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大變局】有助於研究文學史

【晚明大變局】，樊樹志著，中華書局出版，58.00元

　　【晚明大變局】是一本很好看的書，不僅足以幫讀者看清明末的真相，也頗有助於文學史的研究。

　　不久前面世的【晚明大變局】是一本很好看的書，不僅足以幫讀者看清明末的真相，也頗有助於文學史的研究，茲略舉二例以發其凡。

　　其一，書中說起顧憲成嚴厲批評王陽明及其後學，將他們的態度歸納為『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嘆息『即孔子大聖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已耳。』（【東林書院志】卷二【院規·顧涇陽先聖東林會約】）然後寫道：

　　站在儒家經學的正統立場，『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顯然有悖於經學的本義，或者說是離經叛道之論。這樣的『原教旨主義』，必然導致抱殘守缺，思想僵化。要想打破牢籠，自由思想，『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是必然的選擇。經典的生命力在於與時俱進，隨着時代的前進，賦予新的解釋，也就是王陽明所說的，應當為我所用，不至於成束縛思想的文字桎梏。（第300頁）

　　明白這樣的思想背景，就容易理解晚明為什麼文學散文那樣繁榮，公安派的三袁、竟陵派的劉侗，特別是不搞什麼派的王思任（1754～1646）、張岱（1597～1679），全都是散文高手。清代的散文好手如袁枚、鄭板橋、沈復之徒，大抵都是走明末小品之路徑的。王思任、張岱都是紹興人，實為魯迅、周作人的文學先輩。散文的生命力在於思想的自由活躍。在『文字桎梏』里寫八股文寫經典註疏寫高頭講章都可以得心應手，就是寫不好散文。

　　其二，書中最後一章講晚明的文人結社與言論，重點研究復社。這是個老題目，謝國楨先生早在上世紀30年代已有專書問世，但本書作者卻多有新的觀察，例如指出晚明多有不足為憑的政治謠言，而謝先生著書時對此警惕不足，遂有議論不盡中肯之處。關於復社捲入政治糾紛的原因，本書指出了這樣幾點：

　　復社的成員大多是諸生，或剛入仕途的官員，由於他們的文章聞名遐邇，影響巨大，引起內閣首輔溫體仁及其黨羽的反感，視為政敵，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其中的原因是複雜的。崇禎四年（1631）會試的主考官是周延儒，得中進士的復社頭面人物張溥、吳偉業等人成了周延儒的『門生』，在溫體仁與周延儒的權力傾軋中，復社成員自然被他看作異己分子……此其一。其二是，崇禎六年（1633），升任內閣首輔的溫體仁，為了把支持周延儒的復社納入自己麾下，指使其弟溫育仁加入復社，遭到張溥嚴詞拒絕。溫育仁策劃了【綠牡丹傳奇】來攻擊復社，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更為主要的原因，溫體仁掌權以來，推行沒有魏忠賢的魏忠賢路線，打擊排擠東林人士不遺餘力，錢謙益、錢龍錫、文震孟、鄭鄤都是被他整肅的。在他心目中，復社是東林的延續，必然是他的打擊對象。（第482頁）

　　這對於研究文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張溥、吳偉業、錢謙益、對於討論有關作品【綠牡丹】以至【桃花扇】，都大有關係。背景不明則弄不清楚這些人和書，對歷史人物間的關係有不同的估計則結論往往大差其遠。文史一旦分家，必然兩敗俱傷，而要真正打通，難度又很不小。比較可行的出路是文學史工作者須高度重視史學界的新成果，特別是像【晚明大變局】這樣通觀某一時段之全局的最新優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