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恩難忘意深濃——回憶先師陳登原教授

前不久，中央電視台播放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教授、著名神經生理學家陳宜張的先進事跡，他在軍事醫學教學科研第一線刻苦奮鬥60多年，為祖國作出了光輝的貢獻。

介紹一開始說，陳宜張出身於浙江餘姚的書香家庭，父親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這引起我的注意，幾十年來，我一直對餘姚印象深刻，因為他是我敬愛的老師陳登原先生的故鄉。後來，影片終於說出了陳登原的大名。原來，陳宜張正是先師的長公子。

陳宜張曾經講述過自己的人生感悟：『第一，要教好書，作為教師，教好書是天職；第二，要選好題，一旦明確科研方向，就要沉得下去，鑽得進去；第三，要講真話，像巴金先生一樣不說假話，敢講真話；第四，要做正直的人。』聽到這樸實坦誠的感悟，看到他接受採訪時謙和平靜的神態，聯想到當年陳登原先生的音容笑貌，父子二人確實有驚人的相通之處。

陳登原是我大學時最敬愛的老師之一。1900年1月29日，他出生於浙江餘姚縣周巷鎮，自幼從父讀書，後考入南京東南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從20世紀30年代起，先後任職於上海世界書局，南京金陵大學，杭州之江大學，廣州中山大學。

1950年，陳登原應著名史學家、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先生的邀請，到西北大學任教。長期從事高校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刻苦鑽研，勤於著述，先後出版了許多史學專著，為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1954年,我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剛進校,學長們就介紹說，陳登原是系上成就最大、最有威望的教授,深受學生的敬佩和歡迎。

先生對教書工作非常熱愛，嚴格遵守時間。從外表看，他身體清瘦，但講起課來，精神煥發，神采飛揚，熱情奔放，淵博的知識，形象的比喻，生動的語言，一直令人神往。他發給學生的講義，取材廣泛，資料豐富，特別是對一些重要史料的出處，提供了大量的史書資料名稱及卷次，便於學生作為進一步深入學習的參考。

由於先生知識淵博，講課時善於選用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資料，剖析史事，評論人物，說明問題。那繪聲繪色的生動講述，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講課時，先生對史料中文言文句子簡潔、準確而傳神的翻譯功力，使我從內心羨慕和欽佩。

先生在來西大以前，已出版了許多著作，如【中俄關係述略】【荀子哲學】【唐人故事詩】【詞林佳話】【天一閣藏書考】【古今典籍聚散考】【金聖歎傳】【中國土地制度】【中國田制叢考】【中國文化史】【中國田賦史】等，在學術界早已久負盛名。但他卻毫不懈怠，孜孜不倦。在做好正常的教學工作以外，仍抓緊時間，進行科研，撰寫文章，整理專著。

先生常說，自己得加緊工作，『不然怕時間趕不上了！』這種老當益壯，只爭朝夕的精神，使我輩深受鼓舞。每當事情繁雜，勞累睏乏時，一想起先生那分秒必爭、埋頭苦幹的情景，只好打消偷懶的念頭，趕緊振作起來，投入工作。

當時，先生正致力於【國史舊聞】一書的後期整理工作，我也在他的指導下，幫着查閱核對資料，抄寫書稿，並在這些實際工作中受到很大的教益。

【國史舊聞】是先生幾十年積累的讀書筆記，按照時代順序編排，以專題為單元，比較集中地介紹了大量中國古代、近代的歷史文化知識，提供了許多有關資料的出處和線索。書中徵引資料豐富，涉及方面廣泛。對所引述的資料，分析研究，仔細評論。所加評論條理清晰，簡明精當，對於文史愛好者和研究人員來說，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參考書。

【國史舊聞】從1938年開始著述，凡七易其稿，以16開白紙裝訂，毛筆豎行楷書，分裝幾十分冊，約200萬字，頗受當時三聯書店領導的重視，專門派陳原先生親自到西安與作者談判並簽訂了出版協議。

【國史舊聞】第一分冊正式出版後，因出版社出版分工的變化，改由中華書局出版，1962年第二冊出版，1980年第三冊出版。前三冊受到海內外讀者的歡迎。

我到高校教書後，雖從圖書館借閱過，自己卻一直難以買到。2000年中華書局出版第四冊時，曾將1-4冊全部印出過，第二次2014年才再有加印。直到2015年4月7日，我才通過北京的學生馮敏，專門到中華書局買到了多年尋找的【國史舊聞】1-4冊，實現了幾十年的願望。

除了【國史舊聞】（1-4冊）和出版的20多本著作以外，先生從青年時代起，還在【東方雜誌】【金陵學報】【中山大學學報】【歷史研究】【文史哲】【人文雜誌】等發表了許多學術論文。又應邀在報刊上寫了許多普及文史知識的文章。

詩人毛錡當年任陝西日報記者，曾多次向先生求教和約稿，先生幾次與我談及此事，並鼓勵我為陝報寫稿（但我一直未能實現）。記得該報的專欄【陝西話舊錄】，就刊發過先生寫的【人面桃花】【張獻忠】【烘雲托月】等文章。先生逝世後，毛錡發表了【憶兩教授】一文，熱情讚揚先生和另一位老師傅庚生的學問道德和高風亮節。

先生熱愛學生，對學生的成長一直熱情關懷和支持。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生活簡樸。常鼓勵我們，『人不可以驕傲自大，也不可以妄自菲薄』，『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鼓勵大家樹立雄心壯志，抓緊時間，讀書學習。

課間休息時，先生總是不顧勞累，忙着和學生交流，解答問題。我和班學習委員李俊良及孫愛民等人，課餘飯後曾多次到其家中請教探訪，先生和師母嚴亞梅總是熱情接待，親切交談，使我們在專業學習和待人處事方面受益匪淺。

1957年夏，為了實現我班去南京實習的願望，先生親自出面去和主持工作的劉端棻校長申請，得到批准後，又親自帶我們去南京。系上派我和吉鴻斌負責照料他的安全，外出活動時，我們經常在先生左右。

這次實習，我們先後參觀了南京博物院、太平天國紀念館、雞鳴寺科學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中山陵、明孝陵、雨花台革命烈士紀念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玄武湖、燕子磯等。先生和同學們一同步行，或是擠公共汽車，同甘共苦。

這次經歷使我們這些大部分來自北方農村的學生大開眼界，增加了專業知識，提高了認識水平，一個個興高采烈。大家也對年事已高、不辭辛苦、促成這次遠行並親身帶隊實習的陳老師，更加熱愛和尊敬。

在來西大任教後，由於先生在教學科研中的成績顯著，得到了師生的敬重，也受到了學校的禮遇。1956年西大評職稱時，全校評出了一級教授兩名，一個是教務長岳劼恆，一個是地質學家張伯聲；評出二級教授兩名，即陳登原先生和劉亦珩先生。

先生先後加入九三學社、中國民主促進會，曾任民進陝西省委員會常務委員，政協陝西省委員會委員，校務委員會委員。有時兼作學校委派的任務，盡職盡責，努力完成。

1958年春，在剛剛經歷了擴大化的反右派鬥爭以後，文化教育科技領域又開展了所謂的『紅專討論』，許多認真鑽研業務或重視專業知識學習的同志，被誣指為『只專不紅』『白專道路』而受到批判。先生專心致志從事教學和科學研究，卻被指控為『只專不紅』，在系上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

我也被指控為『只專不紅』的學生，畢業時被分配到咸陽的一所中學。工作以後，我仍然與先生通訊問候。1958年冬，先生的【國史舊聞】第一冊正式出版後，立即給我寄來了樣書，扉頁上有其毛筆題詞：『思恩賢弟插架』和簽名。我一直把此書作為珍貴的紀念。可惜，這本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中的暴徒所燒毀，實在令人惋惜。

參加工作以後，回到西安時，我曾多次去家中看望，先生和師母把我當親人看待，分別時，他們總要送到樓門以外，深情地叮嚀我有空再來。

1964年以後，我因與友人寫『人民來信』而受到誣陷。『文革』中，我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1975年才徹底平反。恢復工作後，當我再打聽先生消息時，卻得到他在『文革』中遭受種種迫害而重病逝世的噩耗。

沒能再見先生一面，竟成我終生遺憾，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傷痛。

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調回西安，在高校從事歷史教學工作。此前的20年青春時光，在極左路線的折騰下白白耗掉，現在面對新的形勢，一切得重新學起。

我又想起了先師陳登原，他一生熱愛祖國，熱愛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刻苦鑽研、成果纍纍，功垂史冊，人所共見。改革開放後的二十多年來，我能樂於教書事業、全力挽救年華，多干實事的思想和因此而付出的努力，都是深受陳登原先生教育和影響的結果。

幾十年來，我在教學和科研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績，也正是在先生崇高精神的感召下實現的。所以，我一直通過講課、報告、座談等機會，向聽眾介紹他的事跡和治學精神。

退休多年，每當回憶往事，當年與先生相處的情景，又不斷浮現在我的眼前。1999年，拙作【中國近代人物史事論集】出版時，在書的後記中，我專門記述了先生對自己的教導和幫助，向先生的在天之靈致以深切的悼念。

隨着時光流逝，2015年又逢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此前獲知，2012年母校西北大學紀念校慶110周年時，【中國史研究】雜誌社與西大歷史學院聯合主辦『西北大學紀念陳登原、陳直先生學術座談會，』，陳宜張應邀專程從上海來參會。

會上，時任西北大學校長的方光華介紹了陳登原、陳直教授的學術經歷與史學成就，緬懷兩先生嚴謹治學、教書育人對西大歷史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作出的重要貢獻。

值得欣喜的是，據陳宜張告知，先生原籍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編訂的【陳登原先生全集】，將於年內正式出版。聞此消息，我高興萬分。特寫下以上的回憶，以寄託自己對先生永志難忘的懷念。我相信，先生一生為教育事業作出的光輝業績和高貴品德，必將激勵和感召後人，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出更加輝煌的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