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世界漢學大會在北京召開 看漢學如何推陳出新

日前，由孔子學院總部暨國家漢辦與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第五屆世界漢學大會在北京召開。

文化交流意義上的漢學（Sinology）是外國人對中國，尤其是古典中國研究的通稱。隨着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和對外文化交流加速，中國本土正成為海外漢學家交流思想、碰撞觀點的主陣地，很多中國高校也加入到漢學研究之中。從最早的漢學到今天，新舊漢學之間經歷了怎樣的轉換，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漢學的今天與未來呢？

傳統漢學：從傳教士、殖民活動脫胎

艾儒略、利瑪竇、安德義……最早的一批漢學家幾乎都是傳教士，其中包括發明了羅馬拼音的金尼閣，用希臘方式標明拼音四個音調的郭居靜。是什麼讓這些傳教士成為西方第一批了解中國、研究中國的人？

『漢學研究最開始的起源是西方傳教士，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通過對方的語言系統，把自己的信仰體系傳達給這個民族。』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蕭延中說，『了解他者最重要的就是語言。古代漢語和西方語言的差別非常大，必須把漢語的研究當成一門學問。把聖經整個思想變成中國人可以接受的文本，尤其是做神學闡釋的時候，對古代漢語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當時，學術機構中漢學研究的設立常有西方政府的背景。荷蘭萊頓大學是歐洲漢學研究的重鎮，早在1873年，萊頓大學就向荷蘭政府要求設立中國語言文學教授席。

『當時荷蘭國家政府決定可以有這個教席的原因並不在於荷蘭民族對於唐詩宋詞感興趣，而在於荷蘭歷史上，印尼殖民地華人很多，管理這麼一個群體必須得懂他們的語言。其實我們從今天的立場去看這個問題，是非常醜陋的一種動機。』荷蘭萊頓大學教授柯雷說。

『第一位教授上任後去印尼當官，但沒有專心政府的工作，而是編了一個辭典，做了很多非常有價值的人文學方面的研究。雖然當時設教授席並非對唐詩宋詞感興趣，但是因為有教授席以後，我們有機會親近並研究唐詩宋詞了。』柯雷向記者這樣介紹萊頓大學漢學傳統的源起。

『傳教士在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早期開始了漢學實踐，19世紀正式成為一個歐洲的學術研究學科。當時大部分漢學家主要是研究中國傳統經典文本，特別是哲學方面的研究。』台灣清華大學教授陳珏說，『第二個階段是二戰以後，在這個階段漢學更多的是中國研究，是研究中國現代的情況。』

新漢學：中國研究基礎上的融合發展

二戰結束，冷戰鐵幕落下，新中國成立。西方對中國的研究逐步轉向當代，地緣政治、經濟社會等當代中國的現實議題逐漸納入研究視野，研究方法也強調多語言文本對照，引入統計、定量分析等社會學方法。

『當時美國資助了很多中國問題研究的項目，但實際上是一種冷戰色彩的產物，是站在一種對抗、衝突的角度看待問題的。』蕭延中說，『但很多學者仍然在盡力追求學術化。』

『20世紀80年代的法國人對中國的了解是兩極的，少數精通艱澀古學的漢學家和大多數把中國等同於筷子和龍的民眾。』剛剛獲任法蘭西學院通訊院士的北京大學教授董強說。而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尤其是中國市場顯現出強大的發展潛力，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開始關注當代中國和當代中國人的所思所想。在區域研究的大範疇下，強調應用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的主要學科窗口。

『中國研究更多指現代歷史或者當代研究，關注的議題也更加專業化。』國際比較文學學會（ICLA）主席、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張隆溪說。

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黃平說：『漢學和中國研究應互相取長補短，漢學的優點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區域研究則引入了跨專業、多學科的視角與方法，中國研究是一個複雜變化的整體。』

『漢學和中國研究不應該有對立。中國像一座大山，你從不同的角度看是呈現不同的情況，要把不同的觀點整合起來。』張隆溪說，『三十多年的學術積累後，海外學者已無法忽視中國本土研究的成就，而且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去國外大學進行研究和教學，這都讓這門學問的視野更加開闊。』

『去年世界漢學大會理事會建議把單數的漢學（sinology）改為複數的漢學（sinologies）就是考慮到漢學含義在隨着時代變化，多學科的研究內容正在漢學的大類下重新整合』。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楊慧林說。

『由於中國在西方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學生從古代轉到現代研究，從事古代研究的人數在不斷減少。』張隆溪對『厚今薄古』的現象感到擔憂，『但對現代的重視不一定就是好的。缺乏一種深度和頻度會導致各項議程趨於表面。』

本屆世界漢學大會，『孔子新漢學計劃』博士生論壇吸引了30多位『未來漢學家』的參與，而隨着中國本土越來越多地成為漢學研究的主場，作為內容跨學科、研究者跨國別的綜合性研究，源起海外的漢學正在回歸滋養它的土地，以本土視角實現古今中西的對話。（本報記者 劉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