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内参：科学研究遭转基因巨头打击

“我们过去也曾遭遇打击、诽谤、污蔑。但这一次，我们成了阴谋集团精密、大规模、长期策划打击的靶子”，坐落于法国里昂的国际抗癌研究所（CIRC）所长Christopher Wild缓慢、沉重地向《世界报》记者Stéphane Foucart和Stéphane Horel诉说近来的遭遇。

两年来，他领导的研究所成了打击的目标：信誉、公正遭到质疑，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被污蔑，律师不断来滋扰，研究资金被削减。CIRC成立已近半个世纪，受世界卫生组织（OMS）的领导和资金支持，专门研究致癌物质。如今，这家享誉已久的学术权威机构备受打击，根基动摇。

事情是从2015年3月20日开始的，CIRC在那天公布了举世震惊的《112专刊》。跟大多数监管机构的研究结论不同，CIRC判定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农药具遗传毒性--它可以损坏DNA，对动物有致癌性，并且对人类也是“很可能”的致癌物。CIRC所指的农药就是草甘膦，农达除草剂的主要成分，而农达是世界著名农药种子巨擘“孟山都”的旗舰产品。四十多年来，草甘膦被应用于孟山都不下750种产品中，在全球130多个国家销售。

如果草甘膦被限制或者禁用，世界上所有的农药种子公司都可能受到影响，其中一家甚至可能无法生存--孟山都把草甘膦作为商业模式的基石，通过销售农达除草剂和配套转基因种子建立了财富王国。1974年，孟山都草甘膦类产品开始投入市场，到2014年，其全球年使用量从3200吨飙升到825000吨。大幅度增加是由于与转基因种子配合使用--草甘膦可以去除一切杂草，而孟山都研制的种子不受其影响。

所以，当CIRC宣布草甘膦“可能致癌”，孟山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应。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它直指CIRC为“垃圾科学”：研究结果系基于“有限证据的偏差选择”，“居心叵测”，仅仅在“每周例会讨论几个小时后”就做出决定。

联合国组织下的研究机构从未遭受过如此赤裸裸的诚信攻击。围攻已经开始，并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公司内部，孟山都进行了一套完全相反的操作。公司聘请专家组，对草甘膦进行了一年的研究，并且与CIRC在里昂开会讨论数日。CIRC希望使用草甘膦的企业参与其研究结果讨论会。

为了对草甘膦进行研究评估，孟山都聘请了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流行病学家Tom Sorahan担任咨询顾问。2015年3月14日，Sorahan按照“游戏规则”提交了研究报告。他公开称：试验中所有的研究都有突发因素存在；同时，有关研究没有对剂量反应进行分析，也没有对其他农药有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影响进行排除。其中还有部分数据有很大可能是人为提高了相关性风险。

然而在今年初美国司法部门披露的孟山都内部邮件中，Sorahan这样向公司领导汇报：“我们的研究结论与CIRC契合。研究组组长、副组长和专家都非常友好，并且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研究小组负责人Le Dr Kurt Straif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并且坚持他们认定的原则。”

这位科学家似乎不想出现在任何对孟山都不利的报道中，他没有回应《世界报》的提问：“我不希望出现在你们的任何报道文章中。”Sorahan同时称，为了反（CIRC对孟山都的）打击，他正在责无旁贷地“援助修正语言元素”。

几个月以后，CIRC草甘膦研究小组所有非美国专家都收到了相同的信。寄信者是孟山都律师事务所Hollingsworth，要求专家们提供《112专刊》的所有相关研究资料：草稿、评论、数据表……“如果你们拒绝”，律师警告说：“在美国法院正式指令之前，我们强烈建议您尽一切能力保护这些文件完好”。

“您的信令人望而生畏”，一位科学家在2016年11月4日的回复中抗议道，“我认为您的做法是错误的、缺乏常识礼节，即使是用当代社会的标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病理性专家Consolato Maria Sergi说：“您的信具有伤害性，因为它旨在向独立专家组恶意灌输焦虑和恐惧。”

对CIRC草甘膦研究小组美国专家施压则是通过其他方式，更“恐怖”。在美国，关于信息自由的法律（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u FOIA）允许所有公民、在一定条件下，要求获得公共机构及工作人员的文件：备忘录、电子邮件、内部报告等。

据悉，为孟山都服务的Hollingsworth和Sidley Austin律师事务所已经提交了5项材料索取申请，第一个是2015年11月向国际健康研究所（NIH）提交的，该处有两位《112专刊》专家。其他专家分别在加利福尼亚环保所（CalEPA)）、德州农工大学，以及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在涉及草甘膦事件的司法诉讼程序中，有些机构甚至已经因孟山都而被律师传唤，强制要求他们提供内部文件。

恐吓的目的是让不利孟山都的言论沉默？这些鼎鼎有名的科学家、通常是对媒体调查有问必答的学者，没有一个人回答《世界报》的提问，甚至拒绝非正式会谈。当然，也许有人是办公室和私人生活之间界限分明。

美国国会议员不需要利用信息自由法追究联邦科学家的责任。2016年9月26日，众议院议员Jason Chaffetz就国家控制和改革主题写给众议院长Francis Collins的信中说：CIRC的选择“引发了许多争论”，尽管它有“争议、撤稿和矛盾的历史”，但CIRC的大笔资金来自美国纳税人。事实上，CIRC每年4000万欧元预算中120万来自美国卫生研究所(NIH)。作为NIH的主管，Jason Chaffetz要求CIRC列出NIH捐金的使用细节。

2016年5月，位于意大利的Ramazzini研究所宣布一项关于草甘膦长期毒理性的研究报告，再次证实该成分的致癌性。研究所主管Fiorella Belpoggi出人意料地接受了《世界报》的采访：“我们不是大多数，我们没什么钱，但我们是优秀的科学家、并且毫无畏惧。”

集中在Ramazzini研究所和CIRC上的火力毫无疑问与日俱增。草甘膦之后，其他重要化学产品陆续出现在CIRC的关注名单上，研究在2014-2019年期间进行：除了农药，还有常被用于生产各种水瓶、婴儿奶瓶、运动装备、医疗器械、牙充填材料的双酚A，儿童钙片、无糖可乐使用的阿巴斯甜……美国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NIEHS）是双酚A研究的主要支持者，而阿巴斯甜的致癌性是Ramazzini研究所数年前发现的。

“我以前并不知道这些事”，Fiorella Belpoggi感慨道，但如果我们没有CIRC、NIEHS和Ramazzini这样的研究机构，我们会失去科学独立的三个标志。”科学受到经济利益威胁，涉及金额高达数千亿欧元。（欧洲时报/ 李婧詝 编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