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璐·中醫大顯身手的時候到了，但要達到人民和時代的期望，需回答好八個問題 ...

思考『中醫文化』這一主題時，應該對『中醫』一詞的含義進行反思和審視。『中醫』之『醫』與『西醫』之『醫』並非同義詞。『中醫』之名，乃因西方醫學進入中國而來，國人慾與之『區別』而興起，至今不過百餘年，但已在一般人心目中將兩個『醫』字等同看待。實則，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別。隨着大眾文化素養的提高，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從根底上理解中西醫的差異。

西醫是文藝復興後由宗教場所分化出來的，不可避免地帶着基督教信仰和教義的烙印，但因同時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又本着『現代理念』（也可以說『工業化理念』）而發展。

自其成為一種專業、職業、學科起，即被歸為自然科學一類，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西方自古希臘—羅馬開創的學術開始分為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個領域，而且隨着『現代性』的發展，兩個領域的距離越來越遠，時至20世紀，兩個領域已互不關涉，而且形成了嚴重的對立，但其二者的發展演變之路卻十分相似：內部分支越來越多，學科越分越細，細到被西方自然科學家戲稱的『碎片化』。這也正符合從中世紀到現代西方二元對立的理念。

在這種歷史、社會環境中，西方醫學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為：人是物質的；身體和精神是二元的；人體就是一台台機器，由多種部件組成，是可以拆卸和組裝的；最終人類對自身是可以完全認知的；任何認知必須經過實驗的證明，經得起反覆驗證，因而所得結論具有普適性。

中醫，則是中華民族在上萬年的農耕生產與生活實踐中，在與大自然相處、適應大自然的變化過程中，親身體驗、隨時觀察、不斷總結而形成、發展、壯大的。這和中華民族對社會和宇宙的觀察，和基於對主觀和客觀世界進行反思和冥想所得到的結論完全一致。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引用【黃帝內經】的一段文字為例：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

岐伯曰：遠乎哉問！夫治民與治自，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者也，夫唯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

『心藏』，蓋即『非常道』『非常名』的奧妙，也就是佛家所說的『不可言說』。黃帝知其非語言可以表達，還是要問，目的是既治民，也治身，以達萬世太平。岐伯以一個『遠』字讚嘆黃帝之問，不僅是針對黃帝意欲傳於子孫而無有終時的意思，也有指其問已經高升至超越現實人間，進入玄而又玄的境界，也就是形而上層次的含義。

隨後，岐伯把『治民與治自，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貫連起來，也就是指出萬事萬物之理是相同的。而此理，不過就是『唯順而已矣』。此『順』字，也就是道家所崇仰的『自然』。這一思想，自南北朝到宋代，被儒家充分吸收，歸結為『理』『天理即人理』，完成了從先秦比較籠統、感性的認識轉化為精細、理性的論述，而且『下學而上達』，影響了千年來的執政者，又普及於城鄉百姓，使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根基築得更深、更牢、更廣。

與西方醫學相對照，中醫的特色就顯現得更為清晰而深刻了：中華文化中的整體觀（『萬物一體』，『人』亦一體，身—家—國—天下一貫）、中和觀（『允執厥中』）、同異觀（『理一分殊』、共性與個性）等等。中醫治病講究辨證論治、疏通順和，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中醫』之『醫』附上一個含義：此『中』字，即中庸、中道之『中』；中醫者，中和之醫也，它不只是形而下的『器』，同時也兼有形而上的『道』。

如此一個世界上幾乎是獨有的、傳承了幾千年的醫道，為什麼在近百年來卻抵不過只有不到200歲的西方醫學，經歷了多次幾乎斷絕的噩運，至今還需要人們呼喊，為自己是不是『科學』而辯爭呢？根源就在其自身的停滯甚至後退，而這種停滯又是制度腐朽、積弱積貧、社會麻木、文化不振的結果。

關於中國醫道和西方醫學孰優孰劣的爭論，大約起始于洋務運動時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談何容易!『體』既羸弱而不自信，怎能越過存在於『醫』背後的宇宙觀、價值觀、倫理觀的差異？於是上世紀20~30年代甚至出現了『廢止舊醫』之議，而當時的政府崇尚西醫，任中醫自行生滅，直到新中國成立前，西醫已呈壓倒之勢。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制訂了中西醫結合的方針，中醫從此獲得了『起死回生』的大好機遇。中西醫結合，這是革命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是中華民族『中和』文化的體現。

60多年來，中醫的命運也有所起伏。幸虧國家保存、出版了大量優秀典籍，許多名醫各有傳承，同時有廣大人民對中醫的認可。古人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完全靠父子相承的期望已不適用於今天，我們可以把『三世』解讀為師生相傳的過程，這樣就顯現出中醫重視經驗積累、講究繼承和發展的精神了。

現在，進一步弘揚和發展中醫的時代到來了。這真是國家興則文化興，文化興則中醫興啊。國家越來越重視發展中醫，制訂了相關法律法規，全面小康社會對健康和康復有着前所未有的迫切，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現在的確是中國醫道大展身手的時候了。

但是，我們做好飛向未來的準備了嗎？我的回答是：沒有，而且距離時代和人民的期望還很遠。要積極而又穩步地把中醫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發揮出更大的威力，除了國家、社會的支持、保障之外，國際環境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而中醫自身也須回答並解決一系列問題，就此我列舉幾個問題：

第一，中醫何以能夠延綿數千年，屢遭社會動盪卻能衰而復起？要回答這個問題，除了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自身的醫學史之外，還應從文化學、社會學、民族學、歐洲史、殖民史、博物學（動、植、礦、土）、物理學、氣象學、天文學等等多個領域的視角綜合、融匯地考察。

第二，構成百年來中醫沉寂乃至蕭條的主、客觀因素有哪些？

第三，中國醫道是『科學』嗎？說它是『偽科學』，『真科學』在哪裡？判斷真偽的依據是什麼？這依據或曰標準是誰制定的？

第四，為什麼許多國家的政要，甚至主管醫藥衛生的高官，紛紛跑到中國來看中醫，或在該國的中醫診所就診，而中國不少有錢人卻要到國外找醫生？

第五，為什麼絕大多數中國百姓相信中醫（【中國青年報】2006年調查），而在高級知識分子的情況與之倒置？

第六，中醫以治未病、欲病、已病和助人康復著稱，何以現在『養生』的商業氣氛濃於醫界？世界獨有的成系統、有理論的養生學怎樣走向世界？『亞健康』其實就是『欲病』，中醫怎樣擔當起解決這一現代社會相當普遍性困擾的重擔？

第七，在『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事業中，中醫應該並可以承擔什麼樣的職責？

第八，『中西醫並重』『中西醫結合』在體制、機制、人才培養、藥物保障等方面，需要採取些什麼措施？志在中醫的年輕人，應該先打好什麼樣的基礎？是中華人文、中國哲學、中醫基本醫理？還是解剖學、西方病理學、藥物學、傳染病學？

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還有很多，發展中醫之道、弘揚中醫之『仁術』『精誠』的精神，並不是和西醫唱對台戲，更不是反對或排斥西醫，但是要想達到中西醫並重、結合和融匯仍需要不斷努力，這是一個跨越式的提高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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