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财新健康点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挂号大厅里,前来挂号的人们再也无需排着长队,全自助的挂号缴费机成为人工窗口的补充,刷刷手机就能完成挂号缴费流程。不远处的国家级远程医疗中心内,医生们只要坐在电脑前就可以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患者进行会诊。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挂号大厅里,前来挂号的人们再也无需排着长队,全自助的挂号缴费机成为人工窗口的补充,刷刷手机就能完成挂号缴费流程。不远处的国家级远程医疗中心内,医生们只要坐在电脑前就可以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患者进行会诊。 作为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委属委管的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国家队”的身份要求它需要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并推动全行业有效落实“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政策要求。于是,这里走在了实践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前沿,且其每一点创新变化都有可能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新动力。 4月26日上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这里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和中日友好医院互联网医疗服务有关情况。 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明确了医疗卫生行业将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部署要求,在“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上进行多方面的实践,比如探索向慢病患者开放院外处方、第三方药品配送,比如对互联网医院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进行严格的线上线下统一监管等。 而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孙阳也在介绍医院实践成果的同时提出了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目前来看,未来,互联网+医疗健康主要将重点布局优化医院管理与就医流程、完善分级诊疗两大方面。 放开处方药院外销售,完善分级诊疗“互联网+医疗健康”具体如何助力完善分级诊疗? 一方面,远程问诊、医联体等可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帮助患者留在基层,优化就诊流程和医疗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药店和医药流通企业搭建的软硬件平台,如在线问诊、医药电商等可以将医药产品直接或间接销售给患者,或整合大数据进行健康管理,完成从医到药的服务闭环。 在远程医疗方面,焦雅辉指出,“北上广等大城市以外的患者,尤其是中西部省份,包括农村的患者,可以不出家门就能够享受到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看上大医生、大专家,这就是大家说的远程医疗。” 作为国家级远程医疗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同时也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远程医疗管理培训中心和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所在单位。 目前,中日友好医院的远程医疗网络已覆盖全国各省区直辖市(包括澳门)近3000家医疗机构。孙阳介绍到,“自2015年以来,院年平均远程会诊量超过5000例次,为患者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据不完全估算,累计为基层患者节约综合就医成本约7000余万元。” 具体来说,在远程医疗的医联体内探索方面,2013年以来,中日友好医院利用远程医疗网络在北京市朝阳区东部医联体内开展远程会诊,累计完成放射、心电图、24小时心电监测远程会诊4957例;建立区域预约转诊平台,引导患者到社区首诊,通过转诊平台上转专科疑难疾病2697例,形成分级诊疗模式,有效促进了区域医疗的协同发展。 此外,在专科医联体建设方面,中日友好医院在呼吸、疼痛、中西医结合肿瘤等学科牵头成立专科医联体,在医联体内开展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诊断、远程教学查房、学术会议转播、线上技术培训、大型科研协同等业务。 据孙阳介绍,自2016年专科医联体成立以来,中日医院累计完成专科医联体内疑难危重症转诊2500余例、远程会诊985例、远程培训17期次(覆盖近一百万人次的基层医生)、累计96万人次、接收进修600人次。2018年3月月,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病与性病科牵头全国500多家医院,共同开发并上线了我国首款“黄色人种皮肤肿瘤决策辅助AI系统”。 在通过远程医疗解决“医”的难题时,互联网也在通过电商等方式解决“药”的难题。 发布会上,焦雅辉提到,借助互联网的力量,签约家庭医生会给患者提供适应的健康指导,对一些长期稳定的慢性病签约患者,需要调药或基层没有相应的药物,医生可在线开具处方,第三方配送直接把药物配送到家里。 此前,国办1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到:门诊患者可以自主选择在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购药,医疗机构不得限制门诊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处方药院外销售得到政策支持。而此次发布会上提出的“可开具在线处方”、“允许第三方配送”则向互联网企业发出了友善的信号。 突出互联网企业与医生个体责任在鼓励“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同时,相关部门也意识到监管和配套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作为近几年新兴的产品,此前并没有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法规出台。《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出台补充了这一空白。 发布会上,焦雅辉对如何对互联网+医疗健康进行监管进行了解释补充。她提到,相关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政策规定互联网医疗必须落到实体机构,即线上、线下统一监管。“而一旦发生了医疗不良医疗事件或者损害事件以后,除了主体医疗机构要承担责任以外,我们还要加大互联网企业举办的互联网医院的主体责任。通过加大主体责任,让互联网企业能够主动的履责,要对提供的服务和诊疗行为进行负责。” 在强调互联网企业主体责任的同时,政策也强调了对医生资质的管理。 焦雅辉表示,“现在全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联网医师电子注册信息库,在这个库里大家都可以查询到全国所有的医疗机构、医生和护士的信息,任何人登录这个系统都可以查到。”她提到,对医生进行在线诊疗的数字身份认证,可以保证网上问诊全程留痕、可追溯,方便对医生的诊疗行为进行全程监管。 此外,针对互联网医院由哪一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许可证、怎么验收、如何监管等问题,焦雅辉进一步表示,国务院文件印发后,卫健委正在研究关于互联网医院的管理办法的配套文件,对“互联网医院”进行界定,明确互联网医院登记注册流程等。 对于大众所关心的“在线问诊是否会分散医生的精力”这一问题,焦雅辉做出了解释。她提到,对于互联网问诊来说,“线上、线下”不是一定要分为8小时以内、8小时以外的。 “我们的医生不仅仅是像传统的、大家理解的那样,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才能在互联网上给患者看病。除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提供服务以外,他在医院工作的时间之内,也在利用互联网技术为患者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多点执业政策的颁布也表明了国家在鼓励医生利用碎片化时间服务患者的决心,但不少医院并不愿意医生利用互联网工具。2016年6月 ,同仁医院两位主任就因未经批准多点执业及分流病人等原因被免。 I版权声明 本文源于“财新健康点”,作者/郑琪,版权归权利人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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