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有多變態才會把民族英雄鄭成功說成『倭寇』？

真如高曉松所言，鄭成功是個『大倭寇』嗎？

文：楊津濤

來自：短史記

圖：高曉松在節目中稱鄭成功為『大倭寇』

近日，高曉松在其主持的脫口秀節目【曉說】中，稱『鄭芝龍就是海盜頭子』『鄭成功繼承了他爸，成為了整個海盜的大頭子』，且說鄭成功是『如假包換的大倭寇』。

鄭氏父子真如高曉松所說，是『海盜頭子』、『大倭寇』嗎？

鄭芝龍的亦盜亦商與亦官亦商

1、年輕時加入海商集團，從事外貿活動

要探究鄭芝龍、鄭成功事業的真相，必須從明朝的海禁說起。明朝建立後，長期實行海禁，商人無法正常出海貿易，導致走私猖獗。這些走私商人往往自帶武裝，兼具海盜的性質。隆慶元年（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後，依舊嚴禁中日貿易。

清朝入關後，恢復海禁政策，加上葡萄牙、荷蘭殖民者的侵入，中國外貿商人的處境更為艱難。鄭氏父子即崛起於此時，成為海上貿易的霸主及保護者。

鄭芝龍1603年生於福建安平，18歲時投奔在澳門經商的舅舅黃程，開始接觸外貿並學習葡萄牙語。後隨黃程到日本做生意，並加入李旦領導的海商集團。當時李旦的走私生意遍及台灣、日本、菲律賓等地，和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都有貿易往來。

依靠李旦的信任，鄭芝龍建立起了自己的商業網絡。1622年，鄭芝龍奉李旦之命，到台灣給荷蘭人做葡萄牙語翻譯，同時監控荷蘭人動向。在此期間，鄭芝龍了解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經營方式，並參與了一系列對中國商船的勒索及打劫活動。

1625年李旦去世，鄭芝龍繼承他在日本、台灣的商貿基地，成為獨立的海商集團領袖。①

2、中期曾轉行做海盜，攻擊朝廷水師，劫掠商船百姓

鄭芝龍獨立之後，大舉騷擾福建沿海地區，波及浙江、廣東等地，被明朝官方文件稱為『海盜』、『海賊』或『海寇』，說他『聯䑸二百餘艘，往來閩粵之間，劫掠商漁』， 時常『擄船殺兵，焚毀官民房屋』。②

學者楊國楨認為，鄭芝龍這種一反李旦時代的做法，與海商集團內部的權力變化有關：

『李旦在官場上的保護傘是俞咨皋。俞咨皋系名將俞大猷之子，……他在朝廷的靠山是魏忠賢的義子……吳淳夫，雙方有兒女婿的姻親關係。俞咨皋襲泉州衛指揮僉事，天啟初任南路參將，升副總兵管福建水軍南路事，駐紮廈門（筆者註：當時稱『中左所』）。天啟四年，俞咨皋奉命出師澎湖時升福建總兵，建議福建巡撫南居益通過許心素請出李旦居間斡旋，使荷蘭人撤出澎湖，可見他們關係非同一般。……俞咨皋因而握有控制海峽兩岸海洋商業的權力。李旦死後，俞咨皋起用許心素為把總，包攬與台灣荷蘭人的貿易。鄭芝龍據說是不能忍受許心素的敲詐揭竿而起的。』

鄭芝龍『轉行』做海盜後，屢次擊敗福建水師與荷蘭船隊。1628年，鄭芝龍攻入『中左所』，逼走了俞咨皋，不久又殺許心素。自此縱橫東南，成為當地海洋貿易的主宰者。據崇禎元年兩廣總督上奏皇帝時的說法，鄭芝龍所部武裝力量相當強大：

『其徒黨皆內地惡少，雜以番倭驃悍，三萬餘人矣。其船器則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堅緻，入水不沒，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銃炮一發，數十裏當之立碎。』

不過，同熱衷燒殺的普通海盜不同，鄭芝龍的劫掠較為克制。據明朝官方的匯報，鄭芝龍『假仁假義，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不許擄婦女，焚房屋，頗與他賊異』、『常念求撫，所過戢麾下禁侵掠，放還所獲軍將。每戰勝，追奔，輒止兵。』

鄭芝龍的這種『自我約束』，與他出身於李旦海商集團有很大關係，他仍然希望回到『官商合作互利』的軌道上來。

3、接受明朝招撫後，鄭芝龍成為擁有官方身份的大海商

明朝廷無力征剿鄭芝龍，只能招撫。

1628年，鄭芝龍降明，被任命為海防游擊（後升為總兵）。此後，他打着為朝廷剿滅海寇的旗號，相繼消滅李魁奇、楊六、楊七、劉香等集團。在鄭芝龍掃平競爭對手的過程中，原有的海盜、海商集團都被統一在鄭氏旗下，中國東南部失控多年的海上秩序，由此得到重建。從此，海上出現『商舶出入諸國者，得芝龍令乃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的大局面。③

依靠官方合法身份，鄭芝龍一方面向商船徵稅，『每舶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充當海上貿易的保護者；另一方面繼續從事貿易活動，如將生絲、砂糖、鹿皮等走私到日本，大獲其利。鄭芝龍由亦盜亦商，蛻變為亦官亦商。

圖：荷蘭人所想像的『手執權杖的鄭芝龍』，出自Van Der Aa, Pieter繪製的地圖『Iles aux environs de la Chine où se tenoient autrefois les fameux pirates Yquen et Koxinga, suivant les mémoires d'un fidèle voyageur』。

鄭成功沒有做過海盜

1、鄭成功的海上貿易，集中於日本和東南亞

1628年鄭芝龍降明進入體制的時候，鄭成功只有4歲。1646年，鄭芝龍降清被軟禁。鄭成功擊敗從兄鄭彩，繼承了其父的海上事業，依仗南明朝廷賜封的『國姓爺』、『延平王』等身份及『反清復明』的名義，繼續擴大海上貿易。

鄭成功建立了嚴密的商業體系，其下設有山、海兩路，共10家商行，其中『山路五商』在杭州及其附近，負責外貿物資的採購，『海路五商』在廈門及其附近，負責物資的出口。④

僅同日本的貿易，即如日本學者統計的那樣：

『從1647年至1662年，入（長崎）港的中國船主要來自鄭氏勢力範圍內的地區，比如1650年來港的70艘中，來自鄭氏勢力範圍內的福州、漳州、安海有59艘 ，約佔80%以上，而且幾乎年年如此。』⑤

長崎是當時日本唯一開放的港口。

此外，鄭成功和今天的越南、泰國、菲律賓、柬埔寨、馬來西亞等地都有貿易往來。在台灣則依舊同荷蘭人維持生意關係。

2、鄭成功還打擊海盜，保護其他海商利益

在經營自家生意外，鄭成功依照船隻大小、貨物多少等，向其他海商徵稅，頒發貿易許可證性質的『國姓票』，以南明政權名義對海商進行管理和保護。

按規定納稅的海商，可免去鄭氏官兵的侵擾。鄭成功勒令屬下：

『官兵出征，派有船隻載運，官兵不許借坐給牌商船，或奉本藩調借，公事完畢，應即放回，勿得刁難，如違，致船戶稟報，本官兵梟示，將領連罪不貸。』

鄭氏集團也會出兵打擊海盜，保護航路。荷蘭文獻記載，海南島曾有一個名為Soulack（蘇利）的海盜，搶劫過往船隻，鄭成功派出海軍，使蘇利喪失了40艘戰船：

『(Soulack)徹底被從海上清剿出去，此事令海商特感興奮，因為海盜以前使來此地的航道失去安全，使那些海商遭受損失。』

在鄭氏集團保護下，荷蘭人等西方勢力不敢過分盤剝中國海商。明末以來，葡萄牙、荷蘭等國相繼來到東亞海域，他們通過向中國海商徵稅或直接掠奪獲利。鄭成功憑藉龐大的海上艦隊，極大地約束了這些西方勢力。

得知荷蘭勢力有意同清政府合作一起剿滅鄭氏集團的消息後，鄭成功於1656年頒佈了針對台灣（當時稱『大員』）荷蘭人的『貿易禁令』：

『本藩亦決定與大員斷絕貿易往來，任何船隻，甚至連片板皆不准赴大員。然而鑑於有中國人居住彼處……為此，本藩准其在一百日以內來回航行。在此時間之後，禁止大小船隻來往。』⑦

禁令頒佈後，荷蘭人被迫妥協，請求鄭成功恢復自由貿易。1661年，鄭成功攻佔台灣，除為獲得抗清根據地外，也有同荷蘭人爭取海上霸權的原因。

3、依靠每年200多萬兩的貿易收益，鄭成功才得以立足台灣從事抗清活動

鄭成功從海上貿易中獲得的收益極大。

有學者依照現有史料估算，鄭氏集團在海外貿易（不包括在台灣同荷蘭人的交易）中，每年獲利232萬~267萬兩白銀。而鄭成功所部最多時在15萬~18萬，每年軍費在白銀300~360萬兩之間，再加上其他支出，每年至少需要白銀400萬兩。也就是說，貿易收入約可支付其軍費的60%左右。⑧

因此，時人將鄭成功能在台灣維持抗清局面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其掌控下的海洋貿易：

『以海外彈丸之地，養兵十餘萬，甲冑戈矢罔不堅利，戰艦以數千計，又交通內地，遍買人心，而財用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這種貿易收入的總量之大、持續性之長，顯然非普通海盜掠奪可比。

圖：鄭成功畫像

鄭氏父子不是『倭寇』

高曉松稱鄭氏父子為倭寇，是不能成立的。

所謂『倭寇』，含義極廣，主要包括日本的海盜，及中國的海商兼海盜。按照明朝廷的說法：

『倭寇類多中國人， 其間有勇力智謀可用者 ， 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 ，為之嚮導。』 『雖概稱倭夷 ， 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

比如，著名的『倭寇』頭領王直所統領者，即主要是中國人，具有海商、海盜的雙重身份。

據日本學者石原道博的統計，中國史籍裏對『倭寇』的不同稱呼，多達216種。不管是稱之為真倭、偽倭，還是賊帆、荒夷，他們被定義為『倭寇』的前提是，必須和日本相關——或者集團中僱傭有日本人，或者乾脆自稱為日本人。⑨

鄭氏父子是否為『寇』（海盜）的問題，前文已有分析。至於『倭』，從目前史料來看，鄭芝龍、鄭成功集團雖然和日本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鄭成功的母系血緣），但沒有從日本招募過人員。

此外，在明朝的官方檔案如【明實錄】中，『倭寇』一詞最多見於嘉靖年間，隆慶、萬曆年間也不少。至天啟年間，已很少出現『倭寇』字樣。也就是說，在鄭芝龍、鄭成功活躍的天啟、崇禎及南明時期，所謂『倭寇』已經非常少見，不成為邊患問題了。

綜而言之：鄭芝龍早年掠奪商船，搶劫沿海地區，確可歸屬為海盜行徑；接受明朝招撫後，鄭芝龍成為擁有官方身份的走私海商。鄭成功接手鄭芝龍的事業後，一直奉南明正朔，從事海上走私貿易，也不是什麼『海盜頭子』或『大倭寇』。

圖：台灣延平王廟中供奉的鄭成功

注釋：

①⑦劉強：【海商帝國：鄭氏集團的官商關係及其起源，1625—1683】，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②方裕謹：【鄭芝龍海上活動片段】（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歷史檔案】1982年第1期；③方明：【明代海商與海上秩序】，【文史知識】2017年第9期；④鄧孔昭：【鄭成功與明鄭在台灣】，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5頁；⑤⑧楊彥傑：【一六五〇年——一六六二年：鄭成功海外貿易的貿易額和利潤額估算】，【學術評論】1982年第4期；⑥聶德寧：【明清之際鄭氏集團海上貿易的組織與管理】，【南洋問題研究】1992年第1期；⑨田中健夫：【倭寇：海上歷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89、90頁；⑩劉曉東：【明代官方語境中的『倭寇』與日本】，【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