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故事】中医药应急担使命立伟功

编者按：2003年春天，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肆虐中国，中医人奋起搏击，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SARS一役使得中医药的应急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也使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步入快车道。

今年时值抗击SARS成功15周年，本报特别选取了位于两个疫情较重地区的两所医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和广东省中医院。这两所医院一所被国务院指定为临时SARS专病医院，一所创造了SARS死亡率最低纪录。记者采访亲历这场战斗的医护人员，穿越15年，呈现他们抗击SARS的经历和成果，以助推动中医药在公共卫生服务中更好地发挥优势，服务民众。

2003年5月12日，悬挂在中日友好医院外的千纸鹤。　

2003年，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与非典患者在一起。　

仝小林：我们用纯中药成功挽救11例患者生命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糖尿病研究联盟主任委员，时任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糖尿病科主任、临时SARS医院病区主任）

2003年5月8日下午，在中南海召开的『在京名中医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问，是否可以用纯中医药治疗SARS？坐在她对面的我说：『可以试一试。』

回到医院，我向时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何慧宇、医务处副处长石效平汇报后，医院同意尝试用纯中药治疗SARS。SARS中医治疗小组开始接收经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但未经过西药治疗的初诊SARS病人。

我们治疗小组从中医的瘟疫理论出发，使用4月份以来总结出的『肺毒疫四期八方』中医治疗SARS方案，同时做到不使用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剂及抗生素，疗效非常理想，成功地挽救了11例患者的生命。我们以此为经验撰写了世界唯一一份纯中药治疗SARS的报告，被收录进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世界卫生组织还立了专项，研究我们的中医治疗方案。

15年过去了，我们欣喜地看到，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药的应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要结合SARS救治经验以及其他慢病的诊疗经验，在现代医学诊断的前提下，按照中医的思维，分类分期分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谋求中医药的长远发展。

田晓琦：SARS是我的中医急救第一课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二病区护士，时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二病区护士）

SARS疫情开始的时候，我是刚刚进入中日友好医院的一名护士，得益于前辈们的帮助，我才顺利完成了非典救治任务。

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很多急救经验，更被前辈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染。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做一名中医人。

15年过去了，我已经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中医护理工作者，在中医护理方面，我也有了更深的体会。面对医疗服务行业新常态，面对患者护理服务新需求，中医护理也正迎接新的机遇，开创新的局面。

贾洪：传染病救治，从被动迎战到主动出击

（已退休，退休前任中日友好医院门诊治疗中心护士长，时任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糖尿病科护士长）

SARS初期，医疗防护装备只有口罩、帽子充足，目镜、拖鞋、隔离衣等短缺，没有『猴服』，工作时眼睛、耳朵等都暴露在外。工作分区也较为简单，消毒设施简陋。一段时期后，各项医疗防护装备才逐步齐全。

SARS后的15年里，政府加大了对卫生应急工作的支持。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在机构建设、设备配置、人员配备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对新发传染病等疾病的监测和应对能力不断提高。2014年，甲流疫情发生时，不仅有完善的应急预案，防护装备也更加齐全。

中国疾病防控从疲于应付到从容应对，从被动迎战到主动出击，从各自为战到多方联动，已形成覆盖全国的疾病防控、传染病救治体系。

石效平：医患关系取决于信任

（已退休，退休前任中日友好医院医务处处长，时任中日友好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在进入SARS病区之前，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儿子问了我一句话：『有生命危险吗？』我说：『可能有。妈妈要是回不来了，你会怎么样？』电话那边的儿子长时间沉默，我以为他哭了，可我儿子的回答：『妈妈，我在给你敬礼。』

当时医院外面拉了封锁线，每天都能看到附近的百姓将叠好的纸鹤放在封锁线上。

15年过去了，回忆起SARS时期的医患关系，我还是无比怀念。反思当今的医患关系，我们应当从『信任』二字出发，医患关系取决于『将心比心』，每个医生都应该敬畏自己的职业，因为他们时刻攥着病患的生死。

2003年，进入病区前，广东省中医院医护人员在互相帮忙穿戴隔离服。

2003年，广东省中医院医生杨志敏、林琳在香港援助抗非。

吕玉波：中医药应急预案更加完善

（广东省中医院名誉院长，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院长）

在抗击SARS期间，我院虽共有77名医务人员染病倒下，但没有一个医务人员退出，更没有拒收过一名患者。

有两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我院护士长叶欣因感染SARS病危，我看望她时，她丈夫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叶欣一辈子热爱护士工作，希望过世后能穿一身全新的护士服；二是用叶欣留下的钱慰问因为治疗叶欣而感染的医务人员。这些『要求』使我流下眼泪。

第二件事是国医大师邓铁涛当时当面鼓励我：『战胜非典，中医是个武器库。非典对于中医来说，是个挑战，也是大显威力的机遇。』 这句话我至今仍铭记在心。

抗击SARS一役，推动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15年来，中医药已经成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规军』。15年里，广东省加大投入，率先筑起『防疫大堤』，公共卫生体制和中医药应急预案都更加完善，对疫情的监测及科研能力与以往也不可同日而语。

杨志敏、林琳：SARS促中医药进入香港公立医院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时任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院长助理）：

在疫情发生初期，对于如何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确定是否有效。但实践告诉我们，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下，患者平均的退热时间短、退热后不反复，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是有效的。

时任香港医管局专业及公共事务总监的高永文带着专家到我院深度考察后，邀请我院医疗人员去香港地区援助抗击SARS。那段和同事在香港与当地医护人员携手抗击SARS的日子我终生难忘。

林琳（广东省中医院大呼吸科主任，时任广东省中医院呼吸科主任）：

在香港抗击SARS使香港很多专家看到了『中医抗非』的有效性和必要性，打破了中医药不能进入香港公立医院的历史，香港公立医院开始设立中医门诊。

15年过去了，在香港的医疗卫生体系中，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及康复保健等方面，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忠德：挺过『生死关』，无悔中医人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时任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主任）

2003年2月28号晚上安顿好病人后，我感觉到浑身极度无力，持续高热、肌肉酸痛、头痛欲裂、口干、腹泻，我非常清楚，自己感染了SARS。

感染后的第7~18天是最艰难的日子，当时我呼吸困难，护工每喂我喝下一口汤，我都要喘3分钟。第19天早上，病情有了转机。我呼吸变得轻松了一点，胸部的压迫感减轻了。我立刻拿起手机给院领导、亲朋好友发去短信，只写了四个字：活着真好！

在感染SARS的日子里，我是在中医药的调理下逐渐康复的，中医药在治疗危急重症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回顾那段经历，我想告诉后辈，要珍视自己的生命，不去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当国家和民族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之服务，这是义务，更是责任。

张敏州：面对疾风，劲草更劲

（已退休，退休前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大科主任，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2003年1月25日， ICU收治全院第一例重症SARS病人，拉开了与SARS斗争的序幕。70多个日夜里，ICU共收治了二十多例重症SARS患者，他们病情变化快，传染性极强。在救治过程中重症医学科先后有17位医护人员受感染。昨天和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今天可能就会倒下，所有医护人员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没有任何『总动员』，也没有什么『奖赏』， 除了多加防护外，查房、抢救一切如常。

疾风知劲草，如果说疾风代表SARS，劲草就代表医护人员。15年后，重症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院开设了高频通气、俯卧位通气、临时起搏、经皮气管切开等项目，并开展八段锦序贯养生操促进患者康复，将中医药与现代技术结合，不断提高临床疗效、创造医学奇迹。

欧阳红莲：中医不只能解决『小病小痛』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2003年3月2日，我正在休产假，突然接到曾影红护士长的电话，她说：『欧阳，科室有好几个人都病倒了，能不能提前回来？』当时我想，作为科室的骨干我应该回去。

回到医院，原本封闭的ICU大门敞开着，无数个落地扇、小风扇在大厅、窗台上旋转，穿着厚厚的隔离衣、戴着厚厚口罩的同事们忙碌着，这个场景我记忆犹新。

15年了，一个ICU已经扩大成为5个ICU，每个ICU都有主攻方向。在老百姓眼中，曾经只能解决『小病小痛』、解决内科问题的中医，已经改变。

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秉承『抗非』精神，团结奋进，创新发展，把真诚与关爱、和谐与健康传递给每一位患者。(徐婧)

（A）