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全志】所傳播的中國文學

1735年，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主編的【中華帝國及其韃靼地區地理、歷史、編年、政治、自然之描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譯習稱【中華帝國全志】）刊行於巴黎。直至19世紀末，這部匯集了此前百餘年間入華耶穌會士言說中國成果的巨著，成為西方認識中國的重要知識來源。【中華帝國全志】皇皇四卷本，約2500頁，涉及中國的方方面面，而論說或呈現中國文學的部分主要集中於第二卷、第三卷。

第二卷所收錄的『中國文學』作品，以今日的眼光看，主要指文化經典，這也間接反映了【中華帝國全志】刊行之世西方人對littérature（文學）觀念的理解。該部分先有編作者對『中國文學』的總述，其後所收為中國『一等經書』（【易經】【書經】【詩經】【春秋】【禮記】）及『二等經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小學】）的簡介和節譯。【書經】【詩經】的節譯系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Henry de Prémare，1666—1736，1698年入華）所譯，【書經】部分作四段，分別收錄【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仲虺之誥】，【咸有一德】，【說命】。【詩經】部分收詩八首：【頌·敬之】【頌·天作】【大雅·皇矣】【大雅·抑】【大雅·瞻卬】【小雅·正月】【大雅·板】【大雅·盪】。這些篇章，均述及『天』『上帝』『皇天』『昊天』這些字眼兒。

結合具體文本來看，如【大雅·抑】『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譯文作『上天明分善惡，憎貴眷卑。我可有一瞬犯天，以求苦生一時之樂』，富於天主教意義的『憎貴眷卑』一語為譯文所衍，顯然是譯者加入了個人理解。又如，【大雅·瞻卬】被解釋為『關於人類之墮落』，【小雅·正月】被解釋為『悲嘆人類之苦難』。後詩譯文有兩處值得注意：一處原典作『謂山蓋卑，為崗為陵』，譯文改作『瀆教之人，顛倒高下』；另一處譯文添加了『其罪累累』一句。『瀆教之人』（Impies）的添加便於從對立面來『確證』中國古代的天主信仰，而『罪』（péchez）這樣富於天主教意涵的語彙加入其中，也容易賦予中國原初文化以天主教色彩。【大雅·板】譯文又被註明是『同一主題』，即『悲嘆人類之苦難』。詳察【中華帝國全志】所收八篇【詩經】譯詩可見，對上帝、昊天的威嚴的強調，對人類『墮落』『苦難』等字眼的反覆灌輸，自然容易使當時的歐洲讀者在中國經典中讀出與天主教教義相契合的道理，然而實際上這只是譯者的想像。

其後所收六種『二等經書』，系編者杜赫德轉譯自法國耶穌會士衛方濟（François Noёl，1651—1729，1687年入華）的拉丁文譯本【中華帝國經書六種】（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1711年刊於布拉格）。就【孟子】而言，孟子『道性善』，這與天主教『人有原罪』的基本教義相悖；且孟子主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成為古代中國男子納妾的一大理據，而納妾與天主教『十誡』中的『毋行邪淫』相悖，成為中國男子入教的障礙。因此，從入華伊始，耶穌會士雖附和先秦儒典，對孟子卻往往持迴避態度。1687年，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1659年入華）在巴黎出版了【中國哲人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文標題為【西文四書直解】，名曰『四書』卻無【孟子】，很可說明問題。相較於前作，在對待孟子的態度上，【中華帝國全志】表現出一種轉變，不再迴避，轉而選刊和徵引，這也傳達出當時西方漢學開始有所轉變的某些跡象。

如果說，【中華帝國全志】第二卷所呈現的『中國文學』，以後世的眼光看，系文化而非文學經典，那麼，該書第三卷所收法國耶穌會士殷弘緒（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1699年入華）譯自明代抱瓮老人所編【今古奇觀】中的三篇小說【呂大郎還金完骨肉】【懷私怨狠仆告主】【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及馬若瑟譯自【元人雜劇百種】的元人紀君祥所撰雜劇【趙氏孤兒】，則是地道的文學作品。【中華帝國全志】使來自遙遠東方的三部小說和一部戲劇得以與西方讀者見面，【趙氏孤兒】自此成為在西方影響很大的中國劇作。法國學者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據此創作了【中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1755年在巴黎上演，將事件發生時間移至宋末，塑造了一個一代梟雄受道德感化的故事。【趙氏孤兒】在歐洲其他國家也有改編作品。

在談論中國詩歌時，【中華帝國全志】稱：『中國人所撰作的詩歌，很像歐洲人所作的十四行詩、迴旋詩、抒情詩、歌謠。他們的詩句有一定單音字的字數限制；他們所作詩句有的很長，有的很短，長短句相交織，由此造成韻律的多變與和諧。詩句之間的關係取決於韻腳、字義，聲調多變悅耳。他們另有一種詩，不在乎韻腳，而用一種反襯來表達思想。例如，如果第一句寫春，第二句則寫秋；第一句寫火，第二句就寫水。這種作詩方式自有其藝術與難度。他們的詩人有熱情，他們的表達常常富有寓意，他們知道如何恰當地使用形象，使詩風更為活潑而感人。』在談論中國小說時，【中華帝國全志】稱：『中國作者不僅寫作他們帝國的歷史，還利用他們的天分和才能撰作不同樣式的小故事，有趣又有益。這些故事類似我們近幾個世紀很流行的小說（Roman），不過有一個區別：我們的小說多為一些風流韻事或奇思妙想，旨在愉悅讀者，這些小說儘管可以混合着藝術的熱情娛人，但有時也變得非常危險，特別是在青年人手中。與之不同，中國的小故事常富教育意義，囊括了重整風俗的精當格言，總是旨在實踐某種道德。這些故事通常混入四五句詩，以使敘事更為生動。』

應該說，對於中國詩歌的詩句形式、押韻方式、反襯對比、意象使用，對於中國小說的教化功用、敘述間雜入詩句的形式，【中華帝國全志】的陳說都較精當，對中國文學有一定的認識，為西方讀者帶去了準確的信息。

由【中華帝國全志】所傳播的中國文學可以看出，作為西方漢學發展史上的巨著，該書同諸多漢學著作一樣，一方面向西方讀者傳達了關於中國的真知，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上編作者的主觀色彩。對於此類跨文化作品，我們需就具體內容進行具體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這一時期中外文學交流的特色。

（作者：張明明，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