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梦谁先觉　隆中对质疑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刘备偕关羽、张飞再往隆中，两次造访不遇后，这回终于见到慕名已久的卧龙先生，于是便有垂名千古的隆中对。刘备慨陈匡扶汉室之志，直问计将安出，诸葛亮从容答曰：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唯将军图之。

这段话抄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文辞稍有改窜（如“待天下有变”，原文作“应天下之变”），意思几无差别。诸葛亮未出茅庐，三分天下已廓然在胸，后人对诸葛亮量时审势的战略擘划多有称道。不过，学者对此亦有訾言。如王夫之认为，“向宛洛”和“出秦川”并非良策，乃谓：“是其所为谋者，皆资形势以为制胜之略也。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读通鉴论》卷九）按，句中“形势”指山川地理，但依王夫之看法，凭恃山川之利只能立足偷安而不能作为长策，即使“跨有荆益”亦不足以“应天下之变”。

不过，“跨有荆益”这说法可略作讨论。如果刘备真能拿下荆、益二州全境，就不是仅仅凭恃“形势”而已。这两个州加一起地盘很大，大约相当今之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五省，外加河南、陕西、江西、广东、广西五省区各一部分。如果真是掌握了这两个大州，曹操日子就不好过了，更不用说孙权。然而，赤壁大战之后，荆州东边归了孙吴，江北仍在曹操手里，刘备只占了南边零陵、桂阳、长沙、武陵四郡。这四郡亦看似不小，多半却是“五溪蛮”的地界。

战后瓜分荆州，已经不是原来隆中对设想的局面。落到刘备手里的地盘不但大为缩水，而且由于赤壁拒曹军事上以东吴为主力，孙权理所当然认为荆州应属东吴，刘备所得四郡合法性也成问题。这就给后来蜀吴之间两次大战埋下了祸根。

隆中对在曹操南下之前，其时撺掇刘备攫取荆、益二州，不外乎以鸠占鹊巢的方式取代刘表、刘璋。可是，一边喊着光复汉室，就向两位宗室下手，怎么说也是悖谬。当然，这不是重点。问题是，撇开那套政治伦理不说，诸葛亮实未料及曹操先向荆州伸手，更未想到战后局面。荆州号称“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本想拿来作为安身之地，可曹操未到襄阳刘表已殁，牧二代刘琮举州降曹，旋即便是刘备的敦刻尔克时刻。所谓“应天下之变”只能是逃命，真到要紧关头，一切都不在诸葛亮算度之中。

而且，整个大撤退过程中，亦未见卧龙先生有何力挽狂澜的妙策。小说家显然意识到，关键时刻诸葛亮的“缺位”不符其神机妙算形象，便以火烧新野、水淹博陵渡等虚构情节敷衍故事。在史家笔下，这期间诸葛亮只是跟从刘备一路逃窜，根本毫无作为。《蜀书》先主传曰：“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诸葛亮传曰：“（先主）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

不过，先主传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刘备撤退过襄阳，仓皇之际，诸葛亮竟惦着趁乱拿下荆州——“诸葛亮说先主攻（刘）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这不是刘备忍不忍心的问题（不忍心也是面子上的事情）——逃命都来不及，还想火中取栗？史家对诸葛亮此策多有驳议（卢弼《三国志集解》先主传注引各说）。其实，这是替隆中对作注脚。荆州若落入曹操之手，“跨有荆益”之大计则无从谈起。盖因诸葛亮当日未能算准后边的棋路，此际不取荆州，怕是以后再也没机会了。

《蜀书》先主传未记刘备与诸葛亮相遇何时，史家认为当在建安十二年（207），乃据诸葛亮出师表推算。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上疏曰：“（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如此上推，正是建安十二年。其实，彼时天下大势已基本明朗——北方各路豪强不是折在袁绍手里，就是被曹操所灭，之后曹操再灭了袁绍父子。至此，诸镇只剩荆、益二州和东吴，汉中张鲁和西北韩遂马超自是无碍大局。

诸葛亮规画三分天下，其二分已成定局，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权“不可图也”，这都是明摆的。不确定因素只在刘备这头。诸葛亮押刘备日后崛起，算是押对了。

可是，别人亦早已窥识刘备王者之相，并非诸葛亮独具慧眼。建安初，刘备失徐州后投靠曹操（按，据先主传裴注引《英雄记》，事在建安三年）。据武帝纪，当时程昱就担心刘备日后成势，亟劝曹操杀之，乃谓：“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另，郭嘉亦以“备终不为人下”劝说曹操（郭嘉传裴注引《傅子》）。

其实，曹操心知肚明，他自己当面就跟刘备说过，“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按，袁绍字）之徒，不足数也。”（先主传）这就是小说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之本事。曹操之所以不杀刘备，是缺着合适的口实，还是想留着他替自己去扫除其他障碍？似乎一时尚在犹疑之中。所谓“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那只是说说而已。及至刘备奔徐州杀车胄，曹操大悔，却已鞭长莫及（武帝纪、程昱传）。

建安五年春，董承等人密谋诛曹之事败露，曹操亲自率军东征刘备。其时正面战场恰与袁绍相拒，曹营将领都大惑不解：“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却怎么说来着——“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尽管刘备尚于夹缝中挣扎，而在曹操心中实为头号敌手。

三分天下，刘备应占有一极，明眼人早在意料之中。诸葛亮十年之后作此判断，不算特别高明。

建安初年，东吴孙氏已渐成气候，但曹操帐下的谋士们却未以为对手。曹操迎銮驾后，一度为吕布、张绣所扰，而荀彧则认为，“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荀彧传）曹操与刘备论天下英雄，亦未提及孙吴。当然，那时候曹操还顾不上江东这一块。

看《魏书》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诸传可知，曹营庙筭不作长时段战略预测，关注点主要在各方横向之互动，若是从当日盘面往前推演一两步，已是妙算。如，建安三年征张绣，荀攸认为不如“缓军以待之”，因为张绣与刘表“相恃为强”，急攻之下势必抱团，缓则刘表不能长期供养张绣。那次曹操不听荀攸而大挫，正是刘表为张绣解围。又如，袁绍死后，曹军攻伐袁谭、袁尚“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攻之，郭嘉却怕急攻之下形成相持局面，认为不如先取荆州，因料想谭、尚二子必然内斗。果然，曹军南下途中，身后冀州那边已经掐上了。这样的谋算只是思路清晰的推演，没有宏大叙事的预言和战略构想。

曹操既挟天子，目标自是总揽天下，但曹营智库考虑问题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东吴很长时间不在他们视线之内。然而，曹操心里实未必轻视东吴。《吴书》孙策传有谓：“是时，袁绍方强，而（孙）策并江夏，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又，裴注引胡冲《吴历》曰：“曹公闻（孙）策平定江南，意甚难之，常呼‘猘儿难与争锋也。’”（按，猘儿喻威猛后生）赤壁战前，程昱认为孙权不能独挡曹军，因料定孙权必与刘备结盟，其论证的前提是“曹公无敌于天下”（程昱传）。不过，曹操却将孙刘连横看得更为严重，《三国志》有这样一个夸张的细节：“曹操闻（孙）权以土地业（刘）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吴书》鲁肃传）

曹操作为强势一方，最怕其他各方相互援结，凝成一股对抗自己的力量。他对付各路豪强的基本策略是各个击破，这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屡试不爽。

赤壁之战，是曹操第一次遭遇两股势力有效的联合抵抗，到头来铩羽而归，使得孙权得以壮大，亦使刘备有了自己的地盘。这一过程充满了种种变数，事情并非按照隆中对的棋路走下来，结局倒是略近诸葛亮三分天下的预想。下一步，刘备就要取西川了。关键是这个结局，犹似历史的谶应，隆中对的战略构想这就有了《推背图》式的惊人效果。

隆中对作为一个预言，却很有历史学的归纳性特点，虽说不能作战略推演。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写在诸葛亮传中那番话是后人所傅会。但是有一点不能不说，被叙述的诸葛亮只能是事后诸葛亮，史家之叙事不是预见未来，而是讲述过去的故事。

在《三国志》中，类似隆中对的战略谋画另有一例，就是鲁肃投奔东吴后与孙权的合榻对谈，见于《吴书》鲁肃传——

（孙）权即见（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之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

鲁肃所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无疑是一个清醒的判断。比起诸葛亮与刘备以复兴汉室为目标，这样的认识显然更具现实感。鲁肃这里没有提到刘备一方，因为当时刘备还在徐州，故设想先从荆州刘表那儿下手，这跟诸葛亮的想法一样。“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鲁肃的战略意图是划江而治，与曹氏二分天下。拿下荆州，继而再入西川。取刘璋地盘，这也跟诸葛亮想到一处。“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孙权嘴上仍称辅助汉室，却被这番帝王之论说得心动。其中“以观天下之衅”的说法，跟诸葛亮所谓“应天下之变”亦如出一辙。不过，鲁肃这里用“鼎足”一语，有些令人生疑。清人何焯认为，彼时刘备尚无寸土，“鼎足”乃事后傅会之词（卢弼集解注引）。此处《通鉴》作“保守”，却也不似鲁肃本意，东吴已据扬交二州，又欲将荆益收入囊中，岂能言之“保守”？

其实，不是鲁肃跟诸葛亮想到一处，而是诸葛亮完全蹈入鲁肃的思路，即便可称“英雄所见略同”，亦须分辨孰先孰后。鲁肃的谈话是在何时？本传未见时间记录，但鲁肃投孙权麾下是在建安五年（传中前叙周瑜劝说鲁肃“择君”投奔东吴，谓“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据吴主传“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正是建安五年），二人对谈应该就在当时。从时间上看，这比隆中对早了七年——刘备到荆州是建安六年，与诸葛亮相遇又在六年之后。鲁肃早在七年之前如此擘画天下，只是没能预见将来刘备也要分一杯羹。但正是由于这种变化——从划江而治变成了三分天下，事情的结局就跟隆中对合上榫了。于是诸葛亮成了预言大师，鲁肃与孙权的合榻对谈渐然被人淡忘。

鲁肃在《三国演义》中是一个老实忠厚的窝囊角色，可是从《三国志》本传看，却是不折不扣的战略大师。曹军南下前，东吴一直按照鲁肃的西进思路攻打荆州东大门江夏，灭了老冤家黄祖。可是，这时候跟七年前的形势不一样。刘表死后，如果没有曹军攻来，恐怕东吴也难以拿下荆州，因为诸葛亮必占先机。但鲁肃的脑子就是转得快，当初他没有把刘备当回事儿，而形势一变，也是他首先想到要与刘备结盟。尽管东吴与荆州连年死磕，这当儿鲁肃却以吊唁刘表名义请求赴荆州会晤刘备。本传记述其事曰：

刘表死，（鲁）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曹）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孙）权即遣肃行。

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肃迳迎之，到当阳长阪，与备会，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按，诸葛瑾字子瑜，诸葛亮兄）友也”，即与定交。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

当阳长阪是曹军围追阻击刘备之处，鲁肃此行可谓在刀尖上行走。跟小说叙述的情形不一样，据孙权、鲁肃诸传，联合拒曹的动议首先出自鲁肃，而不是诸葛亮。《蜀书》亮传似乎要将这份功劳归于诸葛亮，有谓：“（诸葛）亮以连横之略说（孙）权，权乃大喜。”但从上述引文看，诸葛亮出使东吴当在鲁肃赴当阳之后。

宋人苏辙有《三国论》一篇，论说刘备何以不如曹操、孙权二人，有谓：“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其主要论据是这样三条：“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最后一条“不忍忿忿之心”，指关羽死后亲征东吴之事，此姑不论。前面两条其实说的是诸葛亮。“弃天下而入巴蜀”实为隆中对之谬，在苏辙看来，立国于西陲自然失去争天下的机会。诚然，这是因为荆州已失。如果按诸葛亮原先“跨有荆益”的构想，局面就完全不同，但说到底那也是一厢情愿。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蜀汉在益州苟安四十余年，拜隆中对所赐；其终究未能“出秦川”而驰驱中原，亦显出诸葛亮谋略之短。陈寿将诸葛亮比作管仲、萧何一类治国良吏，却并不称许其军事才能，评曰：“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诸葛亮传）乃谓其多年北伐而寸土未得，究其根本，当初隆中之决策，天时地利都大有差池。

司马懿对诸葛亮有这样一句评语：“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与司马孚信，见《晋书》宣帝纪）他们二人缠斗多年，彼此都深知对方长短。

回看小说第三十八回草堂一幕，诸葛亮昼寝才醒，口吟诗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面对求贤若渴的刘备，直是一副先知口吻。他必须摆出绝对自信甚而自负的架势，让人顿生“先生不出，如苍生何”之慨。小说此节描述极好，诸葛亮侃侃而谈，刘备傻傻地听着，以为天下大势皆在画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