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雲彬最後22年

宋雲彬最後22年 

由於『右派』身份，宋雲彬的名字沒有出現在1959年點校本【史記】的編者里，然而，『從標點到編輯出版，連同歷次重印及線裝本，宋雲彬是自始至終的主事者』。從1957年到1979年，從『右派』到『摘帽右派』、直至最終『改正』，宋雲彬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22年。對於歷史跟自己開的這個大大的玩笑，他似乎也就一笑而過了。

1958年夏日的杭州城，天氣惡熱，殊不可耐，又時有陣雨，因為居民委員會不許大家掛蚊帳，常常半夜為捉蚊蟲而驚醒的宋雲彬，索性四五點鐘就起床，光着腳赴小菜場買菜。

這位看上去不過一邋裡邋遢、普普通通的市井老伯，在浙江省內可是個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曾任省人民政府委員、省政協副主席、省文聯主席等多項職務，還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昨天未必盡非 今亦未必全是

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宋雲彬便撤職降薪，工資由原行政9級的232.55元降到行政14級的131元，房租也從9.45元增加到16.07元。不僅如此，少年兒童出版社還來信索要預付的稿費，民盟有人打電話尋他時『粗聲大氣，直呼宋雲彬』……從高位下來所面臨的人情冷暖，可想而知。自此，杭州城裡就多了個赤腳老伯：去清河坊的胡慶余堂買藥、宓大昌買旱煙，去羊壩頭吃溫州湯圓，就連去太平洋電影院看電影，他都打赤腳去。人們多視其宣洩不滿、抗議不公，宋雲彬自己或許根本沒有這些深意，只不過『赤足行最感舒暢』，他還在日記里寫：『在家終日跣足，暢快之至，幾乎忘卻人應當穿鞋矣。』

宋雲彬年輕時被喚作『雲少爺』，不光因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而得名，更是因他那『公子』、『少爺』的脾氣，為人坦誠直率，從不諱言不滿，擅長放炮。被劃為『右派』，沒少受這股文人的『幼稚』、『單純』所累。1957年『反右』剛開始時，作為宋雲彬的好友，許志行在北京見到毛澤東時，關切地問了句：『我有個朋友叫宋雲彬，怎麼給弄成右派了？』毛澤東隨即就回道：『書生之見。』宋雲彬的太太也時常以此安慰孫輩：『毛主席都說你爹爹（爺爺）是書生之見，沒什麼關係。』當時，批判宋雲彬的『罪名』主要有：提倡『內行領導外行』，強調領導幹部要有文化，有專業知識；主張『創作自由』，繁榮文藝創作；呼籲保護文物，倡導『精神文明』；反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就是些『逆耳』之言罷了。難怪沙牧評說宋的被『錯劃』：『既不是由於他的政治傾向，也不是由於他的學術觀點，而是由於他的為人處世……雖自許有治世之才，卻總難免學究迂闊；能分辨是非，卻不知深淺；能仗義執言，卻不明就裡。』（【點校宋雲彬——我說宋雲彬】）

從此，中國多了一個『學者』

因幼時師從訓詁學家朱起鳳，宋雲彬文史修養深厚，這下索性做回學者，潛心鑽研起古籍。他擬了【編纂史記集注計劃】，先油印60份，後又增印40份，交給時任浙江省政協主席的江華以及北京一些朋友，包括葉聖陶、王伯祥、鄭振鐸、齊燕銘、傅彬然、金燦然等。恰逢毛澤東指示點校『二十四史』，時任中華書局總編輯的金燦然到處物色專家和學者，便想到了宋雲彬。中華書局老編輯熊國禎先生透露，當時書局的『小環境』比較好，從各地請來的專家，好多都是『地富反外右』：『人棄我取，人家不要的人，只要你有本事、有業務能力、點得了，中華書局就能請來用。』

在周恩來的具體關照下，宋雲彬於1958年9月13日抵達北京，9月16日正式赴中華書局上工，進了歷史一組。原計劃給宋安排的住處是牛角灣10號的宿舍，後來實在因住房緊張，中華書局就把可能是食堂什麼的改建了，騰出一間給宋雲彬，在東堂子胡同55號。房間太小，一隻長沙發和藤椅沒地方擱，就放在過道里，書也擺不下，3副床鋪板還是臨時向書局借的。

北京的生活尚未完全安定下來，宋雲彬就投入【史記】點校中。『社裡上上下下都知道，作為1959年國慶10周年的獻禮，【史記】要在不到1年的時間內拿出來，算是個重頭戲，非常趕。』85歲高齡的程毅中先生於1958年底進入書局工作，真切感受到了當時的緊張氣氛。書局周日都要加班，宋雲彬更是常常和葉聖陶、金燦然，以及主持點校具體工作的趙守儼商談至深夜才回家。

作為趙守儼的兒子，趙珩先生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見到宋雲彬是1959年的大年初一：『家裡當時還有春節祭祖的習慣。宋先生一進門就看明白了，用非常濃重的浙江話說着「噢，祭祖先祭祖先」。』趙家那時住的是一座大院落中的獨立跨院，位於東四二條，和東堂子胡同的宋家很近，『雖然父親和宋先生相差近20歲，但兩人非常聊得來。那時我也十多歲了，常常在一旁聽他們聊天』。

此番『北調』算是將宋雲彬從政治、官場的暗流和漩渦中解救了出來，從此『浙江少了一個「大官」，中國多了一個「學者」』。然而，作為『右派』的處理雖然結束了，所受的屈辱和冷遇卻依然在延續。素來不看人家眉高眼低的宋雲彬，早年還能寫文說點風涼話、諷刺諷刺人，如今頂多在日記里表露點不悅。這倒也符合他那一貫不吐不快的脾性。

1958年12月18日：

下午奉陪開會，討論到所謂右派分子可否擔任責任編輯問題，又受一次侮辱。

1959年4月21日赴中南海列席全國人大：

休息時見到楊東蓴、葉熙春、趙超構、陳劭先、李重毅等。陳、李二人對余態度如舊，熱情橫溢。又遇見□□□，態度陰陽怪氣，余亦趨而避之。（【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

在點校工作和政治活動中切換

宋雲彬自己也曾感嘆，『五七年反右以來，許多老朋友都不了解我』，有那麼幾個不變故態的，就越發顯得難得可貴。而一些故人避而遠之雖『合情合理』，但也頗讓他情感上受了些傷害。加之是個『戴罪之身』，免不了要進行思想學習、寫『交心』大字報，『勞神』於無休止的猜疑、批評及自我批評中。

1959年6月1日，中華書局黨支部召集『右派分子』開會，要求大家寫大字報向黨『交心』並作書面總結，聲稱表現好的可以減輕處分、摘掉帽子。宋雲彬交上去的大字報被指『質量不高』、『群眾不滿意』，批評聲不少，說他『不肯放下架子』、『不好好交代』、『按兵不動，想混過關』……於是，再寫，再接受批評……

彼時，【史記】點校工作已進入最後衝刺的關鍵時期，校樣積壓甚多，宋雲彬不得不在點校工作和政治活動中切換，還一度中止了日記的寫作。他日後解釋：『余作日記，十餘年來時斷時續。大抵處境順利，心情愉快，能每日記錄，一處逆境或工作緊張，則日記本束之高閣。』

1957年『反右』鬥爭劇烈時，日記也中斷過，1958年2月又重新拾起。宋雲彬將1958年2月至1960年1月底間的所記，命名為『昨非庵日記』；1960年2月始，更名為『無愧室日記』。『及今思之，昨天未必盡非，今亦未必全是也。自問平生同情革命，堅持正義，徒以嫉惡太甚，橫遭物議，下流所歸，不寒而慄。今而後括囊無咎，失得勿恤，縱不能盡如人意，亦庶幾無愧我心』，此番感慨難能可貴，身處逆境的宋雲彬依然不棄忠誠、不易真心，也透露出被政治風雨裹挾的他，對自己的遭遇有了新的感悟和認識。

1960年10月29日下午，中華書局總編室會議室里，開了一場專為摘去宋雲彬『右派』帽子的會議，需要本人表示意見時，他竟『心情激動，熱淚欲奪眶而出，哽咽幾不能成聲』。人逢喜事精神爽，宋雲彬當晚回家吃了一碗粥後，『疾赴』文聯大樓參觀崑劇彩排。第二天上午，他挨着打電話給邵力子、閔剛侯、葉聖陶，又寫信告知張惠衣、張閬聲、陳伯衡、許志行、朱宇蒼等一眾好友……雖然『摘帽』了也還是個『摘帽右派』，留了尾巴一樣，但宋雲彬激動、欣喜難掩，甚是可愛。

降級後還是一個『糖豆乾部』

以前在杭州當官時沒什麼時間，進了中華書局後，宋雲彬算是幹上了自己喜愛又擅長的工作。他熱情高、勁頭足，好在晚上做事，晚上也能出成果，效率很高。就是春節也不閒着，家裡來人了，他一邊幹活，還時不時地給大家講一講。與其說是樂觀，不如看成可喜多過可憂，尤其是一對兒女、4個孫輩，3家10口人終於得以齊聚北京，讓戰爭年間嘗盡離別之苦的宋雲彬好好享受了天倫之樂。

1959年6月，剛到上小學年齡的宋京其跟着父母、姐姐，從瀋陽遷到了北京，住在和平里那。3個月大就跟着祖父母的宋京其，時常周六一放學就跑到東堂子胡同來，哪怕地方小需要打地鋪，他也愛在祖父家睡上一晚。

中華書局1961年搬到西郊翠微路2號大院後，住宿方面做了調整。鄧廣銘、傅樂煥、王仲犖、羅繼祖、趙守儼等，包括程毅中在內，都分配進了西北樓；金燦然、傅彬然和宋雲彬則住進了一區那些一幢幢的日式小別墅里。地方大了許多，宋家禮拜天都愛聚上一聚。宋雲彬的太太孫秀珍燒得一手好菜，都是些海寧的土菜，像紅燒肉、筍之類，春節還弄醃魚。『祖父愛美食，知道什麼好吃什麼不好吃，就是因為祖母特別能在飲食方面滿足他。』家裡有回來了四五個客人，宋雲彬帶上太太燒的幾個菜，領着大家去了八一湖玉淵潭公園，宋京其也跟着遊玩去了，開心得不得了。

在趙珩看來，『文革』前的幾年裡，宋雲彬在北京生活得還算比較愉快——一方面因為北京朋友多，民主黨派的、學界的，互相之間來往頻繁；另一個原因就是北京生活條件比較好，尤其是困難時期、有錢在外面也吃不到什麼的時候，政協好歹有一些權利，供應煙酒、茶葉、糕點、罐頭食品和水果等。趙珩介紹：『當時分「肉蛋幹部」和「糖豆乾部」，宋雲彬降級以後也還是「糖豆乾部」，和父親一樣，配給的是大前門煙，待遇可算是優厚了。』

平日裡，宋家除了紅燒肉，殺只雞，弄點蟹面什麼的，還時不時去全聚德吃上一頓烤鴨，儘管『烤鴨小而瘦，大有今不如昔之慨』，但在物資匱乏的年代裡，生活條件算是很不錯的了。

除了萃華樓和政協自己的餐廳，宋雲彬常去南河沿文化聚樂部，就在如今的歐美同學會旁邊，一個走道伸進去，一邊中餐一邊西餐。什麼飯店什麼菜拿手，宋雲彬知曉得清清楚楚，但一般不太吃川菜和清真菜牛羊肉。趙珩猜想，應該是江浙人吃東西比較保守的原因。

止酒、戒煙、不養貓，都只說說

鄭振鐸曾對唐弢說:『余最喜與雲彬小飲清談，彼風度瀟灑，數十年如一日，不若一般自命前進者，一臉正經，滿口教條，令人不可嚮邇也。』宋雲彬出了名地好酒，當時有『四大酒仙』，他和鄭振鐸都名列其中，還有兩個是徐鑄成和葉聖陶。

據說宋雲彬十歲那年，吃年夜飯時偷喝了幾杯酒，喝得酩酊大醉，『我的會喝酒，愛喝酒，也許是出於天性或遺傳，絕非為了表示風雅，或高攀故人……也絕不是什麼借酒澆愁』。1948年在香港時，宋雲彬特地作【止酒篇】一文，剖析了喝酒的利與弊，最後得出結論：酒是可喝而不可喝的。他還決定實行『止酒』，『給那些背後叫我「酒糊塗」的朋友們一個大大的「沒趣」』。用『止酒』而不是『戒酒』，宋雲彬聰明地給自己留了個『後路』:『戒必戒絕……如果偶然逢到可以喝幾杯的場合，我還是要喝幾杯的。』

這一喝，可就不是『偶然』了。宋雲彬幾乎頓頓要有酒，他也不挑，四川大曲、山西竹葉青、金獎白蘭地都喝，家裡黃酒也是成缸成缸地買。『晚年考慮到身體原因，就給他喝紅酒，一種叫丁香葡萄酒，一種叫玫瑰香葡萄酒。』宋京其眼看着祖父控制不住、喝到一定量了，就給宋雲彬的酒裡面摻點水：『他自己也知道，有時候還說「來，你們把這酒給我弄一弄」。』只要有酒，宋雲彬倒是不挑菜了，有花生米就行，或者湯，『都是肺、肝這些下水，可能覺得比較香』。

洗澡去清華園、松竹園，理髮就在政協裡面，這於宋雲彬不光是一種待遇，也是身份的象徵。真要說生活上有什麼不便利，就是有一陣比較難配到好煙。『中華書局配來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煙……伯寧替我買了十多包斗煙絲來，都粗惡不堪吸』，他倒是想到一個『好辦法』，『就此戒了煙，豈不是件大好事』。

就跟『止酒』沒成功一樣，『戒煙』也就是說說。真正談得上『好辦法』的是，宋雲彬居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製作出了上等斗煙絲，『蒸煙葉，將煙葉切細，拌以金獎牌白蘭地，蜂蜜，稍加些咖啡』，也不知他從哪得來的秘方。

相較狗的『大驚小怪，狺狺不休』（【我們的狗之死】），宋雲彬平生最喜愛貓。早年住在上海時，因為跟貓的兩段『孽緣』，宋雲彬曾跟妻子約定，『此後永不養貓，免得再受佛家所說的「愛別離苦」』（【貓】）。

當然，這個約定也沒兌現。1963年春天，千家駒送了只小白貓，宋雲彬一直留在身邊養着。晚上外面一有叫聲，這隻公貓就跑出去。估摸着是撕咬了一夜，小白貓常常第二天早上帶着一身傷回來，宋雲彬就給它塗藥，特別關愛。『文革』爆發前，怕貓也跟着受累，家人將其拿到郊區放掉了。

家裡還養過幾隻雞，鬧了雞瘟後僅存一隻。宋雲彬下班回家，這隻雞也跟着從外面進來；吃飯了，雞來到餐桌旁，宋雲彬便餵它點食；睡覺的時候，宋雲彬的拖鞋擱在床邊，雞就趴在他拖鞋上睡覺……宋雲彬很是得意：『你們看，這隻雞對我多好。』宋京其至今回想起這幅畫面，都要忍不住驚嘆祖父跟生物之間那種特殊的情感牽連。

介乎新文化人和舊文化人之間

趙珩曾言，按他現在這個年紀，從小以來見的人應該說很多了。在東四二條時，趙家客人有老一輩的文化人，如惲毓鼎的兒子惲寶惠等，也有當時比較年輕些的如袁翰青、陳夢家等。宋雲彬當時也不過才60歲。『這些人各有特色，風格不盡相同，要說最注重儀表、最修邊幅的就是宋先生了，永遠是中山裝外加呢子大衣，夏天是熨得非常平的白襯衫。』趙珩連用了3個詞來形容宋雲彬——精神、漂亮、有風度：『他不像舊式的士大夫，也不像解放以後的新型知識分子，在這兩者之間，既保留了舊式士大夫的一些愛好，又有一點當時共產黨官員的派頭。』

在趙珩口中的這位『介乎舊文化和新文化之間的文化人』的宋雲彬，還真給趙家帶來了一些『革新』：『趙家當時比較「保守」。父母不太看戲，因着跟梅家的關係，祖母也是看京劇多。家裡接觸地方戲，主要受兩個人帶動，一個是陳夢家，一個就是宋雲彬。』宋雲彬跟川劇演員比較熟，包括當時的一些川劇泰斗如曾榮華、周企何以及陳書舫、袁玉坤等年輕輩。那時一張戲票8毛錢，宋雲彬常常自己掏腰包買好票，給趙家送去。趙家看川劇及趙珩日後對川劇的了解、研究等，受宋雲彬的影響很大。

宋雲彬頗懂戲曲賞鑒，看趙燕俠演【荀灌娘】時，稱讚其『唱腔獨創一格，閉目靜聽，令人神往』。宋還指出過梅蘭芳唱戲發音上的錯誤，甚至給人家改過京劇。北京崑曲研習社彩排崑劇時，他經常去看，跟朋友們聚在一起也會拍曲、度曲。

程毅中業餘時間也愛研究古代戲曲，『可惜的是，那時沒什麼機會跟宋先生討論討論』。因為兩人不在一個組，程毅中坦言跟宋雲彬的接觸不是很多：『書局每年都會舉辦類似於學術報告會的交流活動，有回我做了個關於戲曲的報告。後來看到【紅塵冷眼】時才知道，宋先生那次聽了後也有些自己的想法，都寫在了日記裡面。』

宋雲彬的日記都是用毛筆書寫在直行格子的簿子上的。他一生服膺章太炎，花了很多工夫臨章的字（見宋雲彬舊藏書畫所收錄的『摹俞平伯所錄太炎手札冊頁』），寫得工整漂亮，但自認為寫得不好，也不肯給孫輩寫字帖。『印象中就給我寫過一次，還叮囑 「不要照我的寫」，讓我們去外面買正規的字帖。』兒時的宋京其常給祖父研墨：『他有個銅墨盒，裡面放點絲棉，墨研好了就倒進去。』

養花種草也是宋雲彬的一大愛好。他特別喜歡梅花，但在北京不太好養，冬天不容易成活。東單花店、隆福寺里，經常能看到宋雲彬的身影。他時不時地去『淘貨』，帶一點西番蓮、晚香玉、令箭荷花回來。中華書局拆除花房時，有很多處理品，『睡蓮一盆，連同水缸，只售四元，余得之，甚快』。一日，家裡的仙人球開花了，宋雲彬激動得叫阿姨抱着去照相館裡拍了照。

太太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朋友介紹來的一位『神醫』開了個方子，宋雲彬翻翻醫書一看，就知道是『小柴胡湯』。平日裡，自己和家人哪裡不舒服了，都是宋雲彬開方子、改方子。他懂中醫，但不會號脈，就是愛翻醫書。葉聖陶、傅彬然生病都來找過宋雲彬開方子。

興趣愛好廣泛無疑是熱愛生活的最佳表現，宋雲彬很好地驗證了這一點。他走路筆挺、笑容可鞠，戴眼鏡、叼煙斗，有時拄個拐杖……完全一副溫文儒雅的長者形象，難怪宋京其一直用『暖男』來稱呼祖父宋雲彬。

不棄忠誠 不易真心

1965年5月2日，這一天是宋雲彬和太太結婚50年的日子，全家人一起去王府井中國照相館照了相，去恩成居吃了午飯。

在宋京其眼裡，祖父和祖母風雨共度幾十年的感情，『真是沒得說的』：『有一次我調皮被祖父打了，奶奶那個心疼啊，就說了他幾句，他氣得連飯也不要吃了。』

那時候的文人，外面有點風流韻事、傳點緋聞什麼的不在少數，可宋雲彬就是沒什麼好讓人家說的，頂多有位常住宋家的『客人奶奶』，教個別不明情況的人覺得『不正常』。這位宋京其念叨的『客人奶奶』，就是常在宋雲彬日記里出現的『雲裳』，也就是朱起鳳之子吳文祺的前妻『陳雲裳』。朱宇蒼之子朱子男曾專門在文章中詳細介紹過宋、吳、陳三人的淵源，『同為浙江海寧人，在海寧時就有交往』（【對宋雲彬日記的一點解讀】）。三人不僅有着同鄉之情，更有着戰爭年代的同志情誼，雖然陳和吳後來離了婚，但同宋家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客人奶奶」管祖父叫「雲彬哥」，管奶奶叫「嫂嫂」。姑姑跟祖父母鬧意見、奶奶拿她沒辦法時，常叫 「客人奶奶」來批評、彈壓她。』宋京其稱，『客人奶奶』實際上就是自家人了。

『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到宋家去抄家，逼得宋雲彬老倆口剃陰陽頭、跪搓衣板，不堪侮辱的宋雲彬跟太太表達了尋死的心。『奶奶堅決不同意，還跟祖父說，要是死了就沒法跟後代、跟這個社會交代。』宋京其覺得慶幸又忍不住哀嘆：『幸虧有我奶奶，沒她的話，那天晚上祖父說不定就走了。』

常念叨4位共產黨先烈

每每旅行或者長日無聊的時候，宋雲彬就喜歡讀龔定庵（自珍）的詩，『聯帶』也看看其文章，在宋的眼裡，『定庵的詩頗堪一讀，文章則有意做作，實在不敢恭維』（【和平樓談屑·龔定庵】）。宋雲彬自謙『不會做詩』，但懂得一點所謂『詩趣』，他的很多詩詞都引用或改自龔定庵，寫的扇面也是。

早年在上海做編輯期間，因為寫了不少『帶有幾分牢騷或憤慨，容易得罪人』的雜感文，加之朋友好言相勸，宋雲彬一度立誓不再寫這類文章。後破了戒，他又作14篇計2萬字的雜感文，印成了小冊子，並在序言中寫道：昔仁和龔自珍嘗戒為詩，後乃復作，自題為【破戒草】，現在就竊取來作為這小冊子的名稱。

龔定庵憂國憂民、力主變法，終因鬱郁不得志，不得不滿懷着浩蕩離愁和憂國憂民之心辭官離京。這等處境和心境，像極了在共和國風雲變幻中浮沉、在政治運動夾縫中行走的宋雲彬。宋雲彬特別推崇龔詩，尤其是【己亥雜詩】中那兩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他認為龔以落花自喻，抒發了不畏挫折、不甘沉淪，誓要為國效力的獻身精神。而這，何嘗不是宋雲彬忠誠於黨和人民的內心表白？

一談到祖父被錯劃、被指『反黨反人民』，宋京其至今都要抱不平，直呼『荒唐』。在他心目中，祖父對國家和人民，都是樸素得不能再樸素的拳拳之心。『他總給我們講幾個人的人品——安體誠、宣中華、惲代英、蕭楚女，前兩位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後兩位是他在黃埔時期的同事，最後都遭到槍殺犧牲了。』宋京其坦白，一開始並不清楚那幾位具體是幹什麼的，後來知道是共產黨先烈後，就更加明白了正是這些先烈傑出的人品，化作了祖父對共產黨事業的理解和一生的忠誠。

戰爭年間，宋家分批去了香港：宋雲彬第一批去，兒子、女婿第二批，太太、女兒和兒媳第三批。1949年3月，一批知識分子由香港乘船北上，包括柳亞子、馬寅初、葉聖陶、鄭振鐸、宋雲彬等，是為著名的『知北游』。4月，宋雲彬在給家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從前常常對你們說，等到革命成功，建設開始，我們要過幾年艱苦的生活了。我這句話一點也沒有錯。從今天起我們必須把生活水準降低，能吃苦，能耐勞，不自滿，不驕傲，這才配做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民。這些話都不是「八股」，你們將來親自看見種種情形，就會領悟。』

那種革命成功了的歡欣鼓舞，那種準備參與新中國建設的雄心壯志，1952年出生的宋京其說自己現在能夠體會到了。『文革』時，宋京其甚至抱怨過長輩『當初幹嘛從香港回來』，還時不時說些『落後』的話，要跟宋雲彬辯論，『他也不跟你多說，也不屑跟你說，頂多回一句——「你不懂」』。

凡事必須實事求是

1960年4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宋雲彬以政協委員身份作的自我批評：『我的具體工作是整理古書。所謂「整理」，就是標點、校勘、注釋和翻譯。我認為這種工作只能一個人埋頭干，而且要仔仔細細地搞，所以「多快」就不能「好省」。後來認識到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高速度發展，文化戰線當然不會例外，那種「多快」不能「好省」的說法當然是錯誤的。』

就當時的國家建設形勢，宋雲彬非常清楚，所以他才會寫下『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奔騰亦壯哉；六億人民齊抖擻，工農隊裡出人才』的豪言壯語。然而，宋雲彬有自己始終堅持的原則，那就是凡事必須實事求是。

1958年7月，尚未北調的宋雲彬有次聽麗水縣文教作報告，對報告聲稱的『經過八晝夜苦戰，掃了五萬文盲，每人認識一千五百字』，明確表示了『殊難相信』的態度。進了書局後，宋雲彬隨政協去鄭州參觀展覽會，『講解員指陳列的七個大雞蛋，謂是一隻雞在一天內所下，並謂現已躍進到每天一隻雞下十四個蛋……與事實不符也』。

對於家人，宋雲彬也嚴厲要求他們『不要傳播不確實的消息』。女兒阿莊有回從一個女同事那聽說溥儀在協和醫院病逝，宋雲彬信以為真，後來才知道是謠言，打電話斥其『學風不嚴』，『怕她不知道那是謠言，繼續向人家傳播』。

『拿橡皮擦一擦，改正了』

1966年紅色8月到來後，曾經那個所謂『寬鬆』的小環境不復存在了，『中華書局一群年輕造反派引來北大的紅衛兵，組織了批鬥黑幫的鬥爭會，隨之颳起鋪天蓋地大字報風潮和抄家、焚書運動』（何新【『文革』動亂回憶錄】）。宋雲彬的日記也停留在了1966年8月15日，之後，他連寫日記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人生如戲，日記好比劇本，角色經歷的悲喜苦樂盡現其間。從1938年12月18日開始，宋雲彬積累的日記稿本足足有25冊（虞坤林【整理宋雲彬日記始末】），涉及幾百位名人，真實記錄了那個年代裡知識分子的境遇和心路歷程。這是一部給他自己而非別人看的日記，所以詳細瑣屑但很有史料價值，不僅勾起了很多人快要忘卻的記憶，也『披露』了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學者錢伯城就著文寫道：『宋氏曾有審閱我的一篇文稿一事，也是直到這次看到日記之後方才得知。』（【讀冠以『紅塵冷眼』之稱的宋雲彬三十年日記】）

『一般人幹活不是我對手』

1969年底，中華書局開始疏散，給宋雲彬兩個選擇：要麼投親靠友，要麼跟着組織去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太太身體不好留在了北京，宋雲彬便在宋京其的陪伴下去了五七幹校。宋京其那時已經去農村插隊了：『一般人幹活不是我對手，他們看見有這麼個小伙子在旁邊，輕易也不會對祖父怎麼樣。』

宋雲彬、傅彬然、馬非百那時都已是古稀老人，卻還要擔糞：宋、傅二人負責抬糞桶，馬拿糞勺舀。『1970年元旦以後，中華書局的王春讓我回去，說不能再繼續呆那了。』據宋京其回憶，當年七八月份表哥阿平又去幹校探望祖父，因為奶奶在北京病了，祖父就請假隨表哥回北京：『從向陽湖到咸寧車站，他們走了8個小時。回來一查，祖父得了急性黃疸型肝炎，就不再回幹校了。』

這之後，宋雲彬的健康狀況急劇下降，再分配給他點校工作，已經做不了了。

不光宋雲彬，很多知識分子經歷那場『浩劫』之後，都大不如從前。『二十四史』恢復整理後，作為主持人的趙守儼也從五七幹校回到了書局。『當時開了一個專家名單，真是七零八落啊，身體不行的、自殺的、沒有「解放」的……就是好好的人，還得跟人家商量，看原單位放不放人。』趙珩後來就不常見到宋雲彬了，『因為境遇和身體的原因，宋先生晚年心境很不好。』

心中有三扇門打不開

記憶中，宋京其只見到祖父哭過兩次，一次是周恩來逝世，一次是祖母去世。『周恩來逝世的時候，我祖母都講「哎喲，你從來都沒有流過眼淚，這次流眼淚了」。而1976年11月祖母過世後，原本其樂融融的家也就散了，祖父完全沒有了精神依靠。』此後，家裡面沒什麼人了，基本就是祖孫倆在一起生活，來往的朋友不多。宋京其那時20多歲，白天上班，晚上回來後例行公事似的要給宋雲彬說說外面的情況。『講一遍不夠，你講完了，他還要你再說說、多講講。講什麼呢？講來講去還是那些，有個兩三遍的我就煩了。』憶起陪伴祖父的那段最後時光，宋京其一下子不能自禁到哽咽，微微低下的頭，好一會才抬起來，言語和淚光中透着無盡的歉意、不舍和思念：『你說我當時懂什麼啊？能體驗到他什麼啊？現在年紀大了才感受到，人老了真是太淒涼了。』

1976年12月，葉聖陶去八寶山參加完郭小川的追悼會後，順便探訪了宋雲彬。葉後來在日記里寫：『雲彬心思木然如故，詢餘年歲者二回，謂余眉發白亦二回，他則似想不出話可談。』（【葉聖陶日記】）在祖孫倆為數不多的交流中，宋雲彬常說心中有三扇門打不開。『究竟三扇門是什麼，他沒解釋過，倒是講過不少佛教的話，什麼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宋京其特地問過信佛之人，得知佛教確有三扇門一說，但各地理解不一，『祖父說的三扇門應該跟佛教有關係，他還跟我解釋過生老病死苦：小孩一生下來就哭，苦；老了沒有朋友，苦；生病了，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好，苦；死的時候也是苦。』

1979年2月，浙統（79）第30號文件稱：『宋雲彬先生在1957年整風反右期間，提過一些正確的意見，也講過一些錯話，但不是在根本立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屬於錯劃，經中共浙江省委會1979年2月7日省委發[1979]15號文件批准，予以改正，恢復名譽，恢復原行政（9級）工資。』宋京其拿着抄件念了好幾遍，病榻上的宋雲彬接過紙注視了許久，回過頭來說：『哦，改正了，就是字寫錯了，拿橡皮擦一擦，改正了。』宋京其至今都忘不了祖父臉上那一絲慘澹的苦笑，『就像他一貫在日記里寫的那樣，「余報以微笑」，就不再作任何評價』。在他眼裡，越發沉默的祖父對『右派改正』還能說出如此入木三分的評價，『不失當年的風趣、幽默、睿智，甚至是尖刻』。

僅僅兩個月後，宋雲彬就去世了，享年82歲。從1957年到1979年，從『右派』到『摘帽右派』、直至最終『改正』，宋雲彬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22年，對於歷史跟自己開的這個大大的玩笑，他似乎也就一笑而過了。宋京其評價祖父這一輩子『已經可以了』、『很精彩』：『哪有人一輩子不受衝擊的，有點波折有什麼不好呢。如果祖父1957年沒事的話，「文革」時受的衝擊可能更大，他已經算幸運的了。』

大專家也不放鬆普及讀物

現在提起宋雲彬，大家多稱其為『著名的文史學家、雜文家』。其實他只念過2年中學，靠着勤奮鑽研，在長期做編輯的實踐過程中終成大家。由於『右派』身份，宋雲彬的名字沒有出現在1959年點校本【史記】的編者里，然而，『從標點到編輯出版，連同歷次重印及線裝本，宋雲彬是自始至終的主事者』（徐俊【宋雲彬:點校本『二十四史』責任編輯第一人】）。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安平秋回憶，1970年代自己也曾想做點【史記】的整理研究工作，還把計劃告訴了趙守儼。『當時就在趙先生家裡，他讓我先不要做，說有人在做。』安平秋後來才知道，『有人』指的就是宋雲彬。『1983年左右，趙先生又談起了這事，表示現在可以做了，我當時就說「我不敢了」。』在安平秋心目中，非博通文史、精通古籍的大家是做不來這個的，『之前我才30歲，後來大了懂點事兒了，就知道有多難了。』

除了專業研究領域，作為出版界的老前輩，宋雲彬也非常重視大眾讀物。他早年編的【開明國文講義】【中學生】雜誌等，思想性和趣味性兼備，被譽為『大專家寫的普及讀物』。『包括宋雲彬、徐調孚在內，從開明書店過來的幾位老先生都有這樣的傳統，從不放鬆通俗普及讀物。』程毅中坦言，如今出版社的分工越來越細，不需要專家去做知識普及類的工作了，『不過，再要求他們寫深入淺出的內容也不太容易了』。

『可惜的是，家裡面沒人懂祖父那行。』宋京其和父親、姐姐都搞機械，表哥和姑父搞土木工程，『說實話，祖父並不贊成我們搞文，他是有實業救國想法的，覺得自己那些可有可無，我們搞的才是國家建設所必需的』。宋雲彬女兒以前常開玩笑，說宋家是『抹布搓胎』，一代不如一代。宋京其解釋道：『要說長相，我比不上父親，父親也比不上祖父；要談能力，我們就更不如祖父了。』

有意思的是，宋京其跟父親宋劍行最終也都搞起了文字：『父親生前做過一本雜誌叫【國外機床動態】。我從2000年開始，當了15年的【液壓與氣動】雜誌主編。說起來太慚愧，這些跟祖父做的真是沒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