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看成嶺側成峰』讀六卷本【哈佛中國史】

近日，6卷本【[wiki]哈佛中國史[/wiki]】中譯本上市。這套叢書由著名漢學家卜正民領銜主編，傾十年之功，可以說是繼【[wiki]劍橋中國史[/wiki]】之後，最能代表西方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準的多卷本中國通史著作。出版後，已被芝加哥大學、康奈爾大學等數十所世界知名大學指定為教材。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其實從未停止。除了上述兩套西方學者的代表性成果以外，近年來出版的還有日本講談社的12卷本【[wiki]中國的歷史[/wiki]】、宮崎市定的【[wiki]中國史[/wiki]】等等，更不用提針對某個歷史節點或事件進行闡釋的單行本著作了。

海外的中國歷史研究為何這麼火？與幾十年前相比，現在的研究有什麼新動向？這反映出，世界看中國的眼光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應如何正確地看待這些研究成果？本期『書界觀察』欄目綜合了多位專家視角，試圖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編 者 

『你想象中國是一個僅有一扇窗戶的房間。我坐在房間裡面，屋裡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間外頭，只能透過窗戶看見屋裡的景象。我可以告訴你屋內的每一個細節，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這一點只有你才能告訴我。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史研究需要外國學者。』

這是20世紀90年代初，清史研究專家朱維錚教授對漢學家卜正民所說的一段話。正是這段話，幫助卜正民走出迷茫，在中國史研究領域繼續一路前行。

如今，在他所主編的【[wiki]哈佛中國史[/wiki]】序言中，卜正民反過來向中國讀者發出了邀請：

『現在，我邀請你們走進這個中國歷史的房間，而四位學者正站在外頭觀察它。我希望你會同意，我們的確看到了一些你會錯過但值得留心的東西。我還希望我們發現的一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能夠激勵中國讀者用自身的內部觀察視角來檢視中國的過去與未來。』

不過，這套書或許也會引起人們的一些疑問。

海外中國通史研究著作已經出過多個版本，比如最為人們熟知的【[wiki]劍橋中國史[/wiki]】，日本學者撰寫的講談社【[wiki]中國的歷史[/wiki]】等等。與之相比，這套【[wiki]哈佛中國史[/wiki]】最大的特點在哪裡？

首先，最明顯的當然是體量不同。【[wiki]劍橋中國史[/wiki]】卷帙浩繁、內容專深，已有皇皇16卷，並且至今也沒有全部完成。講談社【[wiki]中國的歷史[/wiki]】也有12卷，中譯本出了10卷。【[wiki]哈佛中國史[/wiki]】則是6卷本。

另外，【[wiki]劍橋中國史[/wiki]】是由多位作者合力撰寫一卷，講談社【[wiki]中國的歷史[/wiki]】與【[wiki]哈佛中國史[/wiki]】都是每卷由一位學者獨立完成，因此語言、文風更活潑，更流暢，更適合普通讀者。

其次，選取的歷史起止點不同。【[wiki]劍橋中國史[/wiki]】從秦漢寫起，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覆蓋』式的，但也有人詬病——中國的歷史，哪兒能從秦漢開始算起呢？講談社【[wiki]中國的歷史[/wiki]】就是從神話時代寫起的。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學界也有一種不斷將歷史向上追溯的潮流，比如從官方推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於考古發掘而重新認識『最初的中國』。

然而，越追越早的歷史也碰到一個理論與方法的瓶頸，那就是——原本『滿天星斗』的邦國，什麼時候才可以算內在同一的『中國』？在什麼樣的歷史形態下，那片廣袤區域才有了一個『中國』共識？【[wiki]哈佛中國史[/wiki]】上起秦漢、下至清代，寫『帝制中國』的歷史，聰明地避免了有關何為『最初的中國』這樣的爭論。

歐美學者更習慣於專題研究，對撰寫上下通貫、包羅萬象的通史，向來抱持謹慎態度，特別是這半個世紀以來，歐美中國學界撰寫系統的中國通史並不多。這套6卷本通史，或許可以較為全面地呈現近年來歐美學者對中國歷史的認識。

普通讀者或許不解：通史著作有一套經典、好讀的就夠了，為什麼還要不斷編寫中國歷史呢？

那是因為，觀察歷史的立場、角度和方法是變動與多元的，因此，歷史著作也需要不斷更新。

比如20世紀以來，研究中國歷史的現代史學，不僅增加了『古今』『東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進化的觀念代替循環的觀念，以平民的歷史代替帝王的歷史，在文獻之外增加了考古發掘與田野調查，對歷史資料進行了客觀的審視和嚴格的批判。

但到了21世紀，又出現了五花八門的新觀念、新角度、新方法：本質與建構、想象與敘述、後殖民與後現代、國別與區域、物質與文化、疾病與性別……這使得『中國』與『歷史』不得不被拿出來重新認識。

那麼，與中國學者自己的通史著作相比，海外中國史有哪些不同？

最大的不同，肯定是文化背景的差異所帶來的視角、觀念的不同，繼而也會帶來研究方法的差異。

長期以來，中國的中國通史，基本上會以政治史為主要脈絡，關係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歷史敘述中總是占了很大篇幅，其他領域大體依附在這個主軸上。儘管從梁啓超【[wiki]新史學[/wiki]】和【[wiki]中國史緒論[/wiki]】開始，中國通史寫作就一直試圖改變這種敘述方式，但總體變化似乎並不大。從晚清民國流行的夏曾佑、繆鳳林、錢穆，到1949年以後成為主流的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白壽彝，當然也包括各種通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大體都是一根主線（政治與事件）、若干支流（社會經濟、對外關係、思想文化）。

在【[wiki]哈佛中國史[/wiki]】中，我們則看到：當下國際歷史學界風起雲湧的環境氣候、性別醫療、社會生活、物質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種角度，越來越多進入了歷史。

例如，幾乎每卷都專門設有一章討論有關宗族、性別、日常禮儀的內容，如秦漢卷第七章【[wiki]宗族[/wiki]】、南北朝卷第七章【[wiki]重新定義親屬關係[/wiki]】、宋代卷第七章【[wiki]人生禮儀[/wiki]】等等。其中，宋代卷第十二章【[wiki]公共領域中的私人生活[/wiki]】還運用考古、圖像與邊緣文獻講述有關衛生、裝扮、保健與福利的情況，提供了生動立體的宋代生活場景，使歷史不再是嚴肅刻板的單一向度。【[wiki]元明[/wiki]】卷對於『物華』即文物、書籍、家具、瓷器、書畫以及欣賞品位與商品市場的描述，也是過去國內通史著作中不太常見的。

特別要提到的是環境史。眾所周知，氣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儘管20世紀70年代以前竺可楨就寫出了【[wiki]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wiki]】等傑出的論文，但除了寒冷氣候對於北方游牧民族遷移和南侵的影響外，我們的通史著作並不那麼注意環境與氣候在政治史上的意義。而卜正民所寫的【[wiki]元明[/wiki]】一卷，卻用『小冰川時代』這一因素，貫串了整個13世紀至16世紀的中國歷史。儘管他所謂『小冰川時代』與竺可楨的說法有些差異，有的證據（如用明代繪畫中的【[wiki]雪景圖[/wiki]】證明氣候變化）也多少存疑，但是，把這一點真正有效地運用到歷史研究中，並作為政治變化的重大因素，確實令人大開眼界，也使得歷史本身和觀察歷史都變得複雜化了。

海外中國史研究有什麼不足之處？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我雖然能夠像朱老師那樣閱讀第一手文獻，但還是極度渴求擁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獻的本能。到底怎樣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國呢？』

卜正民曾經產生過的迷茫，或許是每一位漢學研究者都經歷過的。而這種『不夠真切的理解』，也許就是海外中國史最普遍的『先天不足』吧。它必然會影響到史料的搜集、取捨、引證、分析等方方面面。

仍以【[wiki]哈佛中國史[/wiki]】為例。

首先，從文獻資料上說，這套書有的部分雖然開掘了若干邊緣文獻，但有時不免過於輕忽主流歷史文獻（比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的引證，甚至有一些常見的正史文獻都要從今人的著作中轉引。並且，對於近年中國學界的論述較為忽略，顯然對中國學者的新研究了解相當不足。

其次，書中有些論述也有不完整、不深入或者還有疑問的地方。比如【[wiki]唐代[/wiki]】卷說『隋唐佛教最終分成了四個宗派』（天台、華嚴、禪和淨土），就不太可靠；【[wiki]清代[/wiki]】卷中，對於費正清朝貢體系的批評也難以服人，尤其是他舉出的例子——即大清帝國和朝鮮、越南在『引渡與邊界』方面『基於對等主權國家的模式』，這一說法也缺乏歷史證據。

其實，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會留下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斷重寫的意義所在，歷史不可能終結於某一次寫作。

不斷出現的中國歷史著作，是否表明世界看待中國的目光發生了變化？對於中國的讀者和研究者有什麼價值？

透過海外中國學家對中國史的敘述，我們不僅能看到『異域之眼』中的『中國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國史』背後的理論變化，以及重寫『中國史』背後的全球史背景。

學術史要『別同異』。對於海外中國學研究，我們應特別注意它自身隱含的政治、學術和思想背景，千萬不能把他們研究的『中國史』和我們研究的『中國史』都用一個尺碼評判或剪裁。

但這並不意味着排斥『異己之學』，恰恰是因為他們與我們所研究的『中國』不同，才要特別重視。如果沒有這個『異』，我們還能從他們那裡獲得什麼呢？他山之石才可以攻玉，有所差異才互相砥礪。中國學者總是說『和而不同』，但往往只有『和』而缺少『不同』，或者只有『不同』卻沒有『和』。所謂『和』，應當是一種理解，即理解這種歷史觀念的『不同』。

蘇東坡有一句著名的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在不同角度，往往觀察各有所得。如果說，日本學者對中國史是『橫看成嶺』，那麼，西洋學者就是『側看成峰』，相信它們都會帶給中國讀者和研究者新的視角，引發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