾越的高峯，首先在於其所折射的民主思想與人文精神。

【紅樓夢】誕生之前有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其後有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均是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壓卷之作，就人物的鮮明形象與斐然文采而言，也是各擅其長。但是，評價一部文學作品有一個重要標準，在於其所昭示的精神是推動社會進步，還是阻礙歷史潮流。【紅樓夢】無疑站在時代前端，而且至今閃爍着明麗的思想光芒。

在人類社會中，女性地位的高低是衡量社會平等與否的試金石；對待女性，尤其是底層女性的態度則是檢驗作者道德思想的試金石。【紅樓夢】之所以屹立於世界文學之林而毫不遜色，重要原因便在於其所蘊含的道德高度，即：對人、對處於弱勢的女性的尊重。在中國文學的畫廊中，賈寶玉的典型意義在於此，【紅樓夢】的人文價值也在於此。

曹雪芹的筆是豐饒多彩的，遣之於筆端，即便是同樣處於底層的丫鬟也遭際不同而各具特色，這是有着嚴格的時代背景的。在清代，奴婢分為兩類：一類屬於白契，一類屬於紅契。紅契是『經過官府稅契登記，鈐蓋有官府印信的賣身契』；白契是指僅由『買主和賣身人憑中籤立，未經官府鈐蓋印信，未經錄入「奴檔」的賣身契』。（【清代奴婢制度】，吳慶遠等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前者在法律上屬於家生子，世代為奴，不可以脫離主家；後者則可以通過贖身而重獲自由。襲人就是白契的奴婢，因此敢於對寶玉說要離開賈家的話。

同樣是丫鬟，賈母身邊的鴛鴦、王夫人身邊的金釧兒、玉釧兒以及彩霞這些小姑娘們都是家生子，屬於紅契奴婢，不可以脫離賈府，到了婚配年齡，由主子指配給身份相當的小廝。而且因為是家生子，主人可以把她們視為玩物而肆意侮辱。賈母的大兒子賈赦看上了鴛鴦，要納她為妾，逼得鴛鴦賭咒發誓一輩子伺候賈母，最終在賈母故世以後懸樑自盡。更加不幸的是金釧兒，因為和寶玉說了一句調笑的話，最終在井底結束了花朵一樣嬌嫩的生命。這就是封建制度的戕賊。

文學是人學，塑造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是作家的重要追求，文學又是人類的靈魂，是推進社會發展的動力，【紅樓夢】通過這些女孩子被摧殘的青春與苦澀淚水，宣告了封建制度的必然崩潰。由此，曹雪芹便從他的時代超越、升華出來，而【紅樓夢】也由此進入永恆。

二

20世紀80年代，中國先鋒派的小說家對小說的敘述方式進行探索，馬原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小說【虛構】中採取了把作者、敘述者與人物嫁接的敘述方法：『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我喜歡天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麼一點聳人聽聞。』有些評論家說，這是馬原向西方小說家學習的結果。比如，在19世紀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短篇小說【我從參議員私人秘書的職位上卸任】中，馬克·吐溫便以秘書的名義出現。但是，馬原小說的源頭其實還可以沿着中國自身的文學傳統上溯，比如【紅樓夢】。在這部小說中，敘述者已然解構為作者了。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講述一塊無緣補天的頑石到人間遊歷的故事。頑石把自己的故事鐫刻在石頭上，故名【石頭記】。空空道人發現以後將其抄錄下來，帶回人間：『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峯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敘述者在這裏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敘述者集團，輔助的敘述者以抄錄者、更名者、整理者、評論者的身份出現，甚至轉化為作者：『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

小說是敘事的藝術，敘述者是小說的核心。有何種敘述者便有何種敘述形態。小說的寫作者總是嘗試對敘述者進行各種各樣的解構，試圖以此為出發點對小說的藝術形式進行探索與更新。【紅樓夢】也是如此。相對西方，它至少提前了一個多世紀。

近年，在我國當下文學作品中，『自由直接話語』與『亞自由直接話語』呈現一種流行趨勢。我們知道，轉述語有直接話語、間接話語、自由間接話語與自由直接話語。比如，『他沉吟了一會，我明天一定去』，便是自由直接話語。這裏的轉述語『我明天一定去』之前，既無動詞也無轉述標記，但是，在轉述語中卻出現了第一人稱。此外，還有一種亞自由直接話語，比如，『他說，我明天一定去。』在主語後面有表示『說』的動詞，無轉述語標記，卻出現了第一人稱。

有研究者稱，自由直接話語與亞自由直接話語這類殘缺的轉述語形式源於西方。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在我國，殘缺的轉述語在【論語】中已然出現，即使在明清白話小說中也不乏其例，比如【紅樓夢】。第四十六回，賈赦想納賈母的丫鬟鴛鴦為妾，鴛鴦不同意，但她的哥哥與嫂子認可並勸說鴛鴦，鴛鴦於是到賈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說。把邢夫人怎麼來說，園子裏她嫂子又如何說，今兒她哥哥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才大老爺索性說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究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着眾人在這裏，我這一輩子莫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沒有任何過渡，敘述者突然改變身份，從敘述者口吻轉變為人物的直接聲音。

且不論亞自由直接話語的優長劣短，至少可以說，在技術層面上，【紅樓夢】的轉述方式與當下小說依然保持着聯繫，依然為當下的中國小說提供着支持。基於此，研究【紅樓夢】就不僅是對歷史的梳理，而且具有更重要的現實意義了。

『五四』以後，中國文學樣式全盤西化，傳統文學被邊緣化了——如何通過研究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古典文學，梳理中國的敘事經驗，是一個重要而緊迫的課題。

三

雍正七年（1729），曹雪芹隨家人從南京來到北京，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去世，他在北京生活了34年。這期間，曹雪芹一直處於清貧甚至困窘的狀態。後來，迫於生活，他移居北京香山一帶的正白旗軍營。他的祖上是滿洲正白旗包衣，葉落歸根是順理成章之事。

在這裏，曹雪芹生活困頓，用友人在詩中的表述是『日望西山餐暮霞』『舉家食粥酒常賒』。儘管如此，曹雪芹依然窮且益堅而筆耕不輟，花了十年光陰創作【紅樓夢】。這樣的精神感動了他的詩友，敦誠在【寄懷曹雪芹】中激勵他：

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文學對曹雪芹而言，是一種生命需要，是一種未加雕琢的真誠與率直，是溫暖心靈的幽燏的炬火，文學之魂就應該附着在這樣人物的身上，中國文學傳統的根就在於此。窮到舉家食粥而十年不輟，這樣的精神難道不具有現實意義而值得學習嗎？『殘杯冷炙有德色』，我們應該堅持操守，做有『德色』之人。紀念曹雪芹、研究【紅樓夢】，不僅是緬懷先人、頌揚經典，更是為了樹立民族文化自信，為今之文學乃至當代文明的發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支持與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