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韻國學特約評論：邁步新時代的中華文化偉大復興征程

（七）開啟新時代中華文化復興征程之『和諧、有序、富強、美麗』新四化

美麗者，衣也！

富強者，冠也！

和諧者，樂也！

有序者，禮也！

——這是來自中華文化源頭的華夏文明火種的核心詮釋！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邁步新時代中華文化偉大復興征程，可以謀篇佈局、排兵佈陣，『衣』、『冠』、『禮』、『樂』齊頭並進，也就是『和諧化、有序化、富強化、美麗化』四大進程齊頭並進，初步達成『衣冠禮樂』的全方位復興，從而根本推動中華傳統文化的偉大復興。

1、美麗化進程標誌——『正衣運動』

『美麗化進程標誌』，即所謂『正衣運動』，意指通過華夏服飾復興的標誌性運動，來開啟新時代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美麗化征程』。

漢族的原稱，是華夏民族；漢服的原稱，也即是華夏衣冠。

華夏民族，這個星球上最龐大的民族，也是這個星球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數千年的悠久歷史傳承。華夏之名，便是來源於她美麗的肌膚——『華夏衣冠』。

人類從最初赤身裸體的遠古洪荒之野，步入文明時代以來，一個共通之處，都是有了衣服蔽體。從赤身裸體，到衣服蔽體，這即是文明與野蠻的一個重大分野。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春秋時期輔佐齊桓公稱霸的齊相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中所言。食物，是人類物質生存的第一需求，而衣服，則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首要體現。

每個文明圈裏，每個文明種族，都有自己獨特的，具有外在顯著區別特徵的，有別於外部文明的服飾體系。如東亞的和服韓服，印度的沙麗，阿拉伯的長袍，歐美的燕尾西服等等。近代以來，唯中國獨無。『全世界那麼多民族，很多沒有文字，但沒有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服裝，只有華夏民族（漢族）喪失了自己的服裝。』

『漢語』、『漢名』、『漢服』，乃是華夏民族（漢族）的三大文化表徵。

1）這裏的『漢語』，指的是華夏民族的通用語言，華族的語言和文字。

2）這裏的『漢名』，指的是華夏民族的姓氏名字，尤其是華族的表字。

3）這裏的『漢服』，指的是華夏民族的衣冠服飾，由漢服延伸及禮樂。

就衣服而言，古代流行的衣服領口制式，一般分為體現華夏族文化特色的交領、鮮卑族文化特色的圓領、滿族文化特色的廠字領和對襟豎領幾種。

漢服的基本特徵：交領右衽，褒衣大袖（亦有窄衣小袖），無扣結纓（幾乎不用紐扣，而於腋下結纓系帶），線條流暢，飄逸瀟灑。

所謂『漢服』（華夏衣冠），並非特指漢朝服飾，而是指漢民族傳統服飾，又稱為漢裝、華服，主要以華夏民族（漢代以後又稱漢民族）文化為基礎，通過自然演化而形成，具有華夏民族文化獨特風貌性格。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漢服已具基本形制，歷經宗周八百年禮法的承繼，到了漢朝形成完善的衣冠體系，並普及至全體民眾，還通過儒學和中華文明影響了整個東方禮樂文化圈。

漢服，實際上是一種完全尊奉天道（天地自然之道）思想的一種服飾，並不局限於漢民族或者華夏民族穿着，在早期周邊邦國和四夷之中，只要認同了中華文化和天道思想的民族，都有普遍穿着，比如北魏鮮卑族的漢化改制，又比如朝鮮高麗時期，以及日本、越南、琉球等周邊邦國，都受到這種服飾文化的影響。

漢服，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偉大的服飾之一。

漢族服飾幾千年來的總體風格是以清淡平易為主。漢族古代的袍服最能體現這一風格，這種袍服的主要特點是寬袍大袖，褒衣博帶，形制雖然簡單，但一穿到人身上便神采殊異，可塑性很強，附着在不同體態的人物身上，頓時具有了一種鮮活的生命力，線條柔美流暢，充分體現了漢民族柔靜安逸和嫻雅超脫、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審美情趣。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語言文字在對外傳播時，一方面由於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外部世界學習掌握、融會貫通較為困難，也很難在短時期內形成大規模的聲勢，同時對於宗教和意識形態等的對外傳播，也很容易受到別的國家的反衝和抵制。

然而服飾文化不一樣，一方面他是美麗文化的外在表徵之一，從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像我們歷史上這麼高度的尊崇衣冠服飾。服飾的美是可以超越人類文化差異而得到認同的，我們應該有這個文化自信。

復興美麗服飾的『正衣之舉』，將會開啟新時代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第一征程。

（漢服迎賓者，撞響編鐘，以宮廷雅樂迎接中美兩國元首及夫人步入人民大會堂）

2、富強化進程標誌——『正冠運動』

『富強化進程標誌』，即所謂『正冠運動』，意指通過華夏冠名復興的標誌性運動，來開啟新時代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富強化征程』。

正如前文所述，就中國古典文化內涵而言，『美麗』的標誌和象徵，在於衣裳服飾，而『富強』的標誌和外顯，在於冠冕。

什麼是『衣冠』，衣就是交領右衽的漢服，冠也不是唐宋時期的帽子，而是軒轅黃帝制定的平天冠衍變下來，夏商周秦漢魏晉以前通行的冠蓋之類。至於唐宋時期逐漸流行起來的官帽、幞頭之類，乃是五胡亂華後興起的鮮卑遺風，且不多言。

中國早在仰韶文化時期，就產生了原始的農業和紡織業，開始用織成的麻布來做衣服，後又發明了飼蠶和絲紡，人們的衣冠服飾日臻完備。

這個軒轅黃帝一統華夏的上古時代，乃在三皇之世，更在五帝之初。這是當初華夏先民脫離洪荒時代，初步進入文化繁榮、武力強盛、經濟發展、生活富足的時代。從這個時代開始，黃帝正式制定了完備的華夏衣裳和冠冕制度。

【史記】載，華夏衣冠皆為黃帝所制。『黃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黃帝造屋宇，製衣服，營殯葬，萬民故免存亡之難。』黃帝時代冠冕出現，服飾制度逐漸形成。夏商以後，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西周時，逐漸完備。冠服制被納入了『禮制』的範圍，成了禮儀的表現形式，從此中國的衣冠服制更加詳備。

後世漢服中冕服裏的冠式，也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冠式，也稱『旒冠』，俗稱『平天冠』。與冕服、赤舄、佩綬等同時在祭祀等大典時穿用。

冕，【說文】有解：『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旒統纊。』 冕是帝王、公卿大夫在參加祭典等典禮活動時所戴的等級最高的禮冠。袁世凱登基稱帝時，改制頒行的冠禮服中，即考其古制恢復了黃帝平天冠。

實際上『衣冠禽獸』，這個詞語的有關內涵，展開來理解，即是『人無衣冠，何以異於禽獸？』對於衣冠而言，不是簡單的一件漢服，穿上就完畢了。

我們的冠呢？這就牽涉到，作為漢唐盛世時期，朝廷官學之根本，儒家第一經之【孝經】的開宗明義篇上的第一段話：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斷掉華夏文化根基的舉措是什麼？是『剃髮易服』！是通過『剃髮易服』的陽謀，強行割裂孝道的初心，來最終斷掉了中華核心文化的始終。

360多年前，當初被毀掉的，並不僅僅只是我們華夏的衣服！

之所以，我們把加冠作為社會富足強盛風貌的呈現，是有原因的。

因為，男子加冠和女子及笄，是禮樂文化圈青年男女成年的標誌。

現在，民間也在逐步的開始提倡和踐行加冠禮（及笄禮），或者集體成人加冠禮。

這中間還牽涉到兩個問題。首先，是加冠的日子，應該選擇在哪一天？

黃帝在位，始製衣冠、建舟車、制音律、創醫學。軒轅黃帝時期，有許多極為重要的發明改制，並頒行天下。其中最重要的，是從黃帝開始，正式確立了冠冕制度。

『三月三，軒轅誕』，這一天上巳節，是帝祖軒轅黃帝的生辰。

青少年行集體冠禮的話，一般建議為高一或者高二的下半學期（春期），最好就統一選在夏曆三月初三帝祖聖誕這一天。

華夏族的成年禮，為男子冠禮，女子笄禮。據經書以考，上古時代，士族以上階層已經開始普遍實行冠禮。按周制，男子二十歲行冠禮，然天子諸侯有時為早日繼承大位，執掌國政，多提早行禮。傳說周文王十二歲而冠，成王十五歲而冠。既然為了方便早日執政，可以提早行禮，為何【禮記·曲禮】中又明定『男子二十冠而字』呢？

關於黃帝即位時之年齡，古書眾說紛紜，有稱『黃帝二十而冠』者，有稱『堯帝二十而冠』者。郭店楚簡【唐虞之道】：『古者聖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聰明衰，禪天下而授賢，退而養其生。』

可以認為，『男子二十而冠』之古代禮法，應該是遵從了最初的古制，也就是遵從了當初軒轅黃帝即位，確立冠冕制度首行冠禮之古意而制定的。所以男子個人二十歲行加冠禮的話，也是有依據的。

其次，是加冠之時的名號問題。

國有青史，家有宗譜，皇帝有年號、廟號、諡號，而個人也當有姓、名、字、號。

【禮記·曲禮】中明定『男子二十冠而字』，為何不只說『男子二十冠』，要在後面加兩個字，變成『男子二十冠而字』呢？

有冠而無字，莫如不冠也。

現代的人，有名有姓的多，有字號的少。有的人可能有筆名、網名，但就是沒有表字。

劉備字什麼？諸葛亮字什麼？李白字什麼？杜甫字什麼？

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字國瑞，原名重八，後取名興宗，改名元璋。

為什麼朱元璋一開始沒有字呢？還是說蒙古統治時期，大家都不能取字呢？

元代很多人，不能有字，那為什麼明代的人，又開始可以有字了呢？

什麼時代不能正名取字？什麼時期可以恢復表德之字？需要認真思考？

當打破西式白話文運動的迷思，社會上真正掀起尊重中華傳統文化的新時代浪潮的時候，就可以理直氣壯的大規模恢復正名取字了。

孫中山有字！蔣介石有字！毛澤東有字！鄧小平也有字！

那現代的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字？表德之字，應該在什麼時候取，由誰主持，有誰參與，由誰賜予最合適？

當『正冠運動』在全社會風行後，補行加冠禮、及笄禮之人，一般應該在加冠或者及笄典禮上，事先取好五行表德之字，由師長親自賜予，並當眾宣告。

在軒轅帝祖的聖誕之日——三月初三『上巳節』，由儒學宗師或授業恩師賜字，並向父母師長拜謝，特別有紀念意義和深遠文化含義。

現代提倡的是冠名復興運動，而不是簡單的加冠運動。首先在彼此的稱呼上，就要開始改變起來。

可以預見的是，如果正冠之舉——『富強化征程』的首要標誌，在全民中真正風行起來，所產生的影響和波及面，將會比正衣之舉的『美麗化征程』本身，更為壯大。

3、和諧化進程標誌——『正樂運動』

『和諧化進程標誌』，即所謂『正樂運動』，意指通過華夏雅樂復興的標誌性運動，來開啟新時代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和諧化征程』。

音樂的內蘊是以人的情感為軸心的，古人早就將五音各調歸類：『宮音和平雄厚，莊重寬宏；商音慷壯哀郁，慘憮健捷；角音圓長通澈，廉直溫恭；征音婉愉流利，雅而柔順；羽音高潔澄淨，淡盪清邈』。

【禮記?樂記】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

（1）宮音屬土，君之象也

（2）商音屬金，臣之象也

（3）角音屬木，民之象也

（4）征音屬火，事之象也

（5）羽音屬水，物之象也

五聲律也就是『宮、商、角、征、羽』這五個音所形成的樂律系統，是中國古代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基礎和精髓，而五行說對於五聲律的起源和發展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

最早的『宮、商、角、征、羽』的名稱,出現在二千六百餘年前的春秋時期的【禮記·禮運】中，而在【管子·地員篇】中，則出現了採用數學運算方法獲得『宮、商、角、征、羽』五個音的科學辦法，採用此方法得到的『宮、商、角、征、羽』，相當於今天簡譜中的1、2、3、5、6，是樂曲中的主音，並表示了其中音階關係。

【左傳】中記載，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在回答趙簡子的詢問時說：『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意思是說，不論什麼地區、什麼形式的歌曲，也不論是用七音，還是六音，都是以『五聲』為主。這也說明了即使在不同的音樂或者不同的音階形式中，五聲都是最重要的音階。

在古人看來，音樂是人類感悟天地和諧的一種表現。宋代音樂理論家朱長文說：『聖人觀五行之象麗於天，五辰之氣運於時，五材之形用於世，於是制為宮、商、角、征、羽，以考其聲焉。』其實這已清晰地說明了五聲律是根據五行而來的。

【正聲歌】說:『木聲多遠實，鳴亮其喉間。火聲焦且散，完響望中聞。土聲沉重遠，一響眾人驚。金聲完遠妙，焦破不堪聞。水聲無散亂，清淨成群倫。』這裏的木聲就是角聲，火聲代表征聲，土聲代表宮聲，金聲代表商聲，水聲代表羽聲，這樣我們就可以依稀看到五聲發音的眉目了。

從聽覺感覺來說，宮音渾厚較濁，長遠以聞；商音嘹亮高暢，激越而和；角音和而不戾，潤而不枯，征音焦烈燥恕，如火烈聲；羽音圓清急暢，條達暢意。

【樂記】認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孔子把音樂當做國家安定或戰亂的回音器。這裏的『政』並非具體的政治觀點和政治行為，而是指在一定的階級統治下的社會生活。『通』是指音樂裏面所蘊含的道理與社會生活的實質，尤其是與階級統治下的社會生活實質有關係，兩者道理相通。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藝術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以此說明了音樂與社會生活、政治狀況的關係，提出了音樂可以表現社會的政治、為政治服務的觀點。

音樂成了世道興衰、國政治亂的一面鏡子。

明代鄭王世子朱載堉在【律歷融通·律音】中說：『凡五音，其三為綱，「宮」「商」「角」是也；其二為紀，「征」「羽」是也。綱者，聲之根本，故為君、為臣、為民；紀者，聲之支末，故為事、為物，此三天兩地之義也。』

【禮記·樂記】說：『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征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疊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當這五者的關係處於正常狀態的時候，整個社會就是正常、平衡和健康的。但是，只要有一者出現問題的時候，那麼整個社會就會出現異常。

孔子詳細地給我們講述了這五聲出問題的時候國家會怎麼樣：『宮』聲亂了我們就會知道君王過於驕恣忘形了，『商』聲亂了就知道臣子不守臣規墮落了，『角』聲亂了就知道人民的生活愁苦悲憤，『征』聲亂了則知道人民的勞役繁苦，『羽』聲亂了則知道國家人民的財物匱乏，如果這五聲都亂了那麼這個國家快要滅亡了。

於是音樂就具有了雙向社會特質。

第一，通過音樂使人們體察到社會風氣，道德情操的健康向上或頹廢腐敗，這說明音樂反映出某種社會情感和社會心態，也強調說明了音樂是社會的產物；

第二，社會風俗的盛衰，社會道德的高下是通過音樂觀察出來的，則音樂有可能影響到社會的精神狀態。這又表現出音樂在對社會產生作用和影響。

五聲律不僅能代表君臣民天下物，而且還有一個對個人來說很重要的功能『修身』。由於音樂可以從根本上使人們內心平靜、安於本分，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音樂基本上是每個文化人的必修之術，而音樂的修習，實際上就在於培養自己的情操，提高自身的素養。在中國古代文人必備的修身四課琴、棋、書、畫中，音樂的修養被放到了第一位，這不是偶然的。

在很多古典文獻中，都介紹了五聲律的每個『音』對人們的影響及被人們賦予的內涵和生命。西漢韓嬰在【韓詩外傳】中說：『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征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在中醫裏，五聲律可以對人的健康起很大的作用。五聲律還和社會的美學、禮學、易經、占卜學以及戰爭學等都有緊密的聯繫。五聲律在中國古代流傳了幾千年，在傳統文化中影響力是巨大的，影響範圍是廣闊的，大到影響一個國家的安定團結，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它們已經緊密地和古代人民的思想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音樂五聲律是宇宙萬物的象徵，是土金木火水、君臣民事物的對應物，預示着大自然的瞬息變幻規律和乾坤天地以及社會生活運轉的道理。『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音樂在與五行說的結合中力求達到人們所嚮往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在古代中國，不管是五行說還是五聲律，它們終會被納入朝廷協和天下、教化萬民的工具體系中。【周禮·大司徒】中列舉了十二種教化人民的方法，其中就有『以樂禮教和，則民不爭』的內容，認為五聲律所代表的華夏傳統音樂能從感情上求得人與人之間的妥協中和，使社會的各個階層親睦和愛，這樣就能使『尊卑、親疏、貴賤、長幼、男女、內外』等倫理的差異通過音樂的作用而調和起來，讓各階層的人經過音樂的感化和薰陶，和諧地相處在這個社會的統一體中。

由此可知，復興華夏雅樂的『正樂之舉』，內容豐富，影響廣大，必將會吹響新時代中華文化偉大復興『和諧化征程』的號角。

4、有序化進程標誌——『正禮運動』

『有序化進程標誌』，即所謂『正禮運動』，意指通過華夏禮儀復興的標誌性運動，來開啟新時代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有序化征程』。

何為『禮』？【說文解字】載：『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豐。』

由此看來，『禮』原指一種祭祀的儀式。後來隨着宗教文化的發展，『禮』由最初的原始宗教性功能逐漸轉化成為一種內容繁多、範圍廣泛，涉及社會行為各個方面的行為規範，這時的『禮』明確、嚴格地規定了上下等級、尊卑長幼之間的秩序，對全社會成員具有極大的強制力和約束力。

早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古聖先賢制禮作樂，形成禮樂制度，運用『禮』教與『樂』教，形成了一套禮樂制度，來維護家國天下秩序與社會人倫和諧，構成了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政治文化制度。禮樂文明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至今仍有其強大的生命力。

在先秦的夏、商、周諸禮之中，周禮是最為完善的。周人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之上，創造性地制定了反映倫理道德規範、國家社會秩序的周禮，從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具體而詳盡地規定了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準則，用嚴格區別親疏，長幼，貴賤，尊卑，上下，男女等的宗法制度和等級制度，來維護和鞏固國家統治。

孔子的『禮』就是在周禮的基礎上進行損益和變革而形成的。在『禮崩樂壞』的時代背景下，孔子對周禮進行了合理的改造，擴大了『禮』的價值內涵和普及範圍，使『禮』由協調人際關係、穩定社會秩序的道德規範和禮節形式，上升為『為國以禮』的政治制度。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

『禮樂』，現代意義上去理解，簡而言之是指禮節和音樂。古代帝王常用興禮作樂為手段，以求達到尊卑有序、遠近和合的目的。

禮樂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養性，體悟天道，謙和有禮，威儀有序，這是中國古典『禮樂文化』的內涵和意義所在，也是聖人制禮作樂的本意。

【樂記】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是說樂的作用在於和合內外，禮的作用在於區別次序。然而，禮和樂雖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卻是相輔相成的。『異中有同』，是謂『禮中含樂』。『同中有異』，是謂『樂中含禮』。萬事萬物皆負陰而抱陽，這也體現了東方古老的陰陽哲學觀念。

『禮』是為了區分貴賤等級，『樂』可以使人互相和敬，兩者結合，為的是維護上下等級秩序，鞏固統治基礎而更有效地統治國家。禮樂制度是周公在前代禮樂的基礎上考定增益後而頒行的，使貴賤有差、尊卑有別、長幼有序，進而形成和諧有序的社會統治基礎。

在周禮中，『禮』與『樂』是相互配合、相輔相成的，『禮』體現為等級制度的規定和要求。但是僅僅有『禮』是不夠的，單純強調『禮』可能會造成等級間的距離和人際關係的冷漠，而『樂』的作用就是與『禮』相配合，起調和關係、融合感情的作用，消解由『禮』所帶來的等級差別感，以達致和諧的理想境界。二者雖然功能各不相同，但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完整有序的社會政治制度。

自周朝以後，歷史上每個朝代興起後都要有一番『制禮作樂』之舉，或者把前代流傳下來的禮樂加以改造，或者根據當時的需要制定新的禮樂，歷代史書裏面都有一部【禮樂志】。那麼，在西周『制禮作樂』至春秋戰國『禮崩樂壞』，再到以後每朝每代的『興禮復樂』，這中間明顯存在着一個斷層。

是誰將這個斷層連接起來的呢？儒家是其主要的貢獻者，儒家創立者孔子則是繼周公之後，發展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他一方面繼承、推廣和宣揚禮樂文明，整理、傳播了記載古代禮樂文明的儒家經典『六經』，另一方面以禮樂為解說對象，着力彰顯禮樂文明的精義，強調禮樂文明的人倫教化和治世功能。

孔子重塑傳統禮樂文化的終極目的之一就是社會秩序，其大力主張周禮的恢復和遵守，也是旨在重返王道政治權威下的社會秩序。不過，這種社會秩序與政治等級的實現和維護，在孔子看來，其實是不僅需通過禮加以推行和保證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而且更是以包括君臣上下關係在內的人倫之間的對待與和諧相處、彼此相互尊重各自人格為前提的，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當然，孔子的這種『和諧有序論』，是離不開整個社會的人倫和諧化與人際有序化的，最終是以全方位的各種倫理道德之自覺達成調適而實現的。

以道德倫理為本位的孔子禮樂觀，實質是使每個個體在平時禮樂的教化中，區別於他人而又調適於社會，自我與他人在推己及人、換位思考中和諧相處。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等各類人倫關係中，個人以相應自覺形成的道德倫理，如仁義禮智信等，修養身心而又融洽社會。在外在的『禮樂』養成個體的德性的同時，將世間的這些人際倫理，內化為個體的道德自覺意識乃至自身的生存需要，使『禮樂』最終符合人類成其為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共同體的倫理要求與道德訴求。

對於『正禮之舉』的操作層面而言，初始階段應分為個人正禮與集體正禮。

個人之正禮，重在興復『正坐』與『揖禮』。

集體之正禮，重在興復『祭禮』與『冠禮』。

至於國家層面之『公祭』乃倡議如下：

（1）天道大祭之典（天地自然，宇宙化生）

（2）黃帝公祭之典（軒轅帝祖，開啟文明）

（3）孔子公祭之典（至聖先師，傳繼道統）

（4）聖賢公祭之典（明德聖王，修治賢良）

（5）英烈公祭之典（功勳英雄，犧牲烈士）

以上『正禮之舉』，僅僅是提綱挈領，以期達到綱舉目張之效。不過，構建和諧有序社會的過程雖然可能漫長，但是這一復興華夏禮儀的『有序化征程』，終將鋪平新時代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最後終極大道。

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來講，我們聚焦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通過華夏衣冠禮樂復興的標誌性運動，來推動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新『四化』，以最終實現全面建成新時代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夢想。以衣冠禮樂的復興為引領，開啟了『和諧化、有序化、富強化、美麗化』的偉大征程，就開啟了全面建成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

實際上，衣冠禮樂之復興，可以先由衣冠入手，進而帶動禮樂之興。衣冠僅是表象，禮樂方為本質，二者互為表裏。只有華夏內在核心的禮樂文化真正復興，才是中華文化在全球化時代的真正意義上的全面偉大復興。

當然，要真正徹底講清楚，『衣冠禮樂』復興為載體的中華文化復興歷程構想，也就是『和諧、有序、富強、美麗』的新四化征程脈絡和路線圖，涉及到的有關方面的許多問題，需要花更多一些時間來仔細梳理闡述中華文化以及全球文化演進的相關知識和脈絡，限於篇幅，僅略而言之，容後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