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研究與中國哲學的範式及『合法性』問題

中國哲學的範式與『合法性』是一個相關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研究的頭等大事。因此，有必要對這個問題做一個徹底的清理。本文囿於篇幅，只能述其要略。期望學界視為引玉之磚，進一步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學者與工匠的接榫處：運用範式處理材料

學術研究說到底，就是如何用範式來處理材料。在同一範式下，新材料的發現有助於學術的創造和突破。例如王國維的【殷墟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利用甲骨文新材料考證【史記·殷本紀】之正誤，成為現代中國歷史學研究的典範。在這個意義上，新材料可以說是推進學術前進和發展的『新能源』。而面對同樣的材料，運用新的範式則是學術創造的新契機。例如湯用彤運用亞里士多德哲學範式對魏晉玄學的研究，是現代中國哲學研究的里程碑，至今仍然是中國哲學的一座巔峰。因此也可以說，新的範式是推進學術前進和發展的『新技術』。

由此可見，學者的工作其實與一些工匠的工作非常類似。裁縫的工作就是用一種服裝的樣式來處理一段衣料。服裝的樣式也是一種範式，比如西裝、旗袍、馬褂、長袍等；衣料比如棉布、毛呢、裘皮、絲綢等就是材料。各種不同的材料自然價值不同，服裝樣式自身也含有各種經濟、文化和審美等價值。一種時尚的樣式會引領大眾的服裝趣味，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設計師的功能、價值和意義由此體現出來。而同樣的樣式由於衣料的不同，構成一件服裝的價值也有天壤之別。比如相同樣式的一件絲綢旗袍顯然比棉布旗袍價值高出很多，一件裘皮大衣的價值更是一件棉布大衣所無法比擬的。這個道理也存在木工、石工、玉工等工匠之中。玉工的工作就是如何把一塊璞玉製作成一個人物、動物、植物等形象或裝飾配件。物體形象和配件形狀是一種形式，也是一種範式，璞玉本身就是材料。就像高明的裁縫做出一件漂亮得體的服裝、高明的玉工製成一個巧奪天工的作品一樣，學者研究成果的價值和水平的高下，也取決於對那些作為研究對象的文本材料的解釋深度和解釋本身的自洽程度，研究的範式自然蘊含在創造過程之中。可見與工匠一樣，如何運用範式處理材料是學術研究的兩大基本元素。

從工匠的工作我們知道，第一，玉工和裁縫在製作一件作品時，必須對於材料（璞玉和衣料）進行雕琢、裁剪，正所謂『殘朴以為器』，『白玉不毀，孰為珪璋！』（【莊子·馬蹄篇】），因而必然打破了材料本身的天然（璞玉）或原初（衣料）統一性；第二，在作品成型過程中，材料除了被採用的部分，一定會有剩餘，而且成為廢料（對於這件作品來說）。因此，無論一個多麼高明的工匠都不可能窮盡所有材料的用途；第三，材料的意義都是被工匠在製造過程中揭示出來的。材料本身不存在與作品之間天然的或必然的聯繫。一段璞玉或衣料，它不會必然要成為什麼樣的玉雕形象或某種服裝，也不可能只能成為某種玉雕形象或某種服裝。它們對於工匠開放的可能性是無限的。當然，完美的作品形式和材料之間的恰當，往往給人們產生天然、自然的錯覺，而這正是大匠手藝展示出的天才。

學術研究也同樣如此。由此，我們必須指出學術研究通常存在的一些誤區和盲點。第一，任何學術研究過程都會改變原始文本（材料）的原初意義統一性；第二，任何學術範式都無法窮盡原始文本（材料）本身的意義，必然會存在一些原始文本（材料）解釋之後剩餘的『廢料』；第三，任何範式與原始文本之間都沒有必然的、天然的聯繫。因此，原始文本（材料）本身的意義都是被解釋者解釋出來的。而且，原始文本（材料）的解釋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故而對於原始文本的解釋永遠不會終結。因此，在原始文本的真偽問題解決之後，邏輯自洽是學術研究包括自然科學的終極法則。

【莊子】可能一經面世就有各種評論。今日見到荀子所謂『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解蔽篇】），就是關於【莊子】的著名論斷。可見源遠流長的【莊子】研究應該起始於戰國。概而言之，【莊子】研究的歷史也是【莊子】文本新材料的發現，以及【莊子】文本用某種範式被如何處理的歷史。從材料方面來說，自西晉郭象編訂【莊子】以來，新材料的發現只有少數寫本和漢簡，沒有構成對於【莊子】現存文本結構的根本衝擊和甚至局部顛覆。從範式方面來說，古代中國關於【莊子】的研究，都屬於諸子學的範式。這種範式在形式上，不外註疏、點評、紀傳、詩文等等。著名的郭象注、成玄英疏、陸德明【莊子音義】是這種範式的典型。清末郭慶藩的【莊子集釋】集中呈現了這種形式。在內容上，這種研究範式則運用古代中國學術的話語體系，評論【莊子】的思想情感、才性智慧，展示出中國古典學術的思想風貌。【莊子·天下篇】是運用這種範式的典型：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從學術評價到語言風格，這段文字都給人極為強烈的衝擊。

【莊子】研究的純粹諸子學範式一直延續至清末民初。嗣後肇啟了【莊子】的文學、哲學研究先河。時至今日，【莊子】的諸子學研究範式不僅沒有終結，而且有着嶄新的推進和發展。不僅清末民初的王先謙、章太炎、錢穆、蔣錫昌等皆有傑作，而當代莊學大家王叔岷的【莊子校詮】也是這種範式的代表性成果。但是，純粹哲學範式的【莊子】研究，今日仍然難得一見，可謂鳳毛麟角。其中首要的問題在於，今日的【莊子】研究在諸子學和哲學之間仍然存在觀念和方法上的重大含混和模糊。當然，【莊子】的哲學研究範式，也不可能與諸子學範式截然斷裂。因為對於【莊子】的任何研究都必須依託於文本，而文本的解讀最終離不開字詞的訓釋和版本知識。儘管如此，哲學的範式與諸子學範式之間的界限依然是十分清楚的。在學術的主旨和精當的表述上如果將二者混淆，將會大大損傷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甚至使研究成果淪為不倫不類之物。這其中的核心問題還是在於『什麼是哲學』，進而『什麼是【莊子】哲學』。

回答這個問題自然涉及到中國學術的古今之變以及中西學術的體系性差異。

西學東漸，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國人向西洋學習的內容和重點，從器物層面轉向制度和學術文教。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從傳習方式上直接肢解了傳統的學科分類。及至一批現代大學在中國建立之後，古代中國的知識體系即『四部之學』，在制度上就完全被西方現代的知識體系所取代。以現代中國大學為標誌的所有知識傳承與創造活動，幾乎全部都是在西方現代知識體系的範式之下實現的。簡言之，當下中國的知識體系就是現代西方的知識體系，這個體系大致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與古代中國的『四部之學』相比，這是一個全新的知識體系。

具體而言，在由『四部之學』向現代科學知識體系轉換過程中，自然科學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幾乎是直接接軌，沒有遺失。對於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來說，這種轉換雖然遇到一些難題，但並不尖銳。然而，在人文科學中如何整合『四部之學』，則是困難重重。檢視一百年來的中國人文學科研究歷程，文學研究基本上實現了與傳統集部之學的分治和對接。中國的歷史學研究也實現了與史部之學的基本分治與對接。而考古學更是嶄新的。雖然古代中國有兩次重大考古材料發現，即漢代孔壁藏書和西晉汲冢竹書發現，但都不是考古學。從甲骨文發掘開始，中國考古學正式啟程。然而，與文學、歷史學、考古學等情況有所不同的是，雖然從胡適、馮友蘭、湯用彤、張岱年開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也建立了現代學術的範式，與『四部之學』進行了明確的標識，可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關於中國哲學的範式問題卻很尖銳地提出來了。

    『中國哲學』之意義辯證

哲學是一門源自古希臘的學問，在西方歷經兩千多年長盛不衰，發展成為波瀾壯闊的大潮。而在西學東漸一百多年之後的今日中國，中國古代是否有『哲學』卻成為一個問題。『中國哲學的合法性』這一命題，一度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其實，從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的著名論斷來看，這個問題的實質在於，『軸心時代』那些不同地域、民族的先知們的思想，是否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如果中國的先哲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們的思想理論，在基本問題和意義旨歸上，與蘇格拉底、柏拉圖們具有本質的相同或相通，那麼，他們就可以一起被稱為哲學家，而所謂『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也就隨即迎刃而解。

人類的歷史演進是一個從野蠻到文明的過程，也是一個文化發展的過程。文化和文明的成果凝結在人類對於世界和自身的思考和認識之中。全部人類的歷史也展示出這種思考和認識的階段性特徵。人類從脫離動物界而成為人類的初始，就具備一個不同於動物的本質特徵，即人類除了具有生存和繁衍的動物本能之外，還有理性的思考能力。思考的內容不僅是日常的經驗活動，還包括一些超越經驗的問題。例如：人類和宇宙萬物是什麼？人類和宇宙萬物是從哪裡來的？宇宙萬類運行的法則是什麼？宇宙萬類是否具有一個共同的基質，即具有根本的統一性？早期人類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和解釋，都是在本氏族的宗教和創世神話中表達出來的。因此，18世紀意大利學者維科（G.Vico1670——1744）提出，是否具有原始宗教、婚禮和葬禮，是地球上所有民族成為人類的標誌。同時他認為，人類從初始的蒙昧階段進入文明社會，必須經過原始宗教、神話詩歌再到哲學。哲學不同於原始宗教和神話詩歌，在於它對人類和世界最根本問題的思考和探索，是從宇宙萬物自身而不是從神秘的外在力量例如人格神之中來尋找答案。

由此可見，從原始宗教、神話詩歌到哲學是人類文明與思維的飛躍。哲學的出現，是一個民族思維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一個民族思維成熟的標誌。故西方是在荷馬史詩之後，才有古希臘哲學。被譽為西方第一個哲學家的泰勒斯（Thales盛年約在前585/584），就是因為他說出了『萬物的本原是水』。這個論斷首先是對於世界本源的思考，其次是這個看法跳出了原始宗教的窠臼。偉大的希臘哲學由此展開。

中國古代的先哲們所思考問題，從本質上看，與西方哲學家一脈相通。但是，雖然中國古代哲人與希臘哲學家思考的問題大致相同，甚至在思維方式上也是一致的，表述方式卻有很大不同。先秦時期的老子、孔子等人的著述，是箴言警句和語錄對話體，類似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兩漢以後的哲人著述基本採用對於先秦典籍的註疏、箋證方式。像亞里士多德那樣系統而又完整的哲學著述，在古代中國沒有發現，即使是【莊子】【荀子】等也不完全與之相同。當然，更應該說明的是，中國古代先哲不可能有現代學科意義上的自覺的哲學學術建構。

因此，即使像對中國古代學術基本無知並充滿偏見的黑格爾，也沒有否定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從後來的世界歷史來看，具有完整哲學思想和理論體系的民族，在古代只有古代希臘、印度、阿拉伯和中國。在文明的進展和民族思維的進化上，中國哲學出現的進程與『軸心時代』完全一致。而有些民族則至今沒有出現影響世界的哲學體系。因此，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智慧寶藏，也是全人類的智慧瑰寶。近代以後，歐洲、美國特別是德國、法國哲學，成為現代哲學的領軍。中古以後，中國沒有出現產生世界影響的哲學家。

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這是當下中國學者反思的重點問題之一，也是建構中國哲學的起點之一。

由此可見，所謂『中國哲學合法性』本來不是問題。當然，20世紀末葉提出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其中隱含着一種意識，是對於20世紀以來中國哲學研究範式的質疑。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在1919年面世，真正開啟了中國哲學研究的先河，也初步建構了中國哲學的研究範式。其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湯用彤的【魏晉玄學論稿】等一批著作相繼問世。這一代學者篳路襤褸，為中國哲學的研究範式和學科創建，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整個20世紀蔚為大觀的中國哲學研究，正是得益於這個堅實的基礎。但是，『五四』一代學者的工作畢竟處於前無古人的草創階段，他們建立的中國哲學範式缺點非常明顯。因此，在對『五四』學者所建構的中國哲學範式的反思中，當代學者提出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總其要略，即認為『五四』一代學者還沒有徹底融會貫通中西哲學的內在思想和理路，從而將中西哲學思想進行比較簡單、粗糙的對接。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都是基於19世紀的西方哲學觀念。這些問題給後來的研究者帶來很多困難和障礙。很顯然，這些看法基本上還是在『五四』一代學者建構的中國哲學範式之內的探索和思考。

然而，還有一些學者對於『五四』一代的學者的批評則十分尖銳，甚至完全否定了他們的工作價值。這類學者的根本看法也可以歸結為一點，即認為中國古代先哲的思想在整體上與西方的哲學範式不能兼容。而如果我們用西方哲學的範式將他們的思想硬性轉或整合，則必然造成中國古代思想的變異、遺漏甚至消失。他們舉證很多具體的概念、範疇，例如『道』、『氣』、『理』等，以及像『有生於無』之類命題，論證其與西方哲學範疇和思維邏輯之間的不可互釋以及不可通約性。這類批評者還有一種深深的憂慮，覺得再沿着『中國哲學』的範式進行研究，古代先哲思想的菁華、我們的國粹就會喪失殆盡。這裡也展示出一種邏輯：他們正是由否認『五四』學者建構的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延伸到否認整個中國古代哲學的『合法性』。

我並不否認這些具體的論點和論證。問題在於，儘管『五四』一代學者所建構的中國哲學範式存在很多缺陷和問題，但是他們所建構的這個範式是否完全不能成立，從而不具有『合法性』？批評『五四』一代學者的這些具體的論證，能否整體性顛覆『中國哲學合法性』的結論？

古代中國先哲的思想與希臘哲學家的思想具有本質的統一性。這一點我們無需再作贅述。問題的關鍵在於今日的中國哲學研究範式，是否在本質上遺漏、丟失甚至毀棄了古代先哲的思想。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也有大道可循。首先，從根本上說，學術的發展就是不斷創造和揚棄的過程。即使在中國古代也不例外。例如，孔子死後『儒分為八』，除了思、孟學派和荀子之外，其他儒家學說在歷史中也漸漸消失，不能見到清晰的師承。現在出土的相關簡帛只是一鱗半爪，不見全貌。【漢書·藝文志】所謂『九流十家』之說，有很多家我們現在也所知甚少。墨家學說，特別是與邏輯相關的諸多名家命題的原本含義，今人則基本不解（例如『山與澤平』、『今日適越而昔至』等，今日一些解釋非常牽強）。而從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代理學、明代心學直到清代樸學，每一時代都有一個時代的學說。在新知識產生過程中，舊的知識遺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而且，試圖復原和回歸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原義，只是一種理想，永遠不可能實現。無論人們如何皓首窮經、搜腸刮肚，也不可能展示孔孟老莊等人說話的原初意指。以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為代表的當代哲學解釋學，揭示了知識和學術發展的這種規律。可見，以造成中國古代學術和思想的遺失為理由,來譴責、否定用哲學範式研究古代中國學術思想，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用現代哲學語言來表述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不可能完全切中其意涵，甚至有較大的疏離，也是學術研究不可避免的問題。即使在西方哲學中，不僅古希臘語、古拉丁語具有其他語言難以翻譯的詞彙，近代的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等也有只能以本民族語言表達的思想（例如Dasein）。但是，這些不能解決的難題都不能成為否定普遍的哲學範式存在的理由。哲學在西方包括俄羅斯，是一門沒有任何爭議的學科。因此，漢語與西方語言的差異，現代語言與古代語言的差異，不會影響人們對於哲學的基本問題所達到的共識，也從來沒有阻擋世界哲學的研究和蓬勃發展。而思想的差異和理解的艱難，從某一方來說，也是哲學學科的一種特徵。所有的哲學問題和思想理論，絕對不可能像數學公式那樣明晰。由此可見，儘管現代漢語對於古代中國學術思想的表述有種種缺憾，儘管哲學術語與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有一定的疏離，儘管哲學與『四部之學』具有一定的差異，但這些缺憾絕不是否定建立古代中國哲學的充足理由。現代中國的學術沒有任何理由自說自話，自絕於世界知識體系之外。

因此，儘管在範式、體例、術語和甚至核心命題方面，『五四』一代學者的中國哲學著述在今日存在很多爭議。但是，這些著述畢竟為今天中國哲學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脫離這個基礎則很容易失去中國哲學研究的科學性。這些著述中存在的問題，是中國哲學研究前進中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恰好能夠推動中國哲學的進步和發展，並在世界哲學的平台上真正實現中國哲學的創造和輝煌。因此，今日中國哲學研究，首先應當在胡適、馮友蘭、湯用彤、張岱年等人建立的中國哲學範式基礎上前行，同時必須有批判意識和超越的視野。而要實現對於『五四』一代學者的超越，必須具有堅實的西方哲學尤其是20世紀哲學訓練，必須沉潛浸入『四部之學』內部脈絡，在中西學術的本質層面，實現哲學學科的對接。

    【莊子】哲學研究中的問題及其與『國學』之關係

【莊子】的哲學研究也同樣存在一些重大問題。這些問題的要害之處，就是討論一些不屬於哲學範疇的命題和概念，偏離了哲學的範式。例如很多研究【莊子】哲學的著述，將『精神自由』、『心靈超越』等話題作為討論的核心問題。這些問題與其說是哲學問題，倒不如說是宗教問題。因為在現實中，每個人的行為都會受到法律、倫理等規範的約束，不能完全自由。但是，人們的精神和心靈是自由的。每個人都可以任意想象自己的生活，選擇自己崇拜的權威、偶像和趣味。沒有任何世俗的力量可以阻擋人們的精神自由和心靈超越。而且只要在行為中遵紀守法，也允許人們對於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法律進行懷疑。可見在世俗生活中，精神自由、心靈超越從來不是問題。只有在宗教領域中，信仰不屬於理性，不允許教徒對其基本信仰進行懷疑和挑戰，宗教要掌控人們的精神和心靈，因此才會討論精神和心靈的歸屬問題。實質上，在宗教中只有信仰的精神自由，沒有不信仰的自由。否則則為異端。

還有一些學者提出【莊子】中的『心性』問題，雖然與哲學問題相關，但這個問題在一般的討論中語義被混淆，內涵模糊不清，基本上游離了哲學的範式。僅在漢語層面，我們知道『心』可指心靈、心臟、精神等等，『性』可指本性、性情、性格、人格等等。如果要對應英文概念，『心』可指mind、heart、spirit等，『性』可指nature、character、personality等。而把『心』『性』二字結合一起，其意涵至少有幾十個組合。可以推論，由此類話題揭櫫『【莊子】哲學』之深意宏旨，不免大而化之，不着邊際。如果【莊子】哲學研究只是圍圈在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中，那麼，嚴肅的學術界實在無法對此進行正常的思維對接。這些話題實質上就只能成為一些人的『獨白』了。

而與此同時，【莊子】中很多極為精湛的哲學思想卻被遺棄或者遮蔽，例如【莊子】精微而系統的懷疑論哲學可與古希臘懷疑論媲美，【莊子】高妙的語言哲學可與20世紀語言哲學相通，等等。這些地方像未開墾的處女地，至今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寶藏深埋在文本之中，沒有被開光、發掘。

此外，【莊子】的哲學研究也很容易與『國學』糾纏不清。眾所周知，在『四部之學』中沒有『國學』概念。『國學』名詞的出現與近代西學東漸相關。由於新文化運動，西方現代學術觀念及其體系幾乎全盤引進中國。在這樣的大潮之中，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被人們棄之如敝屣。因此，自19世紀末葉起就有人擔心中國傳統文化會落入消亡的命運。他們試圖力挽狂瀾，在西方學術的洶湧大潮中守護中國傳統的學術。於是，他們將所有西方知識統稱為『西學』，將中國傳統學術統稱為『國學』，以『國學』與『西學』分庭抗禮。至20世紀30年代，出現了以『學衡派』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以『昌明國粹』為口號，創辦刊物，大力宣揚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可見『國學』是與『西學』相對的概念。與『國學』名稱相應的還有『國醫』、『國樂』、『國術』、『國文』、『國語』之說等等。但是，當時『國學』的教學與研究活動，基本上被安置在『書院』這些現代教育的邊緣地帶。

應該強調的是，20世紀上半葉倡導『國學』者的目的，是在現代學術體系（實質上也是西方的學術體系）之中，把中國人的學術創造及其成果，與西方人的學術創造及成果區別開來。『國學』的概念並沒有涉及用中國古典學術分類即『四部之學』，來替代現代學術分類。從『國醫』、『國樂』、『國術』、『國文』、『國語』等名詞即可知，這些名稱還是對接現代西方學術中的醫學、音樂、體育（武術）、文學、語言等學科，而不是經、史、子、集四部之稱。

今日中國又重現『國學』熱潮。不但各種『國學班』遍及各地，網絡和民間的『國學』更是風生水起。著名學府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都相繼成立國學院。如果是加強對於傳統學術的基礎訓練和古籍整理，引導大眾閱讀經典，重溫傳統，這些當然是有益無害之舉。但不可否認，今日流行語中『國學』的所指仍然含混不清，不像『儒學』所指那樣明確。有很多人用『國學』來專指研究古代中國的文學、歷史、哲學、考古、語言學等學問，『國學』一詞在這裡也只能是一種模糊的劃分和說法而已。正因為如此，近年來高校成立的國學院，其教學和研究基本上還是延續現代學科分類進行操作運行。幾乎所有這一類國學院的課程設置、專業方向以及學位授予等活動，還是按照文學、歷史、哲學、考古、語言學等現代學科進行。因為現實很無情，如果用傳統的四部分類方法來進行這些國學院教學和科研，我們無法想象如何進行日常運轉。此外，四部之中除了包括今日人文學科的文、史、哲、考古等學科，也包括今日所有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知識。按照『四部之學』的『國學』教學、科研，是當下國學院所無法承載的。

由上述可知，作為諸子學的傳統【莊子】研究，理所應當屬於『國學』範疇。而作為現代學術的【莊子】哲學研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國學』之外，因為今日諸多國學院的課程和科研項目與『【莊子】哲學』是吻合的。這種約定俗成的力量給今日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也帶來很大的誤區和混亂。可以想象，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國學』一詞仍然會使用，而且紅火。但是，我們一定要明晰『【莊子】哲學』與『國學』只是在某個約定俗成的意義層面相交，明晰『【莊子】哲學』是完全不同於『四部之學』的現代學術範疇。在具體的語境中，我們要防止『國學』一詞造成的誤會和誤區，並由此帶來學術的混亂和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