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杜甫詩歌中的君子情懷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的一個秋日，棄官遠遊、客居秦州的杜甫，在洪波蕭瑟、涼風乍起之時向湖南方向眺望，心中牽掛着遭貶遇赦的好友李白。秋風過面，雁影飄搖，萬千感慨憑空而起，一句『君子意如何』（【天末懷李白】），語淺情深，意蘊豐富，既包含了對友人關切的詢問，也隱含着對好友人格的稱許——君子。相信讀到此詩的李白是能夠領會並認可杜甫的這種肯定的，甚至還會露出『君子惜君子，文才敬文才』的會心微笑。『君子』這個詞，在他們所生活的大唐甚至整個古代中國，都是對文化人格最高的稱許。

杜甫的人生理想自幼年起就是深植事功的：『七齡思即壯，開口吟鳳皇。』（【壯遊】）杜詩不同凡響，自有聖人境界。鳳凰是中國文學中的高尚意象，雄鳳雌凰『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莊子·秋水】），『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山海經·南山經】）。鳳凰是預示國泰民安、幸福美好的祥瑞，也是仁民愛物的君子所喜愛歌詠運用的文學意象。相傳文王時鳳鳴岐山，乃有周室八百年興昌之兆，鳳凰也因此成為聖君、明君的象徵，鳳凰的出現，也意味着君臣和合、百姓安樂。『開口吟鳳皇』時的杜甫，彼時也許還沒有高遠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稷契理想，但終其一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得意時言『官忝趨棲鳳，朝回嘆聚螢』（【秦州見敕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失意時嘆『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北風】）；老病交加時感『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皇』（【入衡州】），無論人生處於何種境況，鳳凰都是杜甫想致君堯舜、有所事功的君子理想的寄託。

令人遺憾的是，這位至死不忘憂黎民的詩人，終其一生都只能以『野老』自居，真正踏上政治舞台的日子屈指可數。但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杜甫都始終保持着渴望君臣遇合的君子理想。在杜詩中出現最多的古人形象是諸葛亮，在【蜀相】【詠懷古蹟五首】【武侯廟】【八陣圖】【古柏行】等詩作中出現了30多次，並且很多詩都是單獨為他寫的。諸葛亮以智慧著稱於世，但杜甫所稱許的卻不是他的巧算和機謀，而是其與劉備君臣遇合的幸運機遇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守臣德行，對他的反覆吟詠諸寄託了杜甫致君堯舜、竊比稷契的君子理想，既是托古抒懷，也是自我激勵。

如同李白以大鵬意象代表了謫仙人一飛沖天、無所羈絆的自由情懷，杜甫喜用鳳凰意象也是其仁民愛物的君子思想的象徵，其本質是以人為本的君子情懷。以人為本，是儒家思想的邏輯起點和理論支點，孔子曰『仁者人也』（【中庸】），孟子曰『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正是這種仁者情懷，使杜甫對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體察入微。杜甫客居夔州時，有位老婦常在他門前打棗，後來草堂被一個吳姓晚輩親戚借用，這位新房主就在庭院中築起了籬笆。看到這圈嚴整而又隔絕的籬笆，杜甫殷殷切切地寫下了【又呈吳郎】：『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詩人甚至注意到，那無助的老婦人來打棗時，其實是充滿無奈、慚愧和恐懼的。正是這種君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將心比心的細膩與體貼，使杜甫的詩歌總是與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新婚即別的夫婦，老無所依的征夫，顛沛流離的百姓，音信杳無的親人，面對普通人的命運，杜甫的君子之心是那麼柔軟；而對長安水邊的麗人，對那些泡着溫泉品着駝羹的權貴，杜甫的君子之心則是無比的激憤：『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杜甫的君子之心不是小人儒的為己，不是鄉愿儒的附勢，而是君子儒的大庇天下蒼生。

杜甫的詩作中總是流淌着讓人敬佩和感動的君子情懷：在雨腳如麻、屋漏難眠的夜裏，他盼望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巨大哀痛中，他想到是『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自己受祖父的蔭護，無須繳租稅無須服兵役尚且如此困苦，那些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該是如何淒涼呢？明清易代之際的詩人盧世曰：『【赴奉先】及【北征】肝腸如火，涕淚橫流，讀此而不感動者，其人必不忠。』（【杜詩鏡銓·卷四】）倘使不糾結於『忠』這個概念，是否可以說讀杜詩如果不能夠被其中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君子情懷所感動，其人必不是君子呢？

儒家的君子形象最令人動容的，還是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道德操守。孔子周遊列國，累累若喪家之犬，卻自信天生德於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從未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杜甫的人生更是『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雖然預知『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人生結局，也從未放棄對君子人格的堅守。『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意識是君子人格的重要表現。杜甫的自省精神甚至是求全責備的，面對自己身上所負的任何一個社會角色，他都會陷入沉痛的自責：幼子餓死，他說『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家徒四壁，他說『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自己身陷囹圄無法搭救落難的朋友，他說『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戰亂頻仍，國事衰蔽，他說『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題省中院壁】）。真誠的自我批評既需要正視自我的勇氣，也需要見賢思齊的情懷，杜甫的這種自省意識，是儒家君子不憂不懼的立身之本，也是君子人格的美德之一。

在杜甫的詩歌中，這種待人以忠，待事以敬的精神集中體現在忠君愛國的情感和現實的選擇。公元756年6月，安祿山的叛軍攻破潼關，同年8月，剛任微末官職的杜甫隻身投奔唐肅宗的行在靈武，不幸被叛軍捉拿帶往長安。叛軍在長安建立了偽政府，很多唐朝的高官如宰相、駙馬等被迫於此任職，這份名單裏也有一些熟悉的名字，比如王維。

此時此刻的杜甫卻做了完全不同的選擇，也許是因為兵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官職太小沒有引起偽政府的注意，8個月後，杜甫成功逃出長安，九死一生地來到了肅宗的行在鳳翔。他在詩中記下了君臣相逢的情景：『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丑。』（【述懷一首】）只要對中國古代生活、古代人物、古代文化能夠具有歷史的眼光、時代的意識和同情的心態，那麼，無論什麼時候，讀到這樣的詩句，都會對眼前這幅山河飄零、國運頹敗中的君臣重逢畫面而感慨萬千，心存敬意的，這敬意不僅來自杜詩圓融的藝術手法，更是來自作為中華民族精神標識和價值準則的君子人格。

    （作者：趙玉敏，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